“西化”与“改革”：格格不入？还是“貌离而神合”？


──评王鹏令“西化派的困境

及其与改革派知识份子的分野”说──

1999.9.2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721062135/http://asiademo.org/gb/index.htm

王鹏令的“西化派”，说白了，就是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

化派”。他的“分野说”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政治逻辑思维基础上：

即中国大陆的改革是共产党主导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运动，是在所谓

的四项基本原则大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承认这一大前提的皆属改革派

知识份子。一般而言，他们包括体制内改革派或改革的温和派。相

反，凡体制外的力主全面变革的的社会精英，或与邓路线与方略相冲

突的改革思维与主张者，无论“自由化”或“全盘西化”论者，皆统

统被划归西化派及其“弟子”之列，而为王鹏令所大加鞭笞：什么

“在80年代，中国的西化派知识份子为什么从历史、传统到现实的政

治主张，均与改革派有点格格不入，似乎与后者很难找到多少共同之

点”。前者的“全盘西化无疑意味着对中国大陆现有制度、体制和文

化之全面彻底的否定。因此，它不仅仅与现政权处于完全对立，乃至

对抗的状态，……与改革往往也是很难协调的”。

由此可见，什么“全面彻底否定现有制度”，与“现政权处于完全对

立乃至对抗的状态”，王鹏令已将其“分野说”定义扩延为敌对关

系：格格不入而毫无共同之处。

89民运及其后对赵紫阳等改革派的清算，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中共党

内政治斗争及自86年以后改革派发生分化、各种势力互相冲突的一种

必然结果。深谙其变化的邓小平之所以会说“这场风波迟早会来”，

而不惜最后痛断改革10年的左右手（胡与赵及其改革派），一方面是

有其深层政治心理与权利意志秉持的；另一方面，也是复杂的社会变

革与政治斗争情势诡谲、分合异变、“权用为先”（传统专制政治逻

辑和邓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混杂）所致。所以“分野说”既不能在理论

上对“西化与改革”作出精确的界定和划分，更未能对现实政治斗争

中，原本交相变化、派别分合的情形作出合理的区隔与辨识！

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所谓的西化派的观点和主张，与中共党内的真正

开明改革派（如胡、赵及其追随者）的改革意向与主张，却有惊人的

相似之处。举例说，我于87年，曾在一次学术会议后，与原任中共宣

传部长的朱厚泽（当时已随胡耀邦同被罢黜）作过长时间的讨论【注

一】，对他勇于在中共报刊上提出“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

的鲜明主张的真实意涵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有两点至今记忆犹新。

其一，出乎意料，朱厚泽也是用“全盘西化”这一词，来说明当时党

内改革派主张政治体制变革的意义的。因他亲身感受了“老佛爷”垂

帘听政式的中国专制政治对变革的滞碍。朱厚泽用了形像化的比喻：

变革如同要进口一部汽车（或高精密度的机器），你不能舍其关键重

要的部件、体系的完整内容与系统性，而只是进口零部件，那是够不

成先进系统的。政治体制是国家社会的控制中枢，是现代国家体系的

关键部位。你绝不可能以中国古代式的马车辐轭来匹配现代动力系统

（无论形式或内容）。所以，现代国家制度的文明体系也同现代高精

密系统一样，具有它的系统性、整体全面性，需要相互配套的“全盘

化”的变革（借鉴）！

虽然，实践中变革的途径和方式各有所不同，但最终都是以创构符合

现代标准的系统为目标，不可能超越这种“现代性”。就制度文明

言：如公开性、制衡性、法制化、程序化等等，必需获得绝对的保

障。尤其在资讯化发达的当代，这种“全盘化”的主张意味着对现代

制度文明体系的完整性、系统关联性的认知与创构，并强调其最基本

的“制度原则精神”奠立与贯彻的重要。

其二，朱厚泽在论到当时我们筹组全国私人企业家协会、遇到重重困

难的情形时说：为什么要层层审批？现代政治制度原则精神之一，就

是在于它的由下而上性。要结社自由，就是要突破“审批”的旧传统

观念，由下而上化！公民实施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各级政府只有依

法律规定，执行“簿记员”的职责与监察权。例如核实和给于登记而

非“审批”！而现代法律规范必须具有详实和精确的规范内容，以便

于准确地解释与执行，等等。由此可见，中共党内开明改革派，对现

代中国变革及“全盘西化”主张的真谛与精义，在当时已有了比较清

晰的认知，似乎已形成一种共识与默契，差异仅在于所论及内容、层

次与范围的不同而已。所以，“全盘西化”并非只是方励之如是说！

正如王鹏令《研究》中指出的，对《公开信》不独是《签名信》

的33位学者支持，也为大多数改革派知识份子所认同、相呼应！不同

的是，王鹏令却试图藉两封信之间的“稍微差异”借题发挥，把它指

斥为“政治本质与文化性格”上的根本差异！

至于王鹏令提出的“西化派的困境”说，我以为，若能对什么是“西

化”有一种精确定义与描述，就能发现其真实的语境与涵义何在。虽

然在中国指陈和批判“西化”，算是一种“时髦”，甚至连小孩都

会，但若有人问什么是西化？中国近现代现代化发展与西化有什么不

同？日本“全盘西化”与日本民族文化振兴、国家富强有什么关联？

【注二】等等，则能言其详者寥寥。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政

治意识形态马列化算是一个最不成功的西化范例。而从政治观念主张

看，孙中山宪政民主的理论与制度创设，可以被视为至今仍具意义的

政治上西化的成功范型。虽然它在实践中仍然被修正、补充和发展。

所以，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即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西化理论

冲突中发展。而“西化”概念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种广泛借鉴西方

近、现代之长，而图中国迅速发展富强、长治久安之道。或者也可以

说是全面现代化的同义语。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演变的过程，

虽有逆境也有希望，关键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调适。那么，何为

“西化派的困境”呢？其实真正的困境在于中共马列意识形态与中国

国家社会现实发展趋势的深刻冲突。

至于王文提到的“西化”的理论与思想体系的问题，何不作一传承与

借鉴的思维呢？近则孙中山观念与台湾经验的借鉴传承，远则整个现

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体经验”与长期历史实践中成功的科学合理的

范例：制度理念与原则精神等等。正如朱镕基“新政”改革方案【注

三】中，不是仍在大量借鉴吗？所以，所谓“全盘西化”也不过是全

方位变革、全面现代化的同义语【注四】而已。方励之和朱厚泽一

样，是在86年前后、中国大陆变革的特殊情态中提出的，他的主张具

有确定的意涵和语境，是可以为广大有识之士理解和认同的。一如始

自洋务运动的“体用之辩”，30年代胡适倡导的现代自由人文社会精

神的“全盘西化”等等，皆意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说“西

化”与“变革”皆在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全面发展、整体化约，那

么在这一过程中，只会发生“主体的变异”如国家社会的改观，而不

可能导致“主体的化失”，其民族文化与传统（正如日本一样）只会

经过冶炼而浴火重生。与其说“西化”与“变革”的分野，倒不如

说，两者殊途而同归、貌离而神合！

【附注】

一、朱厚泽：《超越姓社还是姓资》，文刊大陆1986年《文摘报》，

原发表在《深圳青年报》上。

二、沈清松教授在论述日本文化学术创新发展的启示时，提出一个重

要命题：为什么现代日本能够发展创新“日本儒学”、神道和武

士道精神，并与西方文化综合为新日本民族文化精神，而台湾比

较而言则未能？详见他的《海洋文明与亚太文化的未来》，《哲

学杂志》第23期，1998年。

三、如朱镕基“新政”的金融体制改革，施行银行跨省区设行，仿照

美国联邦银行跨州大区体制；而政府行政改革，采“大经委，小

计委”模式，并试图创设“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实也参照日

本“大通产省”体制构设。

四、方励之：《危机感下的责任．谈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7

日），实行全方位改革，第128页；《民主、改革、现代化》

（1986年11月18日），全方位的现代化，第196页；“所谓全盘

西化的含义……就是全盘地、全方位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