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并没有机械地死守“堡垒主义”，他抓住红军东方军远征闽西北的时机，突然发动跃进式的进攻，一举夺取重镇黎川。这样，红军一方在开局的较量中，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处于下风。
博古和李德震惊于黎川的失守，商量了应对的方案，于1933年10月初，在李德的住处“独立房子”，召开了有党和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出席的军事会议。博古、张闻天、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人到会，只有朱德、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未能参加。会上，李德提出作战计划，准备消灭硝石、资溪桥及黎川附近的敌军。
这是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头一次正式提出军事方案。到会的毛泽东才第一次见到他。大家对这个共产国际来的军事专家寄予了厚望，以为他有办法打破敌军的围剿，故尊重他的意见而没有提出异议。于是通过决议，形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明显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思路。
会后，中革军委致电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命令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及黎川附近的敌军，并强调：“对于命令的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请注意。”这个强调是因为博古等人有了底气：我们不再是“外行指挥内行了”！
开始，朱德和周恩来没有意识到中革军委这种转变，考虑到硝石有敌军重兵扼守，并且处在敌军各有三、四个师驻守的南城、南丰和黎川之间，认为不可贸然攻打。于是，由周恩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局，说明：“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可想而知，中革军委断然拒绝，回电指示：“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企图”。
于是，彭德怀同滕代远奉命率东方军回师江西，结果，东方军先后攻打硝石、资溪桥、潭头市、浒湾、八角亭等处，均不克。由于连续辗转于敌军的堡垒群中，反而使自身遭受重大伤亡，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与此同时，在抚河以东的中央军奉命北上进攻，策应东方军，被国军以10个师的优势兵力围截，蒙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腹地转移。至1933年11月中旬，围剿与反围剿的第一阶段战事告一段落，红军在地盘和兵力上都损失不小。
失利自然引发了官兵们的不满，红军指挥员都认为中革军委的指挥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朱德更清楚问题所在，他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
说李德，李德就到了。11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来到前方建宁，进入红军总司令部。他们却不是下来调查研究前线情况的，而是要进一步掌握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开始，朱德对中共中央请来的这位军事顾问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力想用以往红军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来影响他。他在谈话中试图争取对方理解他和毛泽东的观点，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前几次反围剿的过程，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李德，说明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不能处处设防。然而，李德根本不理解，听不进去。朱德这才明白问题严重了，但个人回天无力，从那以后就很少再跟李德谈工作了。
李德和博古回到瑞金后，11月20日，项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指责“方面军首长”——也就是朱德和周恩来，对军委的“意旨没有了解”，贯彻是“动摇的”。这封信中硬性规定：“必须服从”他们的“一切命令”，“协调一致”。
就在中革军委发信的同一天，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联合一批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了反蒋独立的大旗。他们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一举震惊全国，围剿和反围剿的形势也为之大变！
由于跟红军签订了协议，十九路军将领和福建人士认为反蒋实力大增，于是毅然打出新“国名”，树起新“国旗”，冀望一呼百应。他们搞得非常激进，甚至抛弃了孙中山，抛弃了“三民主义”。
这一路线在政治上非常失算，因为广大国民党党员虽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满，但还不至于反对“中华民国”，他们对“青天白日旗”仍有象征式的感情，尤其不愿意反对深得人心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三民主义”。这样，不仅得不到其他地区国民党实力人物的支持，就是在十九路军的军官和士兵当中，也造成了思想情绪的混乱，军心不稳。
蒋介石不得不暂时对中央苏区采取守势，抽出十几万兵力转向福建，进剿十九路军。这对红军和中央苏区来说，明显是天大的好事，很多领导人都看到了借机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可能。
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直接促成同十九路军签订协议的彭德怀，向中央提出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红一、三、七、九四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以此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然而，10月25日，共产国际已经给瑞金来电，提出：“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应该争取下层统一战略的策略，国民党的广东派（注：十九路军源自广东），以反日的武断空话（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象是应该揭穿的。”博古等人本来对于十九路军态度矛盾，既希望联合反蒋，又害怕中了对方的圈套而被利用，而共产国际这一电报帮自己下了决心，一下就转向对十九路军采取排斥态度。他们把发动“福建事变”这些中间派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制止红军在战略上配合十九路军，并将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建议斥责成“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于是，李德和中革军委指望东边的国军去跟十九路军相互残杀，命令红军转向西北方向进攻国军。在战术上，李德强调要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
12月初，红一军团正在南丰以南地区休整，刚刚在中路方向结束恶战，奉令即将转战西北方向。这时，蒋鼎文率领国军第三、第九两个师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显然是要脱离同中央红军的作战，转向进攻十九路军。这个行进队形正处在红一军团的侧面，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军团长林彪商量，真想让部队立即出击。然而，他们从上级得到的回答是：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不给小军阀做挡箭牌。就这样，白白放弃了歼敌良机，大家非常无奈。
12月25日开始，红一军团在永丰南面的丁毛山和敌人开打，主力红一师按照李德制定的战术，面对着国军修筑的堡垒线，也修筑堡垒与之对抗。这是拼谁的“矛”利、谁的“盾”坚的战法。国军有德国普伏式野炮，还有102口径的重迫击炮，调动很灵活，飞机侦察到红军主力到了哪里，就把它们调过来重点轰击；而红军没有重火器，在“矛”的对比中处于绝对劣势。在“盾”的对比中，同国军钢筋混凝土的堡垒不同的是，红军的堡垒多是由木头和稀泥构筑而成，经不起炮火轰击，反而将红军部队固定成了受轰的靶子！
红一师苦战一个多星期，伤亡巨大，3个团共9个连，却阵亡了13名连级干部。聂荣臻站在激烈的一师阵地上，看到部队英勇冲锋，看到官兵们在敌人堡垒面前遭到重大伤亡，心情十分沉重，为整个战争的前景深深地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