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完成鄂豫皖苏区的领导布局后，开始雄心勃勃地指挥红四军去实现自己的战略抱负，主张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得进攻和威胁大城市。
1931年6月至7月，以曾中生为首的红四军军委与张国焘发生严重分歧。对于先南下攻打英山，双方是一致的。分歧在于打下英山之后，红四军军委要继续南下蕲、黄、广老苏区；张国焘要东出潜山、太湖尔后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此时，张国焘觉得大权已经稳稳在握，遂力排众议，硬是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作了决定。红四军只得奉命执行进行南下英山、东出潜太的计划。
8月初，红四军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率领红十、十一、十二师的5个团，冒着酷暑直取英山。经过激战，全歼守军1800余人，缴获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首战告捷。
这时，曾中生与徐向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两人都对张国焘硬性决定的战略计划表达了不满。他们分析了敌强我弱的态势，觉得东进不利条件太多，危险太大。与此相反，如果南下蕲、黄、广老苏区，则有利得多。军委会会议也得出了同样的讨论结果，于是政委曾中生毅然拍板：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一面行动，一面将决定上报分局。
红四军的南下行动非常成功，不仅歼敌两个团，而且组织民众迅速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通过打土豪和没收敌仓库，短期之内，红四军就收缴了金子20余斤，银子1800斤，大洋7万元，并使部队的物资补给得到了解决。这也是当初红四军渴望南下的一个重要目的。
然而，红四军军委违反鄂豫皖中央分局所作的决定，还是个可大可小的政治问题，军委已经预感到，强势的张国焘对此决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商量过后，决定向中共中央打报告，寻求支持。报告以政委曾中生、军长徐向前和政治部主任刘士奇联名提出，由政治水平最高的曾中生起草，于8月20日向中央递出。
这时，张国焘正在经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病，得了疟疾，不久便并发了肠胃病，上吐下泻，搞得身体日渐瘦弱，已无力起床。曾中生为首的红四军军委违背他的命令，不仅令他愤怒，而且让他怀疑曾中生想趁机带着红四军脱离他的领导。于是，他于8月17日写信给红四军军委，严厉批评，扣上了一连串罪名，并令他们见信后火速率全军北上根据地，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同时，他也给中央写了报告，以期自己的领导权威获得肯定。
1931年9月初，红四军军委收到了张国焘的信，不得不重视，率军北撤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扩大会议，讨论张的来信。大家基本否定张的指责，认为我们南下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鄂豫皖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围剿的迹象，根据地内粮食和物资供应又相当困难，调四军北上是不适宜的。尽管会议上普遍认为红四军的行动没有错误，但从组织原则上应当服从分局，所以还是决定全军北返。
鸡鸣河会议的消息令大病未愈的张国焘震怒，他在病榻前召集鄂豫皖分局和苏区军委会的联席会议，决定派陈昌浩为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赶往前线，处理这一抗命事件，必要时将部队撤回原有苏区进行整顿。苏区军委会同时任命陈昌浩为红四军军政治委员，取代曾中生，将曾调回新集。
9月中旬，从前线北返的红四军同陈昌浩在麻埠会合。陈昌浩宣布了分局的决定，撤销曾中生的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同曾中生意见相近的徐向前心里很不痛快，但因为是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决定，作为党员只好表示服从。曾中生表现镇定，并没有因为遭受打击而灰心丧气。
此后，出现了一边徐向前指挥行军打仗，一边陈昌浩指挥抓人的怪象，而且越抓越多，令向前惊异莫名。等徐向前率领着红四军且战且走撤回到白雀园时，军中已弥漫着肃反的狂热气氛。各师各团在行进中就已经逮捕了100多个嫌疑犯，包括两个师长——许继慎和周维炯。
张国焘不等痊愈，就已赶到了白雀园，事先已经将那里的邝继勋以及其他负责干部教育得服服帖帖。当红四军全部在白雀园集中后，肃反大幕正式拉开，并且带动了整个鄂豫皖苏区的肃反运动。
中共党内的肃反意识明显受到“老大哥”苏共的影响，通过曾在苏联留学和工作的中共党员带回国内。其中一些人曾配合苏共清党，在莫斯科中共党员中厉行肃反。如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曾密切配合校长米夫和苏联秘密警察，将持不同意见的中国学生投人监狱，或送至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劳改。
其次，肃反意识也源自于中共在残酷斗争中得到的血淋淋的教训。国共分裂后，两党内部确实都存在着对方的支持者。像钱壮飞就是隐蔽在国民党阵营中的共产党员；而南昌起义中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就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他在南下的路上突然将一个主力师拉走投蒋，令中共上下痛心不已。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中共内部就开始了肃反的政策，执行当中难免出现“宁左勿右”的倾向。
还有一个重要的组织因素，就是共产党内部缺乏制约机制，不能及时制止那些动机不纯的野心家，其为了除掉党内的竞争者，不惜以肃反为借口，冤枉甚至残杀无辜的同志。而一些思想幼稚和激进的人，在这种斗争中最容易被利用。
像陈昌浩和沈泽民这些留学过苏联的年轻共产党员，既经受过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洗礼，又具有幼稚、狂热的斗争热情，搞起肃反斗争几乎没有底线。但是，也曾留驻过苏联的张国焘更有政治经验和手段，他把握着斗争的方向和力度，既利用陈和沈的积极性，又有针对性地挑选他要除掉的对象。他不能把所有的将才都干掉了，否则无法进行军事斗争，因此，他选择把自己提拔上去的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等人保留下来。而曾中生是反对他的人中最有威信的一个，许继慎是背后讲他是“老右倾机会主义”最多的一个，这两个人早就是他的眼中钉，在派陈昌浩出发之前，他就叮嘱陈如何处理他们了。
白雀园肃反开始阶段，徐向前还能参加会议，不过，他提了些不同意见，出面保人。于是，张和陈就干脆把徐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徐，试图抓住一些把柄以迫其老实听话。很久以后，徐向前才知道，在后方跟他两地分居的妻子程训宣，竟然也受到审查，被肃反致死！这般恐怖的气氛，弄得人人自危。
肃反的对象主要是三种人：第一种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都必须审查；第二种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都要审查；第三种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被审查出“问题”的，重则杀头，轻则清洗出去。
许继慎在被杀害前，对指挥行刑的干部说：“你回去告诉张国焘，国民党蒋介石打不垮红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我们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干掉了！”
曾中生虽然被证明没有反革命的嫌疑，但由于替许继慎说过话，涉嫌包庇，助长了反革命的发展，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并且，临时中央的来信也站在张国焘一边，于是曾也就被张撤免了中央分局委员和军委会委员的职务，降为军委会参谋使用。
将近3个月的白雀园大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官兵，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成为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
可是，红军终究没有垮，一是靠信仰，二是他们没有退路。徐向前后来总结说：“当时内部杀了那么多的人，也没有把我们党搞垮，把红军搞垮。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换一批，再抓一批再换一批。被肃掉的同志，难以数计。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原因是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红军指战员，工农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血海深仇。历史证明，我们的党尽管多灾多难，但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