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我所在的医院里，有才华的年轻医生无一例外遭到该医院外科的杈杆儿三人帮一肚子坏水的嫉妒摧毁。其他年轻医生无不忍气吞声，唯有我决心打破那三人帮的嫉妒压制，跳出那种黑白颠倒的世道。于是我用一年多时间写下胆结石成因的英文论述并在国外医学杂志发表，居然引起法国肝胆专家的注意，向法国医学科学院提交了邀约我赴法国参与研究的建议。

我经法国政府委托法国外交部筛选，面谈多次，资格审查、研究课题等都被通过后(当年中国全国仅有二人入选)，直接被授予法国国家赞助资金和签证。众所周知中国公派出国的人多数是走后门邪门歪道，唯有我是堂堂正正。我意气风发地来到法国巴黎，在法国医学科学院的肝胆研究所工作。我的指导者是该研究所的所长、法国最著名肝胆专家，那时他50多岁正值壮年，已被国际上列入为世界名人(参见Who is Who)。

法国的文化艺术风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法国在医学上的先进性也令人惊讶，许多医学设备我从未见过。我在巴黎肝胆研究所工作三年期间，以娴熟的外科细微技术成功制造了高难度40多例小老鼠门静脉-下腔静脉端侧吻合术(必须在15分钟内完成这种吻合术，否则小老鼠死去)以改变血液流道的手术，模拟人类肝病的解除门静脉高压症的手术。通过与正常小老鼠的对照组实验，在那个专家指导下，我发现了血流改道术后血液中的许多成分都发生了不可漠视的变化，例如Glutathione（谷胱甘肽）的血液浓度急剧增长10倍，尚不明原因。必须像个侦探一样紧追不放：为什么这种手术会产生Glutathione浓度改变，是什么机制主导了改变，其病理意义是什么，等等。这些前所未知的发现为评估门静脉高压症手术的风险和预后做出了新理论新知识。后来那个专家所长写下对我的评价特别提到“他在肝胆病研究方面做出显著功绩，而且他为我们带来了极其出色的外科技术。”

国内的外科医生只知道抄袭西方发明的手术方式做手术，不懂得深入追究手术前后人体细微变化以获得重要的崭新的人类知识。中国医生们都是混“三寸黄泥地”的名利场，他们没有那个格局、智力和探索能力，因此只能在狭小泥井里勾心斗角两面三刀，争夺微不足道的腐烂物。

在巴黎我偶然在一次聚会上，坐在时佩璞身旁，当时的时佩璞是名人，连篇报道，且编成戏剧并改编为电影『蝴蝶君』，轰动世界。我看他个子不高，男装，男发型，白净模样，脸无胡须，天生细嗓像女人。我好奇地问他“您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他笑着答“男人，是男人。”大概这个问题他经历了无数，也泰然处之。然后他当众唱了一段女声花旦京戏，众人鼓掌。

注释：时佩璞（1938年—2009年），中国人，京剧演员，男扮女装与法国驻华大使馆职员维持了20年的伴侣关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取法国政府情报。1986年两人在法国以间谍罪被判刑6年，后来获得法国总统密特朗特赦，于1987年获释后一直住在巴黎。2009年时佩璞在巴黎去世，享年70岁。

邓丽君是我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的一个广场小型集会上见到的，她当场献唱了一首歌，歌声甜美，真是天籁之音。

法国民众很厌恶中东人（阿拉伯穆斯林），因为这些人对法国社会的破坏性很大，使得法国社会不安宁，而且他们人口众多又繁殖很快。这大概也算另类“种族歧视”吧。其次法国人也厌恶各种各样的偷渡客，我接触到在巴黎就藏有许多中国温州偷渡客。俺目睹过在巴黎大批警察突然包围 了Nationalité 地铁站（五条地铁线的交汇大站）检查每个人的合法身份证件，当场抓走了100多人，都是黑户没有合法身份的人。这是法国法律上的执法行动。

最令我难忘的是，当年我正在法国时候，法国全民公决是否加入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条约』(加入欧盟)。我目睹了法国人踊跃投票的场面，感到十分新奇，因为在国内从没见过。全民公决投票结束，以51：49微弱多数通过加入欧盟。法国总统密特朗主张加入欧盟，当晚他高兴得抱病（癌症住院，四天前刚做手术）发表电视演讲，他称赞投下赞成票的人为法国开创了光明和有活力的未来，然后称赞投下反对票的人“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坚定维护了法国的民主自由原则，谢谢你们。” 我听了，大吃一惊，深感震惊和佩服：在国内，根本不了解民主自由的含义也接触不到民主国家的通用做法，只知道国内根本不允许反对派存在，哪里见过对反对派大加称赞的国家元首呢。我永远不能忘记密特朗的这句话，这是我上的关于民主自由的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