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途中重病倒下。



临终时，他赐书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这是一句隐语，赶紧回到咸阳主持葬礼，言外之意就是继承帝位。



但这次权力交接相当仓促，秦始皇直到病重时才确定嗣君，此乃政治上的大忌。随后，秦始皇在沙丘病逝，赵高说服皇子胡亥、丞相李斯合谋篡改遗诏，逼死扶苏，秘不发丧回到咸阳，拥立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



在司马迁笔下，沙丘之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阴谋之一，胡亥诈立是秦朝暴亡的重要一环，它使得这个新生的朝代丧失了一次可能的转机，从而加速其灭亡的速度。千百年来，这一“史实”几乎成了共识。



不过，也有历史学家对此政治阴谋提出真实性质疑。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指出，《史记》中李斯和赵高的密谋、赵高劝胡亥夺位的计策是“秘中之秘”，不容他人知晓，当事人更不会事后外泄，沙丘之变应有后人“创作”的成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接触到异于《史记》的叙述，便无从推翻这一记载。



近些年来，一些地下文献重见天日，沙丘之变的另一副样貌出现了。人们不禁产生这样一个疑问：难不成秦朝政治史真的要改写了？







2015 年，《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全文公布了汉简《赵正书》的内容。



赵正即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嬴政）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赵正书》记录了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至秦亡的部分历史细节，正是《史记》中胡亥诈立的时间段。



《赵正书》的开篇就和《史记》很不一样：“昔者，秦王赵正出游天下，还至柏人而病。病笃，喟然流涕长太息，谓左右曰: 天命不可变欤？吾未尝病如此，悲□……”秦始皇为自己算过命，到五十岁就会死，他出游天下正是为了逆天改命，没想到最终还是生了一场大病。



秦始皇预感自己行将就木，于是召见李斯说道：“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纷争，争侵主。吾闻之：牛马斗，而蚊虻死其下；大臣争，齐民苦。吾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议所立。”他害怕身故之后，大臣内斗，殃及小民，便让李斯推荐嗣君。



李斯并没有立刻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大肆吹捧秦王功业，说自己会鞠躬尽瘁。秦始皇流泪说道：“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



于是，李斯和冯去疾顿首进言：“请立子胡亥为代后。”



秦始皇曰：“可。”



此时，赵高还只是一个戴罪的“隶臣”，没有资格参与其中。按照这一叙述，胡亥乃是合法继承皇位，自然就不需要通过阴谋夺取皇位。



《赵正书》之后的内容基本与《史记》相近。胡亥继位之后，杀扶苏、蒙恬，子婴进谏，胡亥不听。后欲杀李斯，李斯在狱中为自己抗辩，自呈七罪，实际是陈述自己的功劳，胡亥还是不听。在《赵正书》中，很多决策都是胡亥自己做的，而非受到了赵高的唆使。



当胡亥下令诛杀李斯时，子婴再度进谏：“不可。夫变俗而易法令，诛群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使以法纵其欲，而行不义于天下臣，臣恐其有后咎。大臣外谋而百姓内怨。今将军章邯兵居外，卒士劳苦，委输不给，外毋敌而内有争臣之志，故曰危。”这一段《史记》未载。



最终，胡亥还是杀了李斯，让赵高行丞相事。没过多久，赵高杀了胡亥，章邯回师咸阳，杀了赵高。至此，全文结束。



《赵正书》最后还有一句评语：“曰：胡亥所谓不听谏者也，立四年而身死国亡。”胡亥是因为不纳谏才导致亡国。这说明，《赵正书》在成书之后还流传了一段时间，抄写者以史为鉴，便加了一段评语。学者推测《赵正书》大概成书于西汉早期。



可以想象，《赵正书》的作者和司马迁在撰写作品时，应该参考了部分相同的史料。只是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对于秦二世继位一事的记录产生了矛盾之处。



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简牍中，有一枚秦二世元年的文告，全文如下：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


大意为，始皇帝死了，我奉遗诏继位。我为父皇安排了盛大的宗庙仪式，废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天下更始，我当减缓刑罚，抚慰天下，施惠百姓，宽待县吏。换言之，胡亥即位之后，为了笼络人心、稳定政局，向天下宣示自己是一个礼敬父亲的好儿子，宽仁待民的好皇帝。



这一段文字似乎可以和《赵正书》相印证，但并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证据。毕竟，哪一个皇帝在即位之后不是把自己包装成贤明的圣君？假如胡亥真如诏书里说的一样，那么他的历史评价便不会如此之低了。出土文献的价值，在于它们深埋地下，避开了后世人们出于各种动机的篡改。然而，只要是人写的东西，就避免不了有意无意的“修饰”。



回到开头的问题，秦二世到底是不是合法继位？其实，可以换一个问法，是相信《史记》，还是相信《赵正书》？一个是职业史官司马迁写下的巨著，一个是不知为何人写下的类似小说家言的作品。两相比较，似乎高下立判，但这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胡亥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年，秦始皇出游，“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此时，胡亥已经年满二十，秦始皇带其出巡，不单单是游山玩水，应有训练政务之意。



当时，困扰秦始皇最大的问题就是东方社会的貌合神离。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更像是一场失控的文化战争。翦伯赞曾说：“秦代的政府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对于古典文献，不分青红皂白，非秦者烧；对于知识分子，不问轻重首从，反秦者坑。反之，他们曾经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几乎是全部的古典文献，我们因知焚书坑儒并不是秦代政府预定的计划之执行，而是逐渐演进出来的。”



封禅时，有人讥讽“秦始皇遇风雨”；在咸阳宫设酒宴时，有人公开主张分封，反对郡县制；追求长生时，有方士非议皇帝滥杀……这些事件，前后相衔，不断层累，加剧了秦始皇内心的紧张。如此一来，秦始皇必然担心未来的嗣君会不会投向东方，颠覆自己开创的丰功伟业。这可能也是秦始皇晚立嗣君的原因之一。



这时，扶苏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扶苏想为秦朝争取一个安宁的舆论环境，安抚东方精英，徐徐图之。然而，容忍这些反体制的议论，无异于站在了秦始皇的对立面。接着，扶苏就被派往上郡监军。



扶苏为人仁厚，能够与东方精英合作，看起来似乎是秦朝转型的最佳人选。然而，也正是这些优势，使他在秦始皇心中的地位越来越低。扶苏外放的两年后，收到了赐死的诏书，蒙恬劝他不要轻易自裁：“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扶苏却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如果不是扶苏性格太过迂腐，那便是他已经知道父亲弃用自己之意，故丝毫不怀疑诏书的真假。



扶苏离开政治中枢之时，胡亥请求跟随秦始皇出巡，得到了同意。



贾谊曾记录胡亥的一则童年故事：“二世胡亥之为公子，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陛，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侯闻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弃也。”胡亥身为公子，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践踏群臣的鞋子，不知礼节。然而，他的一众兄长不敢指责，只能叹息。这足以证明胡亥在诸公子中的特殊地位。



胡亥长大之后，赵高为其师。赵高此人“通于狱法”，与东方精英不是同路人，不正符合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以吏为师”的宗旨吗？而且，他与蒙氏兄弟交恶，与军功将领也不是同路人。值得一提的是，赵高犯罪之后，秦始皇让蒙毅“以法治之”，使二人交恶，但最后主动赦免赵高的还是秦始皇。



“底牌”已然清晰可见：站在扶苏这边的，是军功集团，估计还有一些东方精英；站在胡亥这边的，是尚法的赵高，以及自始至终支持秦始皇的丞相李斯。



这样看来，秦始皇立胡亥为继承人是相当合理之事。



司马迁说秦始皇临终指定扶苏为继承人，但《史记》中也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记载，透露出秦始皇瞩意的人选是胡亥。



比如，《史记》记载，胡亥继位之后，欲杀蒙毅，对其说道：“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此处显示秦始皇曾有意立胡亥为太子，蒙毅不同意。



对此，蒙毅反驳道：“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非敢饰辞以避死也，为羞累先主之名。”蒙毅承认胡亥为太子，还说秦始皇立胡亥是“数年之积”的郑重考虑，他怎么敢反对？当然，蒙毅完全可能是出于自保才说的这番话，但是，“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应是事实无疑。



胡亥继位之后的所作所为，颇有遵循秦始皇之意味。他也模仿父亲巡游天下，回到咸阳之后，赵高进谏：“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胡亥开始常居禁中，很多人由此将胡亥视为赵高的傀儡。其实，居于深宫是法家的统治术之一，所谓“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



当然，即便我们相信胡亥是合法继位，也改变不了他是一个昏庸残暴之君的事实。他既无其父的手段，又在危机重重时对内行杀戮之道，对外滥用民力，必然亡国。




沙丘之变的疑点还有很多。



不管是早于《史记》的《新语》《新书》《淮南子》《春秋繁露》，还是稍晚的《盐铁论》等，都很少涉及二世篡位的问题。这本是否定秦朝的一大关键，没有道理不拿出来大说特说，但除了《史记》，汉初的文献鲜少提及。陈胜起义时说：“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这段话里，陈胜强调的是扶苏比胡亥更适合为君，假如扶苏为嗣君，直接斥责胡亥篡位即可，无须纠结当不当立。



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交代《史记》各个章节的写作理由，完全是出自自己之手，不需要引用史料，却没有怀疑胡亥继位的合法性。



这么多疑点摆在一起，是不是说明司马迁有“发明历史”之嫌疑？



《史记》中，关于胡亥篡位的言论不止一处。汉高祖刘邦想要易储，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太子，结果遭到了功臣集团的反对。叔孙通说：“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樊哙等人说：“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可见，汉帝国统治集团都认为胡亥乃是篡位。



《史记·李斯列传》载，秦二世即位之初，对赵高说：“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赵高回答：“臣请言之，不敢避斧钺之诛，愿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言下之意，秦二世地位并不牢固，公子怀疑，大臣不服，必须要下杀手才能确保帝位不失。



事实上，秦二世的确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行杀戮之事：长子扶苏、大将蒙恬、大臣蒙毅、丞相李斯、重臣冯去疾、冯劫、秦二世的兄弟姐妹……这般景象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史记》载：“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秦二世派使者对公子将闾说：“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回答：“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说：“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也就是说，将闾毫无入罪的嫌疑，使者无法解释，只能说这是上面的意思。将闾自知难逃一死，仰天大呼，喊天三次: “天乎，吾无罪！”于是同两位弟弟拔剑自杀。



另一位公子高在看到宗室相继被处死之后，本想逃走以求生，但念及家人很可能因此遭遇不幸，于是主动赴死，得到了一个“体面”的结局。



《史记》中还有一个细节：“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这里的“少近官三郎”，《史记索隐》认为是中郎、外郎、散郎，《史记正义》认为是议郎、中郎、散郎，无论哪一个说法正确，都指的是皇帝身边的“近侍之臣”。不难推测，这些人都是被杀人灭口了。如果没有沙丘之谋作为背景，很难理解秦二世如此滥杀的行为。



胡亥篡位一事，散见于《史记》各处，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如果是司马迁“造假”，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至少可以说明，在西汉初年，人们对于秦亡的记忆中就有胡亥篡位的景象，司马迁只不过是将这种记忆忠实地记录下来罢了。或许，《赵正书》代表的是另一种历史记忆，只是这种记忆被人遗忘，埋进了土里。正如秦二世缓刑恤民的文告传到了益阳，但人们依然认为胡亥不当立。



关于沙丘之谋，距离秦亡仅有百年的司马迁，尚无法探明真相，今人距离秦亡已有两千余年之久，看到的材料也远远少于司马迁，自然无法轻易得出结论。因此，在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司马迁的叙事不能轻言改写，但是可以保持存疑的态度。







秦为何亡？汉为何兴？这是西汉人反复追问的问题。



楚汉时期，人们认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也就是说，皇帝之位就在眼前，大家各凭本事，能者居于其上。贾谊《过秦论》里说：“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函谷关一被攻破，曾经横扫天下的秦军露出疲态，人们意识到，关中之地，并非固若金汤，反秦实为有利可图之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怀王之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汉高祖五年（前202）， 刘邦置酒洛阳南宫，让部下议论自己为何有天下，项羽为何失天下。众人说“陛下与天下共其利”，刘邦则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



藏在这句话背后的是这样一个观念：刘邦依靠个人魅力，获得了人才的支持，夺得了天下。一切都取决于人。



汉初，有识之士观察历史的每个角落，分析各种人力造成的历史可能性。《赵正书》的结尾说“胡亥所谓不听谏者也，立四年而身死国亡”，便是提供了一种解释。类似的解释还有很多，二世残暴，权臣倾轧，刑罚太过，内部离心等等。



一旦江山稳固，“人”的力量便不合时宜了。陆贾曾对刘邦说：“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 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对此“不怿而有惭色”。汉兴既然不是必然，那么有人取而代之也是合理之事。后来，刘邦讨伐黥布时受伤，吕后请人医治，刘邦骂道：“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此时，秦亡汉兴已经笼罩上一层“天命”的外衣。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恐怕也非常迷惘。一方面，《史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帝国坠落的图景，各路诸侯纷纷登场，展现“人”的力量。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博览群书之后，无法不生出这样一种感慨，汉兴难道不是天命吗？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说：“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古代帝王耕耘数十年才得以在位，而汉之兴起也就短短数年的时间，面对如此奇怪的历史走向，司马迁不由得发出感慨：“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如今的我们看待秦亡汉兴，虽然不致发出“岂非天哉”的感叹，但总是会归于某种兴亡交替的规律，似乎一定要有某种决定性的力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人向“天命”低头，实乃本性使然。立足于此时、此地，人们必须为自身的存在寻求某种确定性。历史纷繁复杂，但往往只需要一个真相。



回到秦二世继位之谜，《史记》中的种种疑点，或许正是司马迁挣扎于天命与人力之间留下的痕迹。而司马迁的迷惘，何尝不是一种无法破解的历史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