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给我身心和我家人的伤害，可谓是刻骨铭心，实在是难以忘却……我个人的遭遇，在前面叙述中已做过交代；同样，我们这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每位成员所经受的磨难，都是不堪回首的。
 
我与父亲同关在一座监狱中，虽近在咫尺，但犹如远隔千山万水。他老人家临终前，我们都不能见上一面。父亲死后，“四人帮”不准通知家属，不准家属最后见遗体，不准保留骨灰……
 
母亲不但遭受迫害，还深深地思念着父亲和我，心力交瘁，得了不治之症，受尽了病痛的折磨……每当听到亲人讲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刺着了一样痛，尤其是，听他们讲到，我被关进监狱后，妈妈总是关切地问我的下落：“那明复呢？”即使在重病中，她还不住地念叨说：“我还是最想小复啊！”临终时，妈妈还不无绝望地说：“我想小复啊！”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悲愤欲绝、不能自已……
 
其实，我被关进秦城监狱以后，对家里和亲人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出狱后，在与家人的交流中，渐渐地都了解了……我把这些痛苦的往事，以“家破人亡”为题记录了下来，其中有些事情在前文中已经述说过了，然而，为了使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我还是以“附件”的形式，将这篇用血和泪写就的文章，一字不落地附在文后。
 
家破人亡
 
十年浩劫，给我们家带来极大的灾难，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父亲、母亲、二哥相继离开人世，幸免于死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亲人，也受到难以倾诉的创伤。
 
1967年11月7日，年愈古稀的父亲无辜被捕，在秦城监狱受尽折磨，于1968年5月22日含冤去世。
 
1967年11月17日，我无辜被捕入狱，在秦城监狱度过漫长的七年半暗无天日的独牢生涯，于1975年4月3日获释。
 
1967年12月，在解放军总后勤学院工作的大哥阎大新（原名阎明新）被隔离审查，罪名是：他是我父亲派遣到根据地的“战略性特务”。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哥十五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随后被派往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同敌人浴血奋战。
 
日本投降后，又随部队转战东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调到总后勤学院工作。这样一位早年投笔从戎，身经百战的战士，竟被诬陷为“战略性特务”，岂不太荒唐了吗？大哥不仅被隔离审查，还因他参加的“群众组织”反对邱会作的反党行径而被押送荒芜的贺兰山劳动改造。直至林彪事件后，邱会作本人成为阶下囚，总后受迫害的干部大批返回北京后，大哥的“特嫌”帽子仍未明确摘掉。
 
 
 
在育英学校任教的大嫂舒堤也被造反派强行下放到香山“开采煤矿”，香山自古以来以其秀丽的风景而著称于世，从来没有矿业。而愚昧无知的造反派硬说有山就有脉，有脉就有矿，把大批教师赶到香山，把康熙皇帝给六世班禅修建的行宫变成营房，在香山下乱施开采，破坏了香山的风景和水系，造成香山泉水断流，至今未能恢复，只好用自来水冒充泉水，以欺世人。
 
我的二哥阎明智十四岁去延安参加革命，在陕北公学学俄文，日本投降后，被派到东北曾任张学思秘书，后调到哈尔滨外国语学校任教，为培养未来的俄文翻译做出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调到外交部工作，是外交部的高级翻译、外交官和翻译处处长。“文革”中，外交部造反派也对阎明智进行了隔离审查，后来将他与外交部干部一起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参加劳动，1975年4月在长沙悲惨逝世。
 
早年就赴延安革命的二姐被下放到句容县江苏省直属机关“五七干校”下田插秧、上山采茶，患重病后，造反派仍然抓住二姐1960年至1967年为爸爸还清公家八千元钱款的问题，多次批斗
。二姐夫也多次受到冲击，头戴高帽游街批斗。
 
我妻子吴克良50年代中毕业于北大西语系，调到中联部工作，1967年12月受到我的牵连，在部里被隔离审查达八个月之久。
 
年迈善良的母亲，带着我十岁的女儿阎兰，孤苦伶仃，在凄风苦雨中等待无辜的亲人们的归来，独自一人坚强地经受着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盘问和批斗。
 
1967年11月我被捕入狱后，造反派接二连三地到我母亲家里进行搜查，找我的所谓隐藏的并转移的“电台”（其实只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我母亲对他们讲：“明复怎么能有电台呢？若有电台，那不是特务了吗？”但他们还是无休止地凶狠狠地盘问老人，他们说老人家死顽固，拒不交代。煽动母亲所在的南礼士路国务院宿舍不明真相的群众，开斗争会批斗我母亲，并威胁说，不交代，就枪毙你……我母亲大义凛然地说：“我丈夫阎宝航是老共产党员，我儿子阎明复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们一家子都是共产党员，你们要枪毙我，就朝我开枪吧！”她指着自己的胸口高喊。我母亲后来对姐姐阎明光说，我这么一横，这群人也就无话可说了。从此，母亲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国务院宿舍居委会主任职务。
 
当时，我母亲不仅承受着父亲和我被捕入狱，大哥、二哥被隔离审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而在生活上也毫无着落，因父亲被捕，政协冻结了父亲的全部工资，也不给她发生活费，生活非常困难。
 
“文革”开始后，我们就搬到魏家胡同住了，我被捕后，中办又强迫我爱人迁出魏家胡同，我爱人带着女儿在造反派的监视下，将行李、家具及东西又搬到我妈妈家，与我妈妈一起生活。当她被隔离审查时，这个家就剩下奶奶和阎兰祖孙两人相依为命。
 
 
 
当时阎兰在南礼士路附近一所小学上学，由于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学生，认为阎兰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反革命，被捕了，所以就对她十分歧视，经常欺负她。奶奶宿舍一楼住一位老干部，也受到迫害，家中只有他的老母亲，带一个天生罗圈腿的孙女，在学校也受歧视，不愿去上学，这样阎兰就和她在一起，早上对奶奶说是去上学，其实是和这个女孩在一起复习功课、玩耍。
 
 
 
大嫂在香山劳动，通过吴克良每个月给妈妈二十元钱。因为她也时刻被监视，不敢来妈妈家，就先与吴克良约好在西单某地见面，把钱交给克良，再通过阎兰将钱转交给我妈妈。
 
 
 
对吴克良的审查是从1967年12月持续到1968年七八月份。这期间，因查不出什么问题，只好不了了之，也就被允许回母亲家，同婆婆和女儿一起生活。这时，应该说是“文革”中妈妈生活最为愉快的时间，因为她能够与孙女、儿媳在一起啦……这时，吴克良也想尽办法来改善老人生活，从机关食堂打些肉菜带回给妈妈和孩子吃，自己只买一些便宜的蔬菜吃。在家时，吴克良还带阎兰学唱样板戏，什么《红灯记》、《沙家浜》，还在客厅里挂起毛主席像、唱语录歌，尽量使妈妈暂时减轻对亲人的怀念，缓解了些精神上的压力。
 
 
 
大约1968年三四月份，有天早晨妈妈刷牙，突然吐口血，妈妈对克良讲，刚才我吐口血，不知怎么回事，克良马上到洗脸间将血收集起来，看痰中有血，就陪妈妈到北大医院去检查，可是因为妈妈是反革命家属，不给查不给治，说了很多好话，才算给做了检查，发现左肺叶上有片黑影，说是肺炎，当时在门诊给打了一针青霉素，并给带回来几针，在街道医务室注射的。过了几天，病情未见发展，妈妈也就放心了。
 
 
 
1968年五六月间，吴克良所在单位在黑龙江肇源县濒临嫩江的肇源国营农场办“五七干校”。吴克良接到通知，要下放到“五七干校”，肇源地区冬季很寒冷，一般气温都在零下三四十度，到肇源“干校”的人都做了御寒准备，将军大衣里面加上羊皮。克良没有军大衣，就找了一件厚呢子大衣，准备改成皮大衣，妈妈就从箱子里找出一件她年轻时穿的兰花面的小羊羔皮衣，将羊羔皮拆下，交给克良，她就拿到西单一家缝纫店去改制，将羊羔皮夹在大衣里面。
 
 
 
在她去商场购买些零用东西、衣物时，身上带的钱包被偷了，取衣服钱、去干校的路费通通被偷走了，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非常着急上火……回到家，将此事告之妈妈，妈妈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二百元交给克良，让她去取衣服和购买其他必需物品。
 
 
 
吴克良于1968年6月，同中联部的干部一同踏上开往东北去的火车，前往肇源“五七干校”。1969年1号战备令下来后又随“五七干校”由黑龙江肇源迁往河南沈丘县。克良临去黑龙江时一再劝告妈妈到上海去，投靠明光三姐，也好有人照顾，但妈妈坚决不离开，说爸爸和明复就要回来了，我一定要等他们。克良无奈，只好把妈妈的衣物整理好，装在两个箱子里，一再劝老人家去上海，克良将她和我多年的积蓄二百元存折，交给了妈妈，作为妈妈以后的生活费用。
 
 
 
吴克良走前，根据中联部的安排，将阎兰送到中联部，部里将所有下放“五七干校”的干部子女集中在西院小南楼，由他们军管会的干部，还有两名女同志照顾孩子们学习、生活。这时阎兰已转到羊房店小学，直到1969年1号战备令下来，中联部“五七干校”从黑龙江肇源搬转到河南之前，阎兰一直在中联部生活，在中联部“五七干校”全体乘火车去河南路经北京时，就将留在北京的子女们一起带到河南。在临走前，阎兰专门到奶奶那里看望奶奶，还给奶奶买了一盒烟、点心、水果，与奶奶告别，没想到这竟是她与奶奶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她就与妈妈在河南农村“五七干校”生活五年多。
 
 
 
阎兰与她妈妈到河南后，我母亲只是一个人住在家里。大嫂在香山挖煤，只能是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天抽点儿时间来家里看看她。另外我老姑，因为她在北京铁道部医院工作，有时间也来看她。这时政协的造反派又连续来抄家，将家中的家具、沙发等东西能拿的都抄走了。造反派不讲理，见东西就拿，最后剩下一个吃饭的桌子也要搬走，妈妈不让搬，说得给我留个吃饭的地方呀，这样，才算剩下个吃饭用的八仙桌子还有几把破凳子，一张睡觉的床，真是一贫如洗。
 
 
 
后来，造反派又看中了我妈妈住的房子。大哥的女儿阎培莉陪奶奶去西单看房子，当他们找到房子时，一个小破院落里，进屋要上几道台阶，进屋一看，屋子很小，阴暗潮湿，窗子在墙的上半部，进屋开不了窗子，要登上凳子去开，这样的房子怎么住呢，妈妈坚决不去，也不搬。造反派没办法。可是妈妈说，爸爸还是要回来的，他回来怎么住？于是就硬顶着不搬。
 
 
 
在1968年六七月份，大嫂来看妈妈，妈妈说，她在吃饭时吐了一口血，大嫂听了很是着急，就到街道医院门诊看病，医生说没法确诊，可能比肺炎要严重，请去大医院确诊。大嫂就陪妈妈到复兴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大嫂见到诊断十分悲痛，真是哭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一个接着一个的灾难像雪崩似的落在妈妈的头上。大嫂当即写信给上海的明光三姐，告诉她妈妈患肺癌的消息。
 
 
 
三姐在郊区劳动，收到信后立刻给大嫂打电话，可是只知道大嫂在香山挖煤，既没有地址，更没有电话号码，偌大一香山，到哪里去找呢！大嫂事后说，明光真有办法，查遍了北京各区电话局的问询处，竟然找到香山小煤窑唯一的一个电话（就是放在煤窑厨房的电话）。
 
 
 
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片漆黑，连路灯都没有，厨房的师傅跌跌撞撞地从山下连摸带爬地到班禅行宫，找到大嫂，说上海有紧急电话找你。大嫂同他一起走下山，接到电话，才知道是明光打来的，明光焦急地询问了妈妈的病情，叫大嫂尽快把妈妈的病历寄去。大嫂回忆说，下山的时候同厨房的师傅一起走，总算有个同伴。而打完电话回班禅行宫的路上，伸手不见五指，山风吹着树叶，哗哗作响，时不时传来野狗的哀鸣，令人胆战心惊。大嫂说时过几十年，当夜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三姐收到妈妈的病历后，找到上海最好的医生开了处方。治肺癌的中草药，剂量很大，当然也很贵。当时三姐和姐夫的工资都已冻结，三姐只好向朋友、同事们借钱，真是患难见真情，三姐的朋友、同事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大包、一大包的中草药，从上海寄到北京，带给妈妈生命的希望，也传递着明光姐对妈妈的一片儿女真情。据大嫂回忆，明光姐寄来的药包如此之大，以至到邮局去取药包的刘阿姨都搬不动，有一次还累得吐了起来。取回家，也没有这样大的药锅，只好把煮饭用的大铝锅刷干净后煎药。妈妈的病情暂时得到缓解。
 
 
 
妈妈的身体略见好转，对爸爸的思念使她不安心。她想到父亲被带走时只穿了一件皮大衣，没有更换的内衣。于是同老姑一起带着装有衬衣衬裤的提包，走遍了公安部、市公安局，卫戍区接待站，都未能获得父亲的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