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最后岁月
老知青家园 2024-04-10 04:05
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永州，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



立志报国的李达，留日学习时选择攻读理科，力图实业救国、科技救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李达开始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还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青葱岁月：“老末”变第一 三改救国梦

李达出生于一个贫穷农家。刚满5岁就跟着父亲识字。他天资聪颖，除了熟读指定的教材外，还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对数学和自然常识也特别喜爱。15岁的李达去投考永州中学。考中学时，年纪小、个子矮，乡下人打扮的李达，引得许多人围观，考官费半天劲才清场。榜单上，李达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比第一名的朱保善小五六岁。进校后，朱保善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差。受到刺激的李达暗下决心，第一学期结束时，跃居年级第一名。



青年时期的李达，理想经历多次变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思想影响，1913年和1917年，李达两次赴日本留学，攻读理科，力图“实业救国”、“科技救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再次重创李达。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前途迷茫，内心苦闷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李达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最终放弃理科专业，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



《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都是李达在日留学时撰写，并寄回国内发表的，这使他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先驱者。



夫妻俩全力操持“一大”
婚房成党刊编辑部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会见李达、李汉俊，建议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随即，李达等联系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由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致信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小组等，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除邀请信，李达等人还给每位参会代表寄去100元路费，这还是共产国际给的经费。“一大”会址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



筹备建党期间，他以留日学生理事身份，参加了上海博文女校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因学联跟女联（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有工作往来，李达结识了在女联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年轻女子———眉清目秀、知书达理的王会悟。两个志趣相近的年轻人，接触频繁遂生爱意。



婚事由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操办，一场简单的婚礼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举行。婚房随后成为《共产党》月刊编辑部。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首次鲜明树起“共产党”的旗帜。



离开党组织26年 再次入党特许无预备期

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接到毛泽东的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身着长袍布鞋的李达来到北平，毛泽东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他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



1949年底，李达再次入党，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



随后，李达仍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从1953年，李达在武汉大学当了13年的校长。



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他指出，当时吹嘘的高指标是唯心主义的产物，面对毛泽东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



“文革”中，李达受到冲击，76岁含冤去世，1980年获平反昭雪。



理论巨匠李达为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化作伟大贡献

应毛泽东的建议 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

写作《唯物辩证法大纲》的最初动因，来自毛泽东。李达与毛泽东，1961年8月，毛泽东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庐山会面，畅谈理论问题。交谈中，毛泽东又一次高度评价李达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名著《社会学大纲》，赞扬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认为现在此书还有很大意义，应该修改出版。



毛泽东的谈话给了李达很大鼓舞，他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物色几位年轻的助手，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重新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其中一位助手后来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陶德麟。



在李达的计划中，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分为上下卷，上卷论述唯物辩证法，下卷论述唯物史观。经过四年努力，上卷内部讨论稿于1965年撰写完成，排印装订成铅印送审本，李达将这些送审本寄给毛泽东和中央有关负责人审阅。1978年，人民出版社请陶德麟根据李达生前意见对上卷送审本进行了必要修改，以《唯物辩证法大纲》为书名正式出版。李达的最后一部著作，在他逝世12年后终于问世。



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

李达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中，就已自觉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思考如何使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1923年，他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指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已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为解决中国问题做怎样的准备，这些问题却尚未解决，因此必须认真地提出并讨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



对此，李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获得解决中国问题的计划和答案。



李达明确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反复思考，实为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发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理论界“鲁迅”无私的力量

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中国理论界的鲁迅”，他三改理想只为救国，全力操持“一大”，面临曲折人生的他始终一心向党。他毕生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撰写、翻译和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襟怀坦荡，心底无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最后岁月作者：李崟


政治理论家李达1890年10月生于湖南永州，1966年8月24日在武汉逝世。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达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７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21年８月至1925年５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1921年９月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重修旧作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向被尊为“中国的理论巨匠”。



1961年，李达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年夏天，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加上劳累过度，他来到庐山休养。



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约见了李达。这是继1959年他们在武汉相会后又一次相见。那一次两位好友谈论文章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随后他也中肯而直率地告诉李达:“你的文章没有从前那样有锋芒。”从那以后，李达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与血气”。



“看你的气色不太好，人也比过去消瘦许多，是不是工作太重，你可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毛泽东一见面就非常关注李达的身体健康。



听到毛泽东的关心，李达十分感激。随后毛泽东又一次赞赏李达30年代所写的《社会学大纲》是那样“脍炙人口”，接着衷心地建议李达“是不是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达在武汉大学多找几个助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



1949年5月李达脱险到香港赴北京前，在山顶花园合影。左起陈力新、陈恕人、李达、李梅彬



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



接受任务后，李达便雷厉风行。他一边打电话给助手，要求立即把有关书籍带上庐山，一边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诉他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修改《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任务，希望他能在优秀毕业生中物色两位有所作为的学生作他的助手，并介绍自己准备花3年的时间修改或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6部哲学著作的计划。



给余志宏的信发出不久，李达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回校后，第一件事是筹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李达调集了几名助手，随后又向学校要了几间房子，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就这样成立了起来。这是全国大专院校里最早建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李达与助手们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第一部著作《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问世了。当此书征求意见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评价：“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些结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阐述和高度概括”。





抵制“顶峰论”

还在李达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与林彪等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唱起了“顶峰论”。



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顶峰论”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



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一位领导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当这篇文章送给李达提意见时，李达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接着他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绝对不能出现这类字眼”。李达的话传了出去，弄得这位领导非常尴尬。



李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但这并不能阻止那年月大报小刊上连篇累牍的“顶峰论”。相反，在林彪反复叫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影响下，“顶峰论”成为人们最时尚最热衷的话题。一次李达助手在谈到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对这种想法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李达的观点是鲜明的。然而许多人不能理解，认为李达是固执，是僵化，是埋头学问。当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李达:“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样坚持，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这些善意的劝告没有改变李达的初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就能出成绩？”



李达这种“不讲政治”的“固执己见”，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满。

武大“三家村”

1965年底，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李达已经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然而由于《唯物辩证法大纲》还没有最终定稿，1966年2月，李达又返回了武汉，开始了全书的最后定稿工作。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此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当时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会议上，有人又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当询问可不可以对李达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人“不厌其烦”，再一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了一句:“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出现了高潮。中央“5·16通知”发出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的“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一些人立即将武汉大学整理出来的李达的材料加以“修改”“充实”，作为中南地区的“三家村”，上报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人。



从此，李达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了。



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所有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不屈的抗争

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发表“批判揭露”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



此时“批判”和“声讨”，虽然用的是“某资产阶级‘权威’”，但被隔离起来的李达心情异常沉重，他根本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实实“认罪”，写“认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开始残酷起来。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然而倔强的性格，使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所以每一次批斗，对他的人体摧残是最重的。



尽管李达遭受种种非人的磨难，但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愤慨地说:“你们把我的资料抢走了，把我的助手赶跑了，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



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李达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妻子石曼华看到他这个样子，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巨星的陨落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又一次抵达武汉视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软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无法知道毛泽东来到武汉的情况。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开除了李达这个“叛徒”、“地主分子”的党籍。



7月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已到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颇有些高兴，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他强支撑起身体，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是称呼润之，还是称呼主席？经过半天思虑，他选用了主席的称呼，因为他想在目前的处境下，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有些不合时宜了。全信的内容短得不到20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第二天，李达小心地用信皮把信牢牢包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将这封信尽快送给毛泽东。



然而，就在李将信交给学校“文革”工作队的前两天，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武汉。此信只好辗转送往北京。



李达的病情更加严重了：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吓人，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毛主席接到李达的求救信后给陶铸、王任重的批复



李达的信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已经是8月中旬，毛泽东看后，立即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湖北省委解决李达的困难处境问题。



8月22日，李达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这时可能是毛泽东的批示起了作用，也许是有一些人“良心”发现，他们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难以输液。



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



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

去世14年   恢复党籍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谈到中共一大时，特别讲到了李达，说他是一大代表，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毛泽东在谈话中并没有讲到给李达加上的那些罪名，随后，李达的问题有了松动。林彪集团覆灭后，1974年1月13日，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大会”，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3封信的手迹。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来源：央视、澎湃网、河大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