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为极权主义张目的哲学家
原创 读书人张弘 阅读与幽思 2024-04-05 16:00


哲学家的职业并不意味着从业者先天智慧，他们在现实中很可能愚蠢而短视。在关键的历史关头，他们也可能助纣为虐。



                                                                        作者︱张弘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不仅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其罪恶滔天自不必说。《希特勒的哲学家》（伊冯·谢拉特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揭示的事实，恐怕少有人知：希特勒以“哲人王”（哲学家的元首）自居，他利用哲学家为其服务；德国哲学家康德、尼采、恩斯特·海克尔等人都具有反犹主义思想。而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则为希特勒提供了反犹的种族主义思想资源。当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开始排斥和屠杀犹太人时，大哲学家施米特和海德格尔趋炎附势，一边鼓吹希特勒的英明神武，一边为其反犹摇旗呐喊，予以支持。

在德国传统中，哲学的地位显赫，哲学家如同明星，他们一举一动、所提倡的观点都对德国的想象力影响深远。希特勒洞悉了哲学的地位与重要性，以“哲学家的元首”自居。1923年11月，35岁的希特勒以国家社会主义名义从事激进的政治活动被捕，他被判叛国罪 次年春天被关押在巴伐利亚州西南部的兰茨贝格监狱。

希特勒自称在兰茨贝格的日子是“州里埋单的大学时光”，决定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并开始写一本书，着就是后来名字被简化的《我的奋斗》。希特勒认为，康德、黑格尔和尼采等思想家对德国人来说，就像莎士比亚和狄更斯之于英国人。他必须把哲学收归己有，很快，他就会自视为“哲学家的元首”。希特勒称，他阅读了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黑格尔、费希特、瓦格纳、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朗贝恩、马克思等人的著作。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出狱回到慕尼黑。

在希特勒阅读的哲学家作品中，康德在讲座和《实用人类学》中对犹太人的刻画是反犹主义。费希特宣城：“不能给犹太人公民权利，除非有人砍掉他们的脑袋，换上新的，并且不能有任何一丝犹太观念。”黑格尔将犹太人归为劣等一类，排除在文明之外。路德维希·安德烈斯·费尔巴哈把犹太人堪称自私自利的，甚至指责他们有食人的宗教仪式。作曲家和哲学随笔作家理查德·瓦格纳在一些各句中，将憎恨犹太人变成一种审美体验。尼采认为，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但他也对反犹分子不满。此外，一些优生学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美化种族主义。

到1933年希特勒出人德国总理时，他已经让自己和纳粹党内深信，他就是“哲学家的元首”。由于自己失误太多，他需要挑选代表从何德国的哲学家开始，掌管国家的心灵，控制它的思想，让人成为奴仆。这个纳粹党“首席哲学家”位置的竞争很激烈。最终，他挑选了从小就被戏称为“哲学家”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作为希特勒的御用者，罗森堡的使命有两个：摧毁民主政治，建立纳粹统治。罗森堡需要学术界合作，他找到了两个纳粹主义的捍卫者，哲学家鲍伊姆勒和克拉克。鲍伊姆勒得到了罗森堡的青睐，在柏林大学被提升为教授，并在柏林大学设立了纳粹党政治教育研究所。克里克在希特勒当选总理前就是纳粹党内主要理论家，他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校长职位。希特勒掌权后，他成了哲学和教育学教授，随后又获得了声望极高的海德堡大学教授职位。第三帝国时期，鲍伊姆勒和克拉克协助罗森堡掌管了很多重要的纳粹机构，他们宣扬纳粹的意识形态，建立审查制度，依靠财政手段和审查控制课程，编写了鼓吹纳粹主义的教科书，使得纳粹主义教育制度化。在战争问题上，哲学家们全都跟随罗森堡的领导。当刚开始执行巴登法令，在大学驱逐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在内的犹太人时，希特勒和卢森堡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当卢森堡为他的各种意识形态机构招募人员时，哲学家们都趋之若鹜。

除了罗森堡、鲍伊姆勒、克拉克这样的御用哲学家，另有一类是卡尔·施米特和马丁·海德格尔这样的帮凶哲学家。他们名气大，影响力广泛，在社会上、在读者和学生中具有极高声誉。正因于此，一旦他们将灵魂出售给纳粹时，所带来的危害也更加巨大。

1888年7月11日，卡尔·施米特生于威斯特伐利亚的普勒滕贝格小镇。他1907年进入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学习法律，两个学期后去了慕尼黑大学，后来又去了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法律学位后进入行政部门工作，五年写了三本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推迟入伍，后来自愿参军，但很快受伤，被安排在慕尼黑军队法律部门，做安全的伏案工作。

施米特厌恶现代性，他决定永远不去适应中产阶级生活。他这段时间的观点包含康德学派，关注高级法概念，对抽象的权利有兴趣。他对浪漫主义有短暂热情，但很快消退，并开始批判其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形式，彻底置身事外，退回其忠诚的天主教教义。他出版多部著作，这为他赢得了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全职教授职位。由于学校离家乡较远，1922年，他去了波恩大学。1924年，他与首任妻子离婚，并被逐出天主教会，很快，他就与第二任妻子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生活比以前幸福。在波恩大学，施米特清晰的教学和写作风格很受欢迎。1928年，施米特离开波恩大学，到柏林工商管理研究院任法律系讲座教授。

施米特开始很厌恶纳粹党人，他认为这些极端分子会威胁国家安全。到1932年，施米特既担心内战，又担心纳粹。1933年1月30日早晨，施米特坐在柏林库斯特拉咖啡馆的红木椅上，手拿一杯咖啡陷入沉思。此时，广播播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他先是感到震惊，然后是沮丧和疲惫。当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他后来在日记中承认，甚至有天深夜想要自杀。施米特随后谨慎观察纳粹积蓄力量，驱逐大学中的犹太学者。他看到，批评纳粹主义的行为被抵制、压迫和破坏，很多学者保证公开支持纳粹，其中包括由鲍伊姆勒和克里克麾下一群哲学家。而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赞成和支持纳粹，更增强了这种趋势。1933年4月22日，海德格尔给施米特写信，力劝他加入纳粹。随即，施米特的心情戏剧般变化。1933年5月1日，他支持并加入了纳粹，党员编号是2098860 。5月10日晚，纳粹学生在德国大学焚烧犹太作家的书籍时，施米特为他们加油，还为当地纳粹党人写过一篇文章，他对焚书者只有一处批评：被他们投向火海的犹太作家的书太少了。

施米特的支持很快获得回报，纳粹开始吹捧施米特，向其授予荣誉，并正式任命他为普鲁士国家顾问，施米特还在很多纳粹法律机构委员会任职，并成为柏林大学教授，为希特勒掌权制定了法律哲学框架。施米特支持清洗活动，为纳粹的政治谋杀辩护。其职业生涯继续提升，成了希特勒的首席法律顾问。

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生于巴伐利亚小镇。一战结束后，他跟随埃德蒙德·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做研究，希望成为这位大人物的高级助教。1923年，胡塞尔帮他在附近的马堡大学获得教职，海德格尔满心欢喜地在那里工作了五年。1928年，胡塞尔从弗莱堡大学退休，他热心推荐海德格尔成为了继任者。无论是学术上还是职业生涯，胡塞尔都堪称海德格尔的恩师。

1927年，海德格尔出版了《存在与时间》，这让他登上了世界舞台，1929年，他出版了《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知名度更为增加。在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同一天，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不久，海德格尔发布了“巴登法令”，所有非雅利安教授和大学资深职员都被停职，其中包括他的恩师胡塞尔。1933年4月，胡塞尔收到一封信，通知他从名誉教授的位置上执行“休假”。海德格尔有权取消这个决定，但是，他无所作为。而这个法令，也导致胡塞尔在基尔大学的儿子格哈特被停职。

海德格尔精心挑选了在1933年5月1日加入纳粹党。他的党员编号是3125894。在公开庆典的演讲中，海德格尔赞扬希特勒，并称纳粹主义的建设“现在已经成为德国大学唯一的最重要任务”。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身穿全套军事制服，发表自己作为弗莱堡大学新任校长的就职演说。红色和黑色的万字符旗帜在讲台飘扬，海德格尔走上讲台，行了一个标准的纳粹军礼，然后开始做了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演讲，赞美纳粹主义。不久，他给希特勒打电报，解释自己热心支持“让大学与纳粹党保持一致”，并祝贺另一个纳粹党人当上了州长。在弗莱堡大学，他还支持了学生纳粹组织。

由于纳粹德国的教授竞相向希特勒邀宠，他们嫉妒海德格尔飞黄腾达，于是在大学干涉他。一年后，海德格尔辞去了大学校长职务。但是，他继续为纳粹效忠。此外，他再也没有拜访过胡塞尔，不仅胡塞尔病情严重时没有去，连1938年去世后的葬礼也没有出席。

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期，那些犹太哲学家无疑是受害者。从1932-1933年初春，本雅明一直躲在公寓，纳粹党切断了他谋生的各种手段，事业的穷困和饥饿折磨着他。他决定途经巴黎前往西班牙伊维萨岛，在哪里撰写回忆童年的著作。他右侧小腿的伤口发炎，1933年夏天到秋天卧床不起，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一起恶化。依靠求助、借贷和变卖财产，1933年10月，他到了巴黎，疾病终于康复。经过了几年艰辛度日的生活和写作，1939年5月26日，他被德国大使馆告知被剥夺了德国国籍。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之后，法国政府将在发过的德国人、奥地利人、接客人、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被集中拘留，在巴黎的被送往白鸽城体育场。被扣押三个月后，本雅明于1939年11月底获释并回到巴黎。

1940年5月，巴黎形势危急。经过法兰克福学派的交涉，本雅明终于拿到了美国签证。当有关当局有害要求补充性资料，本雅明根本没有，于是噩梦成真。9月25日，本雅明从法国南部翻越比利牛斯山逃离。但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的小镇布港被西班牙警察截获。在警察看押下，在一个法国旅店过了一夜。第二天，他就会被送回法国。法国旅店的老板和盖世太保关系密切，本雅明孤注一掷打出几个求救电话，但都是徒劳。他吞下吗啡自杀，布港死亡登记册记录的死亡时间是1940年9月26日晚上10点。







相对本雅明的悲剧，汉娜·阿伦特更为幸运。1939年，阿伦特作为“敌国侨民”被送到了法国西南边陲的拘尔拘留营。1940年6月，法国已经沦陷。阿伦特和一帮人成功获得释放证明书，然后逃出营地。从而侥幸地免于被送到毒气室。她逃到法国的蒙托邦市寻求朋友的庇护，结果在那里奇遇自己的丈夫海因里希。1941年，35岁的阿伦特和丈夫获得了所需的证明，带上母亲从法国朝南到里斯本，然后乘船去了美国。

1941年5月，阿伦特到达了纽约，此时，她和丈夫口袋里仅有25美元。他们租住了一个狭小昏暗的公寓。在这里，阿伦特写出了20世纪的杰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来美国时，阿伦特随身携带的还有本雅明在巴黎委托给她的手稿。惊闻本雅明死讯后，阿伦特承担了注释、编辑和出版本雅明著作的工作。正是因为阿伦特的奉献，使得本雅明被追认为20世纪文化偶像。

而勇敢反对希特勒的德国哲学家和音乐家库尔特·胡贝尔更值得尊敬。他拒绝把民俗音乐变成纳粹主义的民族赞歌，拒绝为政治利益编造闹剧，为此被罢免了在大学的职务，其作品也被禁止出版。胡贝尔是德国民族主义保守人士，他也对德国的文化成就深感自豪。一群学生自制了一个非暴力反抗组织“白玫瑰”，胡贝尔也加入了。1943年初，胡贝尔为“白玫瑰”撰写了第六章传单，号召人民反对希特勒和纳粹。1943年2月18日，“白玫瑰”成员汉斯和苏菲因为散发传单时被逮捕。2月26日，胡贝尔被逮捕。1943年7月13日，胡贝尔被纳粹处死。

二战结束时，施米特被美国人拘捕。作为法学家，施米特施展天赋，为自己推脱罪名，声称被逼无奈才为第三帝国效劳。1947年3月，他被转送至纽伦堡法庭，以战争罪接受审判。最终，施米特并未被公开审判，所受的唯一处罚是不准在学术界任职。施米特总是抱怨，自己是环境的牺牲品。海德格尔作为“典型纳粹党合作者”，他的住宅被征用，工作被剥夺，并被起诉。对此，海德格尔备感愤慨，他先是抗议自己受到迫害，其后又煞费苦心为自己辩解。最后，海德格尔被归类为纳粹的“同路人”。在社会的抗议下，大学被迫禁止海德格尔从事教学，但允许他保留弗莱堡大学荣退身份。此后，他此前的情人汉娜·阿伦特和受他哲学影响的萨特帮其重返了国际学术界。

就施米特与海德格尔加入纳粹的情况来看，他们尚未面临非得与纳粹同流合污的处境。但是，他们的选择无疑是看风使舵和投机心理所致。让他们为纳粹张目，充当希特勒的帮凶和作恶机器，其罪恶行径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论其学术成就有多高，学术名声有多大，无论其怎样怙恶不悛，这些罪恶都不会消除。在我看来，哲学家的职业并不意味着从业者先天智慧，他们在现实中很可能愚蠢而短视。在关键的历史关头，他们也可能助纣为虐。施米特与海德格尔，可谓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