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政治，让苏共自掘坟墓
原创 读书人张弘 阅读与幽思 2024-04-08 16:00
苏联的极权统治，其严酷性在世界统治史上都很罕见。无论是人身控制还是舆论钳制，苏联政府所实施的控制措施都无比严密。尽管苏联人一度臣服于这种恐怖政治，但是，他们最终用自己的选择，表达了对这个极权制度的深恶痛绝。



作者︱张弘





在《古拉格：一部历史》的尾声部分，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写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1998年初秋，她乘船横渡白海，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前往索洛维茨基群岛。当俄罗斯乘客门知道她正在撰写关于古拉格的著作时，他们变得不高兴了，一位男士说，“你们外国人为什么只队我国历史上的丑恶感兴趣？”他的妻子则关注现实问题，认为“古拉格已经不重要了”。
后来在俄罗斯旅行，“那不关你的事”和“那不重要”是人们的普遍反应，沉默——或不发表意见，以耸耸肩来表示可能是最常见的反应。阿普尔鲍姆认为，这种集体沉默有几个原因——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确把他们的所有时间全都用来应对俄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型；许多俄罗斯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对过去进行了讨论，尽管几乎没有进行；苏联解体对俄罗斯人的自尊心是沉重打击，谈论强大的旧制度不好，这让人感到太痛苦；还有人担心，如果穷追不舍，会发现自己的祖父这代人做出过不名誉的事情。而俄罗斯平反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则说，社会并不关心过去的罪行，因为那么多人参与其中。

对于沉痛的历史记忆，《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忘往事者失双目！”那么，俄罗斯人为什么对过去保持集体沉默？这种心态，又是如何形成的？奥兰多·费吉思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以下简称《耳语者》），可以提供一种深刻的理解。

恐怖政治与经济掠夺

在德国心理学家汉斯-约阿希姆·马茨的《情感堵塞》一书中，作者将民主德国的压制性体制分解为国家压制、党的领导地位、国家安全局的权力、司法压制、国家教育的压制、家庭压制、医学界的压制、分娩过程中的权威压制和教会压制。相对而言，苏联的压制性体制不禁更加严酷，视人命为草芥，而且多出了几种更为严厉的压制：经济压制，任意剥夺民众财产；人身压制，任意逮捕和流放苏联民众到古拉格，让其在忍饥挨饿的专题台下从事非人的体力劳动；舆论压制，任何有损于统治者利益和名声的报道从来不会出现于公共舆论，公民私下里稍有怨言或出言不慎，也很可能引来牢狱之灾。

《耳语者》所关注的，是斯大林时代（1924-1953年）个人和家庭生活。作为一部口述历史著作，作者尤其注意斯大林主义如何渗透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其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并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沉默旁观，或积极合作。除了查阅大量的档案，奥兰多·费吉思访问了众多家庭，征集家庭回忆录、书信、日记等资料。他聘请了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彼尔姆的纪念学会去采访斯大林时代的幸存者，誊写和扫描其家庭档案。研究小组电话采访了1000多人。

正如作者所言，“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sheptun）。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以铁拳统治实施财产剥夺、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斯大林使得恐惧成为所有苏联人的普遍情绪：普通民众可能因为一句话或意见微不足道的小事遭到逮捕，官员或公务员可能因为政治上的翻云覆雨，一夜之间从作威作福者变成阶下囚；最高统治者害怕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失势而性命难保。而斯大林无时无刻不在恐惧被觊觎者夺取权力，因此对可能的政治对手和威胁者毫不留情地打击。与哈维尔在《给胡萨克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的描述相比，最早实施红色恐怖统治的苏联杀气更重、压迫更甚，恐惧的雾霾有着更高的指数。《耳语者》的写作以接近于编年史的方式，以普通人口述史的亲身经历展示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和形成。因此，国家机器的发动，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的碾压有着一道清晰的履印。

恐惧情绪的普遍蔓延，“造就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使人们从敢怒不敢言到积极配合和旁观，显然是长时间的社会运动和恐怖政治实施的结果。早在布尔什维克获取政权之初，就已经开始公然实施恐怖统治。据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49页）载，1918年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将苏维埃共和国变为军营》的决议。9月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红色恐怖》的决议决定枪杀参与阴谋和骚乱的一切人员，并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关押于集中营。

1918年-1920年，内战发生。为了应付白军，布尔什维克开发了第一套计划经济（战时共产主义），后来成为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原型。他们试图杜绝私人的贸易和财产（甚至计划以配给来取代金钱）；向农民征集粮食来养活城市和军队；征召数百万劳动大军奔赴“经济战线”，包括伐木为薪、建筑道路、维修铁路；强制推行实验性的集体劳动，让人们住进工厂附属的宿舍和营房；向宗教开战，迫害神职人员和教徒，关闭数百座教堂；钳制所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异见者。在内战的“内部战线”上，布尔什维克发起反对“布尔乔亚”—前沙皇官员、地主、商人、富农、商贩和旧知识分子—的恐怖运动（红色恐怖）。

到1921年的春天，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摧毁了苏维埃经济，把众多农民带到饥荒的边缘，苏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挨饿。全国各地的农民发动一系列叛乱，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及其粮食征用制度。列宁自己说，这“比全部白军加在一起还要危险”。在许多农村地区，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忍无可忍的农民夺取村庄权力，切断对城市的粮食供应，饥饿的工人举行罢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其水手曾在1917年10月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现在反过来发动兵变。
托洛茨基曾称赞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革命的骄傲和喜悦”，此时却亲自指挥向该海军基地发起军事突击。军事力量和无情的恐怖，也被用来对付农民起义。据估计，在镇压起义期间，被监禁或驱逐出境的有10万人，遭枪决的有1.5万人。列宁意识到，要扭转起义浪潮、促使农民恢复向城市供粮，布尔什维克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恢复自由贸易。击败白军之后，布尔什维克便向农民作出让步。在1921年3月，列宁在第十次党代会上引进新经济政策，以相对宽松的税收来取代粮食征用制，使小规模的私人贸易和制造合法化。它偏重于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置重工业发展于次要地位。

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形成了犹如宗教组织一般的纪律：“党的学说是所有追随者的信条，集体作出的判断就是终极的正义。如果领袖指出某党员有罪，后者只得悔改，向党下跪，欢迎党的判决。如果为自己辩护，无疑是对党的意志抱有异议，是罪上加罪。这解释了为何这么多布尔什维克，即使是无辜的，也在清洗中认命。”（45页）



剥夺财产与劳动惩罚

然而，新经济政策好景不长，随着列宁1924年的去世，以及斯大林上台，斯大林在1927年底反对新经济政策。《耳语者》中的塞缪尔·拉斯金是一个在莫斯科做鲱鱼生意的小商人，1928年，莫斯科苏维埃再次向小商贩征收特殊营业税，他因为拒缴这特殊营业税的全部而被捕，先是短期监禁于莫斯科，后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返回莫斯科之后，他于1929年纯搬入自己购买的祖博夫广场的住宅。不料，新经济政策取消之后，就是废除了私有制。拉斯金的住房被国有化，一对老夫妇（知名的警方举报人）搬了进来，并且堂而皇之地占了两间大屋，而拉斯金一家不得不挤入一个小间，还要付租金。1929年11月，国家又征用了塞缪尔的鲱鱼生意。塞缪尔·拉斯金第二次被捕，然后被流放到沃罗涅日。当他1930年返回后，只能作为苏维埃水产业雇员，开始新的生活。

而布尔什维克的运动远不仅于此，从1928年秋天起，苏共在农村开始实施大规模的集体化，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没收农民的生产资料，使其变为农奴。一些最勤劳的农民被划为“富农”，中央政治局1930年定出配额，最终要求剥夺100万“富农”家庭（约600万人）的财产，把他们送到劳改营或“特殊定居地”，而这一配额，又经过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地方警察和党组织的层层加码。

在工业方面，斯大林从1929年开始搞工业化，并推动了目标过高的工业化，为此而强迫劳役。为了发展苏联寒冷偏僻的远北和西伯利亚，被大规模逮捕的各类“敌人”在古拉格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

1931年8月，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父亲特里凡带着小儿子帕夫利克逃离利亚利亚定居地，到达斯摩棱斯克苏维埃大楼，希望亚历山大能够帮助自己，但是遭到拒绝。他在斯托尔波沃镇找到朋友一起喝酒，帕夫利克在一边睡着了。午夜时分，警察赶来逮捕特里凡——亚历山大出卖了他们。1935年，他的另一个弟弟伊万到斯摩棱斯克找到亚历山大，而后者告诫弟弟，让他赶紧离开斯摩棱斯克。

在富农家庭出生、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身上不难看到，对于自己前程的担忧，以及根深蒂固的恐惧已经浸润于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尽管也有内疚和自责，但是，地区党委书记鲁缅采夫1931年在会谈中的一番话，显然更让亚历山大印象深刻：“生活当中，有时必须在家庭和革命之间做出选择”。对于亚历山大而言，利害关系十分明显：如果顾及家庭，以亲情为重，除了牺牲自己的前程之外别无所获。而“大义灭亲”则能赢得组织信任，从而增加改变自身命运的几率。

到30年代，苏联的老布尔什维克节节败退，新型的党员官僚阶层在工业级层崛起，人数在500-600万的“行政金字塔”建立。斯大林不再呼吁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幸福，在1935年的集体农庄会议上，他告诉与会代表，人想拥有自己的东西不算犯罪。与之相呼应的是，以物质奖励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开始形成。与此同时，社会控制并未松懈，人们几乎没有任何私密存在空间——内务人民委员会建立了一个秘密举报人的庞大网络，而共用公寓则为集体掌控提供了便利。

从1937年开始，斯大林开始实施大恐怖。许多忠诚的布尔什维克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斯大林万岁！”被处决。而德国对苏联的入侵，恰好为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提供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共同抵抗外敌的情况下，苏联人勇于牺牲，将酷政带来的痛苦暂时搁置。此时的苏维埃不失时机地鼓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呼吁他们捍卫自己的家园和家人，并激发他们对德军的仇恨。而1941年之后，政权放宽对政治和宗教的控制，让苏联人产生了一些新兴的自由感。他们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互相之间变得亲近。共度时艰，付出巨大代价的苏联人，普遍希望社会气氛更加宽松。但是，战争一结束，斯大林立即在军队和党的领导阶层推行新的大清洗，政治压制再度收紧，苏维埃继续宣传，要民众再做出一段时间的牺牲。从1945年到1950年，劳改营又收进100多万新囚犯。古拉格系统扩展成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到1949年工雇用240万名劳工，比战前增加了70万。

此时，大多数公民明确意识到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的差别，他们压抑自己具有潜在危险的想法和冲动，能够自如地应让自己问心有愧的道德困境。伊琳娜·亚历山德罗娃1946年进入列宁格勒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注册时隐瞒了父亲的背部，在次年旅行考察的另一张表格中又披露真相——因为她认为“时代变了”。不料，差一点被学院开除。而更多人则选择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有些年轻人拼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着想，心甘情愿充当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安全机关喜欢从‘人民公敌’的子女中招募举报人，知道那些人很脆弱，其中很多人亟想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苏维埃公民。”

而1953年3月5日的斯大林之死极具讽刺性：“西蒙诺夫得到的强烈印象是，除了莫洛托夫，这个小圈子的其他成员都为此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也可从他们的语调中听出。”消息公布后，人们普遍感到震惊和悲伤，即使是那些遭到其迫害的人。而那些为斯大林死亡感到喜悦的人，“他们摆出悲伤的面孔，但严重缺闪烁着兴奋，互相打招呼时却有微笑的暗示，他们内心的喜悦昭然若揭。”

恐惧成为一种心理机制

然而，苏联人的恐惧并不因为斯大林的去世而消除。暴君虽亡，恶迹犹存。斯大林体制犹如紧箍咒一样牢牢控制住了苏联人。其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恐怖政治不如斯大林时期严酷，但是，其压制性体制的主要特征仍然基本维持。持续数十年的恐惧情绪，已经从外部的弥漫，通过苏联人长期的呼吸而内化为一种对国家权力的自觉配合，并且在心头牢牢扎根。乃至时过境迁之后，其潜在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

在《耳语者》中，作者展示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富农的女儿安东尼娜·戈洛温娜剩余1923年，她从上小学起就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默默无言中忍受”。她在学校里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都不敢自卫。有一次，教师找安东尼娜的碴，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穷酸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却逼迫她缄默不语。其后，她努力学习，编造履历，并向两任丈夫隐瞒自己的过去。直到90年代中期，有两起事件促使安东尼娜逐渐冲破恐惧，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富农”出身告诉女儿。

第一件发生于1995年8月2日，这一天恰好是父亲1930年被捕的65周年。72岁的安东尼娜重访奥布霍沃村，她家曾在那里居住，直到1931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30年，奥布霍沃村虽贫穷，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农业社区，总人口达317人，将近一半是孩子，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和合作商店。到安东尼娜1995年重访时，古老的村庄仍有炊烟的只有9栋房舍，60年的集体化耗尽了奥布霍沃村人的青春和活力。全村仅存13人，其中11人已有60至70多岁。村里的妇女以她的名义，在伊万·戈洛温的家中安排聚餐—他是村庄里她家族中的硕果仅存者。最初的紧张气氛一旦烟消云散，村民们开始回忆起安东尼娜的父亲，称他是一个好农民，他的勤奋正是集体农庄所缺乏的。

安东尼娜与过去达成和解的第二个转折事件，发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沙尔铁地区。1931到1934年，她与家人曾居住于此，因此她特来这个“特殊定居地”故地重游。多年之前，定居地已被撤销，但从路上就能看到，营房的废墟仍屹立在高高的铁丝网之后。安东尼娜在附近徘徊时，遇到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当地妇女，她询问可否走进定居地，随即开始了交谈。那名女子透露：“我是富农的女儿，1930年被送来此地，我真正的家园是在巴尔瑙尔”。安东尼娜回忆当时她的反应：

我感到震撼，从未听人公开说出自己是富农的女儿，像我一样。我从没想到，说出这些话语，可以不带一丝羞耻。更何况，这个女人讲出时明显感到自豪。我的一生，一直在尽力掩盖自己的富农出身。这个女人说话时，我环顾四周，看看旁边有无他人。后来，我开始思索，为何环顾四周察看有没有旁人偷听？我到底怕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然后，我大声说出：“我是个富农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句话，尽管在自己的脑海中，我曾自言自语一千次。周围没人能听到我的话，因为我独处在一条荒道上。但是，我仍感到自豪，自己终于大声说出来了。我走到河边，用河水洁净自己，然后为父母祈祷。

可以想见，如果阿伦特能够了解本书事实，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将更为丰富和深刻；如果她对苏联民众之间告密盛行的详情了解更多，对“平庸之恶”的研究无疑将更上一层楼。面对面目狰狞，张开血盆大口的利维坦，苏联民众从恐惧、顺从，到心甘情愿被其吞噬，甚至成为利维坦的一部分，助纣为虐。其中，有着深刻的心理机制。

在《情感堵塞》中，而马茨的分析可以从心理学角度，部分解释这种压制性体制在苏联人身上产生的后果：“长期的纪律教育、宣传蛊惑以及不容任何异见的偏狭做法，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将外在的强制力转化为内在的压抑。这一体系会长久地向个体施加影响，直至个体在心里机制上最后彻底完成自我奴化的过程，完成自我破坏的转化。可以想象，整个过程一场恶劣和严酷，因为个体到最后不仅无法感知其自我异化，不能辨认其真正的生活，而且还将其失常的行为主动合理化：比如这是在为‘伟大理想’服务，是爱国义务，是为了保护祖国，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也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当我们的‘英雄’为自身的精神扭曲而感谢党和政府，并将其心理痛苦解释为隐忍的英雄行为时，真让人无言以对。在私人生活领域中，也有一套充分的‘自我辩解’：目的是为了不危害家庭和顾及孩子，或者是为了逆境求生，还有个人无法改变现实等等。不仅连体育、艺术和科学都被被迫纳入社会主义文化，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将已经异化了的现象严加遮盖。”

学者金雁披露的情况是，当下的俄罗斯人对于过去的一页保持集体沉默，主要是因为在从前主张把手铐拧紧的人物，如今大都不愿意去正视真相。而真正受迫害的人并不这么想。“《耳语者》后来两次拟出俄译版都遭遇波折。有人说是因为书中有若干资料错误，非关‘政治压力’，但我看是两种原因都有。否则为什么该书英文版出版并造成广泛影响的5年间没人提出资料纠误，要出俄文版了才发现问题。而且根据当时我们在俄罗斯的体会，出版社有没有压力不敢说，记忆协会（为《耳语者》提供大部分史料的民间机构）面临压力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今天的俄罗斯毕竟已经不是斯大林时代，“自由是多少的问题，不是有无的问题”。

而马茨对于作为受害者一方的民众如是警告，“在我看来，我们并不能单纯地以为，只有我们一个不公正体制的压迫、欺骗和折磨，这有一定道理，但遗憾的是，这个国家同时也是我们心理结构的一个映像，是我们内心不自知、或不肯承认的东西的外在写照。没有台下俯首帖耳、列队行进的人民，也就没有人能自己雄霸主席台。用一句精神疗法的讽刺来说：什么人养什么鸟——什么样的人民养什么样的政府！”

尽管布尔什维克极权统治制造的恐惧，在一段时间让苏联人臣服，但是，当苏联走向崩溃时，绝大多数苏联人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令人不解的是，有人对此大为不解，故作“友邦惊诧论”，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正是叶利钦所说，苏共背叛了人民所导致的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