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劲光回忆录 第二十四章 三年分歧公开化
肖劲光 将帅回忆录 2022-12-05 10:28




第 二 十 四 章

三 年 分 歧 公 开 化



李 作 鹏、张 秀 川 来 海 军

一九六二年四月，军委检查团检查海军结束后，检查团成员中的李作鹏、张秀川还有其他几个同志便留在了海军。按照林彪的安排，李作鹏担任海军常务副司令，主持海军工作;张秀川任海军政治部主任。我因为犯“错误”和“身体不好”,便被安排到“三线”。

李作鹏、张秀川来海军工作是在军委检查团来海军之前，全军召开的组织编制会议上确定的。当时，海军接连发生的几起重大事故，使我颇伤脑筋，加上身体不太好，对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点感到力所不及。为此，我曾向军委提过建议，希望能给海军增加力量。在全军编制会议期间，林彪找我谈话，当面交代让总参军训部部长李作鹏来海军当副司令时，我是赞同的。

我当时之所以赞同林彪的安排，倒不是因为他是军委的领导，主要是因为我对李作鹏是有些了解的。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都在东北打过交道。在东北民主联军中,我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李作鹏任参谋处处长。后来他担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军长。在围困长春期间，他率领的部队负责打援任务，任务完成的还比较好。在我的印象中，他还是比较能干的。当然，林彪也是比较器重他的。可以说，他是林彪的一个“宠儿”。海军成立时，我曾建议要他到海军工作，但是他没有来。后来，他调到了总参，担任总参军训部部长。

我当时还考虑到，作为总参军训部的部长，主管全军的训练工作，对如何搞好部队训练应该说也算一个“专家”了。而海军出现的许多问题，大多都是在训练过程中发生的，总参的军训部长来海军担任副司令，对解决海军训练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无疑是极其有利的。但遗憾的是后来的事实却没有按照我们的主观愿望发展。

记得一九六二年三月，刘承司叛逃事件发生后我到了上海。当时叶群也在上海。四月一日，她把我叫去，向我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指示。叶群说:“林副主席要我转告你，刘承司大事故，政治影响大，首先军委要负责，没有增加力量、工作帮助不够。今后要改变，要重视。增加李(作鹏)张(秀川)主要是帮助研究原因，改进工作。派工作团来也是帮助工作，引起舰队的注视，要维持海军威信，商量作事。海军问题，肖劲光同志有信仰作用，海军党委对军委是良好的，拥护主席。主要是帮助工作，不出事故，由肖劲光放手抓。组织上主要是加强力量，继续支持海军领导。出了事故，海军党委是否齐心协力不够，基层作风是否朝气不够，思想教育是否也有问题。要提倡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加强核心领导。”第二天，李作鹏、张秀川便随军委检查团一起来到了东海舰队。之后，两人就留在了海军。他们在海军的工作实践和林彪后来的所为，彻底打破了林彪当时的“诺言”。

李作鹏、张秀川来海军是命令未到人先到的。当时，虽然林彪有话让李作鹏担任海军常务副司令，但是因为没有命令,所以对林彪的“决定”我没有宣布。我认为，这么重大的问题，需等见到军委命令后才能宣布。这本来是正常的,也是完全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是却被他们作为我“对抗林副主席指示”,“打击、排挤”李作鹏的“罪状”。

李作鹏、张秀川来海军后即参加了一九六二年底至一九六三年初的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在张秀川主持下起草的《关于坚决执行林彪同志的三条指示，加强海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提出:“为了加强政治建军，在一定时期内，应有计划地多搞点政治”并认为“只有政治搞好了，军事工作和其它工作才能搞好。”从这之后，他们便以这个决议为根据，在海军开始了所谓“加强政治建军”的工作。

在李作鹏他们看来，一九六三年以前，海军是“四个第一”没有摆在第一。既然是“四个第一”没有摆到第一，那就是军事训练摆到了第一，军事训练摆到了第一就是单纯军事观点,而单纯军事观点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是与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相对抗的。在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逻辑指导下，从一九六三年以后，他们以林彪的所谓“三条指示”为“尚方宝剑”,全面否定海军建设十几年来的工作，大搞“端正海军工作方向”，全力贯彻林彪的“四个第一”和突出政治。

为推行林彪的“一套”，他们一方面互相吹捧，一方面对海军或舰队领导中一些坚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任意扣上“单纯军事观点”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帽子，并且横加批判。这不仅造成了海军上层领导的紧张气氛，也使当时海军部队相当一些干部产生了抓政治工作怕“偏”，抓军事训练怕“单”的思想顾虑。

那时，我的身体状况不大好，心脏病、高血压加上失眠的折磨，使我的工作不能保持经常。最使我伤脑筋的还是工作上的问题。按照罗瑞卿同志在一九六三年海军党委扩大会上的要求,少壮派李、张挡第一线，苏、王挡第二线，我挡第三线，并说有了这三道防线，海军工作就一定会搞好。但实际上，李作鹏等一直把我与苏振华作为他们的对立面，动不动就指责批判，在工作中根本就无法形成“三道”防线。

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思想上、认识上的原则分歧。这就是部队建设的中心任务到底是什么?当时，在我的思想上，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住院期间，不抓工作了，思想上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冥思苦想:在没有战事或战事极少的情况下，部队工作究竟以什么为主?是大搞政治?还是以训练为中心?尤其是对于海军这样一个技术复杂的军种，我们所抓的军事技术训练是过头了呢?还是远远不够?结合海军十几年的经验，我基本上坚定了这样一种思想，就是和平时期的部队建设必须以军事训练为主，作为技术复杂的海军更应该如此。我们以往的工作，不是抓训练过了头，而是抓得很不够，训练上不去,战斗力就无法提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九六四年我恢复工作后，即以主要精力抓部队的训练工作。同时，对海军领导中大胆抓军事训练的，我也给予积极的支持。



青 岛 比 武 和 两 次 海 战

我恢复工作后，先到部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同时开始思考如何着手抓海军的军事技术训练问题。这时，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关于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运动的报告》于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经军委批转下发，这就使一度被冷落了的军事技术训练工作，重新开始了恢复。

同年二月六日,海军党委为贯彻叶剑英副主席的报告专门发出了一个指示，要求全海军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热潮。指示规定:各兵种、部队应根据自己的特点，着重培养基层战斗单位，即舰艇部队的单舰、单艇(中队)，飞行部队的单机、中队，炮兵部队的单炮、分队，以及单兵、战位部门的基础训练标兵。同时，要求各院校和各观通、侦察、后勤、工程、防化等勤务部(分)队，均应根据上述精神培养自己的郭兴福式的专业分队和个人。并提出:在此基础上，切实搞好协同训练。这个指示发出后，海军又组织了一批师以上领导干部和基层指挥员到陆军部队参观见学，并请陆军的“尖子”分队来海军作示范表演。之后，一个学习和推广郭兴福的教学方法的练兵热潮便在海军兴起。

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在海军主要是抓技术基础训练，培养基础训练方面的尖子。海军的技术基础训练曾在一九五六以后掀起过一个高潮，如一九五六年海军开展的“技术能手”活动;一九五七年在“技术能手”训练中增加了“神枪手”“神炮手”内容的部队练兵活动;一九五八年，又开展了“一专多能”和“全能”训练。这些活动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海军广大指战员的练兵热情，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学习和推广郭兴福的教学方法，使海军群众性的练兵活动进一步活跃起来，而且比起海军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展的“技术能手”和“一专多能”等活动的内容更全面、训练标准更高。按照郭兴福的教学方法，教练员要做到四会，即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并按照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的要求,训练中从难从严、精益求精，使训练质量提高很快。

一九六四年五月,海军在浙江舟山召开了表演汇报会。叶剑英同志到会观看了表演并讲了话，对海军开展的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练兵活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

六月十一日，海军航空兵第四师独立五大队陈根发和石振山机组在山东莱阳附近击落了国民党P2V-7型电子侦察机一架，机上十三名乘员全部毙命,缴获四枚“响尾蛇”导弹和侦察我原子试验情况的空气采样器两部。这一捷报传来，极大地推动了海军群众性的练兵热潮。

六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海军在青岛召开现场会，交流击落敌P2V、打击小股匪特的经验。我在这次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针对李、张他们的“政治搞好了,军事和其它工作自然就好了”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强调指出:“许多战例证明,取得胜利是大家经过长期努力的结果，决不是一日之功，或偶然制胜的。”我举了击落P2V的战例说:“这次击落P2V，领航员经过了长期的研究，得出了一百多个航向引导方案，实兵引导也达一千一百余次之多。雷达员先后积累了三百九十七个波型识别资料，飞行员在三十五秒钟内攻击三次，三次命中,如不经过长期苦练是做不到的”我还说:“从部队单位来说，要培养部队的战斗作风，学会组织指挥，搞好各部队的密切协同，不经过长期的千锤百炼和付出辛勤劳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提倡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通过平时的苦练实干把各方面的战备工作落实下来，为争取战斗胜利打好扎实的基础。”

这次会议召开之前，李作鹏企图从中作梗。当时，王宏坤负责举办了一个师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训练班，李作鹏便以此为理由提出支队以上主要领导不参加现场会。我当时听了李作鹏的话很生气，当即表示，如果支队以上的主要领导不参加现场会，会议开与不开就没什么意义了，我也不参加了。最后，李作鹏不得不同意支队以上主要领导都参加现场会。

同年十二月五日至十七日,海军在青岛召开比武大会。这是全海军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军事技术训练的评比，也是对海军的军事技术训练特别是对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的一次全面检验。为了搞好这次比武大会,成立了大会领导委员会，我任主任委员。海军支队(师)以上的军事领导干部都参加了大会。参加比武的有八十九个分队，一百零八个个人，有三十五个分队、二十七个个人作了表演。大会进行规定的比武项目二十八个。其中:潜艇一项，水面舰队十四项，飞行部队五项，地面防空部队五项，还有岸炮、参谋业务、院校教学各一项。另外还进行了四十五个技术表演项目。

这次比武大会比较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首先是项目全、条件较复杂、重点突出。项目全，既有水面、水下项目，又有空中、陆上项目，既有部队项目，也有机关、院校项目，包括了海军各兵种，各专业。条件比较复杂，潜艇是对二十一节航速目标的隐蔽攻击，快艇是夜间对航速十四节、变向六十度目标的攻击，布雷是在夜间，扫雷是在四至六级风的情况下进行的。重点是空、潜、快。

其次是成绩比较好。舰艇鱼雷攻击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潜艇声纳隐蔽攻击，每艇发射两条鱼雷，各命中一条;快艇夜间攻击，除一艇鱼雷未射出外，七艘艇各发射一条鱼雷，命中六条。飞行部队成绩较突出。鱼雷机十四团七中队，对固定目标轰炸，投弹三十六枚，命中三十五枚，命中率达97%;九团一中队对海上目标轰炸，投弹三十六枚直接命中目标四枚，半径百米内命中三十一枚;歼击机地靶射击，发射炮弹三十发，命中五发。火炮射击有明显进步。舰艇中口径火炮射击，五艘舰都取得了良好以上的成绩，优秀的占百分之六十;岸炮单炮射击，距离九千七百米,发射炮弹十二发，命中七发,为理论命中的三倍半。

另外，组织计划比较周密，各级领导比较重视，工作比较落实。比武中，各种战斗舰艇和保障船只出海一百八十余艘次，飞机飞行一百余架次，没有发生航行、飞行和机械事故。共发射鱼雷十一条，均航行正常，没有发生沉雷现象。舰艇、岸炮、高炮共发射炮弹八百多发，没有发生漏火和不过火现象。飞行部队及时发现和排除故障四百八十起，整个比武过程中没有发生返航和误飞。

当然，这次比武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离过硬的技术要求还有差距。特别是水面舰艇部队，在舰艇操纵比赛中，七艘舰都有差错，有的碰弯了栏杆，有的锚位差达一百三十米。在风浪大的情况下，有的航海长不能辨认真假水天线。十七名航海长中，天文计算只有一人无差错。舰炮射击，总的来说还未过关。七艘护卫艇射击，还有两艘不及格。三十一名信号兵，收发报文一百五十五份，有差错的占百分之五十四。这些都说明海军的军事技术训练，离实战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海军军事训练亟待提高的情况下，李作鹏等人却指责我“坚持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只抓比武训练，不抓毛主席著作学习”。由于他们的干扰，使我的工作和海军军事训练都遇到了困难。

一九六五年八月和十一月，海军又进行了两次海上作战。实际上，自一九五八年炮击金门结束之后，东南沿海反小股的零星战斗一直未断过。一九六二年，国民党台湾当局乘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经济困难，进行战争准备，叫嚣反攻大陆。全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此次备战，海军参加的兵力计有各型舰船一百八十六艘，飞机一百五十余架，粉碎了敌人大规模窜犯的企图。

之后，国民党台湾当局改以加紧派遣小股武装力量，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频繁的偷登袭扰。这种袭扰最初多在广东沿海一带,一九六三年后逐步向北扩展到福建、浙江，甚至山东半岛南侧沿海，而且次数越来越多。根据海上斗争形势，海军各舰队加强了反小股作战。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的近四年时间里,海军部队共参加海空战斗数十起击沉和俘获敌各类舰船十余艘，击落飞机五架。规模稍大的两次海战是“八·六”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

“八·六”海战是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由南海舰队汕头水警区指挥，以护卫艇第四十一大队的四艘高速护卫艇和鱼雷艇第十一大队的十一艘鱼雷艇协同作战，在福建东山岛东南兄弟屿附近海面，一举击沉企图对我沿海进行偷登袭扰的国民党海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击毙敌巡防第二舰队司令胡嘉恒以下官兵一百七十余名,俘“剑门”号中校舰长王韫山以下三十三人。我护卫艇两艘、鱼雷快艇两艘受轻伤，艇长吴广维等四同志牺牲，二十八人负伤。此次海战，我海军参战部队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战后，参战部队受到国防部通令嘉奖。国防部授予麦贤得“战斗英雄”称号，海军授予611护卫艇“海上英雄艇”119鱼雷快艇“英雄快艇”称号。

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接见了参战部队代表。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同志还认真听取了代表们的汇报。周总理说:这次海战之所以打得好，小艇所以能打沉大艇，主要是打了近战、夜战、群战。海战也要近战、夜战、群战，把敌人分开，先打弱的、小的、后打大的、孤立的、强的。

“八·六”海战结束后的第三个月，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由东海舰队福建基地指挥，以护卫艇第二十九大队和三十一大队高速护卫艇六艘、鱼雷快艇六支队第三十一大队鱼雷艇六艘，在崇武以东海面又取得击沉国民党海军护卫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猎潜舰“永泰”号、俘敌九名的胜利。我参战部队牺牲两人，伤十七人，轻伤护卫艇和鱼雷艇各两艘。

此次海战，周总理极为重视，战斗发起前周总理指示:要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先打一条。要近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一些。不要打到自己。天亮前撤出战斗。周总理的指示很快传达到参战部队，使大家倍受鼓舞。海战结束后，周总理派陈毅副总理亲临福建看望参战部队。十一月二十六日晚上，周总理还在上海接见了参战部队的代表，询问了海战经过，勉励大家要认真总结经验，胜不骄，败不绥，去争取新的胜利。

这两次海战在当时,算是打得比较好的,特别是“八·六”海战打得更好些。海战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成功的经验主要是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象“八·六”海战中，我参战部队先使用四艘高速护卫艇和六艘鱼雷快艇打敌“章江”号,将“章江”号击沉后，又迅速组织高速护卫艇三艘、鱼雷快艇五艘和炮舰一艘追歼敌舰“剑门”号，形成了我在兵力、火力、速度等方面都占绝对优势。此外，采取隐蔽接敌、近战夜战。

两次海战，都是在发现敌情后，部队接到战斗号令，立即进入指定海域待机。在岸上雷达引导下，利用夜暗的掩护,隐蔽接敌。发现目标后，即高速突入，“看不清目标不打”，“瞄不准不打”，凡不在护卫艇有效射程之内，均不开炮，直至距敌千米内，才集中火力，猛烈射击，取得了比较显著效果。当然，茫茫大海进行夜战，需要英勇顽强的精神，在这方面，参战指战员表现的尤为突出。如“八·六”海战中，轮机兵麦贤得在头部负重伤、脑脊液外流的情况下，仍以顽强的意志坚守战斗岗位，直至战斗胜利。

两次海战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由于缺乏组织指挥方面以及鱼雷艇与护卫艇协同作战的训练，海战中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甚至造成误伤。本来，“八·六”海战中，部队已经暴露出缺乏训练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突出政治”的影响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崇武以东海战中，再次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

记得在“八·六”海战结束的第二天，即八月七日，李作鹏就匆匆赶到作战部队，总结经验。在他主持下起草的《海军关于击沉蒋匪“剑门”“章江”两艘战斗经验总结报告》中，把所谓突出政治作为海战经验的第一条，并写道:“这次战斗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突出政治的强大威力。只要突出政治，就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牺牲的精神，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正在大连棒锤岛休养的林彪于九月八日让秘书打电话说:“海战经验总结，主席已阅，并退回来了，主席看得很仔细，并划了许多杠杠。送海军李作鹏同志一阅，并要特别看划了杠杠的地方，尤其要特别看划双杠杠的地方。”这种夸大政治、片面强调精神作用的“左”的思想，在以后的十年内乱期间终于发展到极端。



“三 · 二” 会 上 的 争 论

一九六五月十一月，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了三届二次全会(以下简称“三·三”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李作鹏等一手挑起了一场公开争论。

这次全会召开之前,在李作鹏等主持下搞了一个材料，叫“海军三年工作基本总结”当时，我住在医院，他们将材料送给我，征求我的意见。在这个材料中，他们将海军三年来取得的成绩归结为:“充分显示了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巨大威力，雄辩地说明:只要我们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使政治思想工作成为全盘工作的基础，就会一通百通。”在分析存在的问题时，他们认为“主要的还是突出政治不够,在四个第一的落实上还有很多薄弱环节。”他们将海军团以上干部对待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态度划分为三种情况，罗列了十四个问题。

其实，在这之前李作鹏等就在常委会上公开提出过海军党委常委中有三种态度，说一是积极正确的,二是旗帜不鲜明的，三是错误的。在“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材料中，他们又将这三种情况用于海军团以上干部。而且罗列的十四个问题也都是所谓在对待“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问题上“旗帜不鲜明”或“错误的”人所反映的。

对这样的总结材料，我理所当然地提出了意见。我当时认为，海军三年来的工作，成绩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完成调查、打捞“跃进”号任务和进行的海空战斗中，海军部队都较好地发挥了作用。对这一点，大家也都没否认。但是这是与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深入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的大气候息息相关的。并非李、王、张的“功绩”,更不是象他们所说的“是突出政治的结果”。实际上在“突出政治”和“政治可以冲击军事”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部队的军事训练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当时在海军部队和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中，对李、王、张的作法是有意见的。如有的干部就反映:这几年海军训练工作是前进一步，后退二步，是老太婆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坚持四个第一不是促进了军事训练，而是妨碍了军事训练,部队的战斗力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甚至更尖锐地说现在是潜艇不潜，快艇不快，将来还要飞机不飞，这样搞下去，总要有人作检讨。这些不同的看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虽不尽全面，但确实反映了一部分干部对李作鹏等工作上的意见。但李作鹏等却认为:这是两种建军思想尖锐斗争的反映，并说，这实际上是没有接受海军三年前错误的教训，是和林彪三条指示的对立。

对这个材料，在我提的意见中，特别提出:总结检查一九六三年以来的工作，必须以实践为标准。但是我的意见却被李作鹏等认为是“态度是怀疑抵触的，实际上是思想不通”,并在“三·二”全会上挑起了争论。

按照他们的说法，“常委领导存在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在肖劲光、苏振华、刘道生三同志与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常委之间原则性的争论上，主要表现在对一九六二年林副主席三条指示、军委检查团报告、一九六三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与争论。”在这方面，他们认为我是存在着严重问题的。并给我列了十多条“罪状”，其中主要的是:“对海军工作方向偏的结论不满”。说既然是林彪批评了我，“就应该向林副主席写一检讨，向毛主席写信，是应付差事的检讨，轻描淡写，未接触思想实质，未真正承认错误，对林副主席的三条指示中指出的重要问题只字未提”“实际上是坚持错误的档箭牌，是以此来抵制林副主席的批评。”他们让我定期向林彪汇报请示工作，我不去。对此，他们说我“反映了对林副主席不满的态度”。

在海军工作中，他们指责我“对部队中在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问题上的许多奇谈怪论不闻不问”说我对刘道生同志讲的“快艇不快,潜艇不潜,将来还要飞机不飞”的话，“不仅不进行严肃批评，反而说李作鹏'胸怀狭窄，抓住那么几个问题死不放’”。有的还指责我与苏振华同志“对待李作鹏、张秀川采取了不合作，不支持，排斥、打击的态度”，“对他们是正确意见听不进,工作成绩不服气，工作上出难题，组织上搞排挤”等等。

他们还将我向罗总长反映问题和写信说成是告“李作鹏的状”，是“搞鬼”。对此，我在会议的发言中驳斥了他们。我说:我对李作鹏在工作中有一些意见，曾向总长汇报过，今天来看，向上面去谈也是应该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告状”和“搞鬼”问题。并当面讲了事情的经过。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六五年四月，海军党委开了一次整风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作鹏等将刘道生同志一九六三年以来对海军工作所提的一些意见，罗织成“单纯军事观点”的罪名横加批判，还执意要将刘道生同志搞出海军。会议之后，他们还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向军委写了报告。对于李作鹏的这种整人的作法，我是有意见的。曾当面说过他，他不仅没有接受，反而指责我支持错误。因此，在那次会议结束之后，有一次我到罗总长处就谈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当时罗总长说:海军的报告我看了，还没有时间找刘道生同志谈。我说:有的问题，我这次才弄清楚。关于潜艇不潜，快艇不快，将来还可能飞机不飞的问题，我曾与李作鹏谈过，既然交心会上都说清楚了，就不要抓住不放了。我当面说过李作鹏有些胸襟狭窄。从实际情况看，刘道生同志主要是对党委的工作估计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也是允许，而且刘道生同志提的意见也不完全是根据业务部门所提的意见，海军和舰队的领导也有意见。罗总长听了之后说，既然是这样也算了不了什么问题。

另外，关于海军军以上干部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我向罗总长写过一封信，反映过我的意见。海军军以上干部班子的调整问题海军党委作过几次讨论研究，均因争论太大而无定论。我当时主张主要应在海军内部进行调整，能调上来的就调上来。之所以提出这种主张，一方面考虑到舰队的一些领导，在海军工作十多年，积累了海军建设经验，把他们调出去，不利于海军建设事业;另一面，我已经感觉到李作鹏等想利用调整干部的机会，把对他们有意见的干部搞出海军。

为了保留这批干部，我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几次说:各舰队的司令员，他们懂海军，把他们留在海军好处多。但是，李作鹏等竭力反对我的意见，而极力主张“彻底地搞，大调动，对于老干部尽可能地外调”。有的态度极为坚决，并几次逼我，要我到林彪那里去反映。否则他说只有三条办法:第一条他离开海军;第二条请求军委派人来换他;第三条就是挂名不干事。他讲了几次，最后这一次我有些恼火了，我说:让我到上级、到林彪、或到主席那里去反映，我都没有问题，但是究竟哪些人要调出去，请你拿出名单来。张秀川见我发了火,便激动地说:你把这些犯了错误，有问题的人搞上来，这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没有党性。

李作鹏等坚持己见，使几次会议在这个问题上都形成僵局。考虑到这个问题争论较大，而且很难求得统一，我便给罗总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谈了我的看法。后来，罗总长指示:海军军以上干部的调整，要分批分步骤地进行，对各舰队的领导干部要一视同仁。这就彻底打破了李作鹏试图利用调整军以上领导干部之机达到组织上打击和排挤对他们有意见的海军舰队领导干部的企图。

调整海军军以上领导干部，在李作鹏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一项组织措施。对这一措施的中途被搁浅，他们大为不满，并记恨在心。李作鹏气急败坏地说我向罗总长反映情况是“搞两面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一把最厉害的暗箭”。

在李作鹏看来，“三·二”会上的争论“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认为我和其他犯“错误”的人“今后可能有三种态度:一是承认错误，决心改正:二是表面接受，实际不通;三是拒绝批评，坚持错误”并说:“我们希望和欢迎第一种态度但是第二、第三种态度也是可能有的，因此，今后还会有斗争，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在“三·三”会议的报告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当时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批示的一句话，提出:“在工作中一定要时时刻刻警惕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并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海军三届三次全会上，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便策划了一起更大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