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央视的召唤让我放下一切
                  作者：沈冰
   
           选美风波
 
一九九六年，南洋理工大学举行“新加坡小姐”的选美比赛，我身边的同学都鼓动我去参加。我开始听到她们的建议简直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我长期以来就只知道上进读书，然后就是在篮球场上摸爬滚打，对自己的外在形象并不十分在意，尤其是选美，我真是想都没想过。但是她们说，你这种标准的模特身材，伶牙俐齿的谈吐，你不去谁去？我这才正视她们的建议，在镜子前审视自己，才发现自己原来也还算得上身材高挑，五官端正，心想既然出了国，就应该尝试不同的体验，去迎接不同的挑战，有机会何不让自己光芒四射。
当我支支吾吾向父母说起我要参加选美的事情，没想到父母竟然十分支持我参赛。比赛里有职业装、旗袍、才艺表演等，而这些服装都要自己准备。这下我可犯难了，没有一套可以上场的衣服穿。趁着我暑假回家，父亲又“足智多谋”地开启了他的省钱方案，他让做裁缝的舅舅给我做衣服。舅舅说没有问题，他经常看电视里香港小姐的比赛，除了做衣服以外还可以给我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本来我对舅舅做的晚礼服不抱什么希望，没想到他做出来的衣服竟让我眼前一亮，虽说不是什么特别上乘的布料但是剪裁贴身，做工精细，我穿上后被亲友们议论了大半天，二丫头是越长越好看了，为此姐姐还吃醋了。
不出所料，我穿着“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一举当选选美冠军，并被誉为“最上镜小姐”。一时间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后来新加坡的几家影视公司、模特公司都来找我，拍摄了几部电视剧、电影，还与模特公司签约当一阵子模特。
谁知就在我处于荣誉的顶峰的时候，父亲却打来电话责备我，说最近听我说起的事情都是在外面瞎出风头，我说去图书馆，去英语角，去报社见习，问我是不是准备放弃当初做记者的理想。我愣了，我说我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誓言。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女孩子美丽虽然是一会儿事，但是一个女孩如果只有美丽的外表而没有聪慧的头脑，那么她的美丽对于她就意味着灾难！”父亲说他支持我在人生阶段尝试各种生活各种比赛，但是不支持我沉醉在荣誉之中。
我一下子警醒了，一下子明白自己只是一个学生，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充实自己。于是我没有再去做演员模特，而是非常低调地过着“图书馆—教室—寝室”三点一线的生活。每天晚上十点，我都会在漆黑的操场上跑步半个小时。尽管很枯燥，宁可打半小时篮球也不愿跑步十分钟，但我想假如今天连这个毅力都没有，将来我能做什么？  
在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一直用这样的事情鼓励自己，用这种方式来有意识地锻炼自己。
 
输了辩论赛赢得了职场
 
为推动华语在新加坡的普及，一九九七年，一家新加坡的企业与中央电视台合作，举办了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参赛的大学来自世界各地，通过中文进行辩论，论题主要以国际时事为背景，对人类文明和历史文化话题进行探讨。
当时我正在读大二，看到学校为参加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发布的通知以后，就动了试一试的念头。在报完名参加完选拔考试以后，我成为学校辩论集训队的一员。在为期一个月的集训中，我在文史哲上的丰厚实力赢得了老师们的赞许，最后，我成为学校辩论队的正式成员，代表新加坡参加了在中国举行的“九七国际大专辩论赛”。尽管这次初赛新加坡就出局了，但是作为辩手的我在辩论中的迅猛快捷还是令对方出了一身冷汗。
这场辩论赛对于我个人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当初如果不报名参加一九九七年的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会，就不会到在《联合早报》的工作机会；要是没有《联合早报》的机会，就不会走进CCTV。正是在这场辩论赛上，我唱分认识到自己作为辩手的如簧巧舌和激辩头脑。正因为我曾是大专辩论赛的受惠者，后来我还在二○○三年国际专辩论会的主席。
辩论会的确是我人生中的又一次契机。参加辩论对每一个人来讲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尤其是赛前的准备。我渴望像因辩论赛一战成名的姜丰那样可以触手可及的最高梦想。但我深知，被辩论直接改变生活轨迹的可能变数，更多的时候，辩论给人的影响是内在的，是暗含着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人的自信，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内影响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以前观看的时候，我非常欣赏辩论会这样一个个生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也十分佩服蒋昌建等这些个手们的才识和风度。到我自己参与的时候，我是挺偷着乐的。如果一直留在浙大，可能就没机会参加辩论赛了。新加坡只有两所学校轮流参加，一九九七年恰好轮到南洋理工。我觉得非常幸运，整个准备过程中都在享受这种欣喜，不过，比赛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后来因为要做大赛主席，我把这几年的音像资料重看了编遍。当时我们这届很明显给人感觉“背的痕迹太重”。辩手们语调都非常抑扬顿挫，气势非常宏大，但听起来言之无物。
 
其实后来辩论赛也经历了成长，很多新秀是极具实力的，但因为新媒体的崛起，大众的关注 度已大不如以前。
那是我第一次在电视上亮相，很珍贵的一次经历，直接的影响是我同时得到了两份我珍视的工作机会。一个被《联合早报》录用，成为我心仪已久的财经记者。另一个新加坡一家电视机构请我去主持了一档叫《灵机一动》节目，介绍新加坡当地人的一些发明创造。我主要负责 这让我第一次有机会在电视上展现自己。
 
主持人大赛搏的是梦想
 
在毕业实习的时候，我还去了一家饭店打工。我在那包饺子。包了一大包饺子，再推着车去大街上卖，不一会功夫，居然也都卖完了。老板娘见我这么能干，以为我是中餐烹调高手，便说想跟我学炸油条。
准确的说我在出国之前，从没做过饭，属于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哪会炸油条。但为了取悦老板娘，我找了一本中餐菜谱，一边学一边手把手地教老板娘。现学现卖的我一身大汗，但油条竟然炸得还挺成功，老板娘乐不可支次，第一见这么教人的。得知我腿上有伤后，老板娘还送我一些新加坡自产的地道的膏药，还叮嘱我要按摩、敷药。
一九九九年六月，大学毕业的我进入《联合早报》工作，成为一名财经记者。在《联合早报》时期的工作，紧张又充实。每天上午采访，采访完赶到报社已经是中午了，胡乱吃完午饭以后，马上坐到电脑前，开始整理采访录音，着手写稿。写完稿马上进行核实工作，在确认没有问题后，把文章交给版面编辑，就算完成任务。下班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运动和吃饭完再回家，打开电脑看看网络新闻，找一些采访线索，以备第二天用。
做记者，我创下的记录是半小时写八百字，最多的时候一天写四五千字。现在想起来我还挺想念那种快节奏的生活，过完一天挺充实的。做记者一年以后，二○○○年六月，我由报纸调到了《联合早报电子版》当网络编辑，这样上班时间比较稳定，可以过上有规律的生活。
日子一稳定我的不定安因素又开始发作了，工作之余我拍过广告，作为模特参加过新加坡青年服装设计师服装表演，不仅如此，还在新加坡和香港合拍的电影《少女党》中担任过角色。日子变得有规律和平静下来，可是动惯了的我，反倒有些不习惯了。难道就这样再过三年，拿上一个新加坡的永久居留证，成一个家，好好过日子吗？我觉得没有了动力。二○○○年的某一天，我看到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举办“荣事达”杯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的消息，内心突然涌起一股激情，久违的感觉又来了：我要报名。当时新加坡的朋友劝我算 了吧，在新加坡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工作环境都很舒适优越，何苦回国找那个“麻烦”；中 国人才济济，入不入围还很难说，即使榜上有名，《联合早报》这边又该如何交差？
当时《联合早报》已经在筹备成立一家电视台，我已被确认为内定人选之一。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赛要过层层考试，后果难以预料。况且我读南洋理工大学享受新加坡政府奖学金的，毕业后又签有服务合约，“跳槽”要缴纳违约金的。
我当时的想法只是去试试，既不敢惊动自己所在的报社，也不敢惊动已在北京成家工作的姐姐。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填写了一份简历寄到北京一位朋友那儿，请朋友帮我报了名。朋友告诉我需要照片，我也没有很精心地准备到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朋友打电话诉苦：“这么热的天，你可要对得起我的辛苦，起码要进入第二轮。”
现在回忆起来，我想可能做主持人是我挺早时候的一个梦想，中学时候的理想吧。所以当我看到主持人大赛的消息时很兴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那时候绝对是不知道最后结果是怎么样，而且我好几年不在国内，也不知道主持人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或者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等等。对我来说，可以先试一试，可以笔试一下，有机会面试更好。
初赛的时候，我没胆告诉单位，自己偷偷坐晚上的红眼班机飞到北京，晚上十二点从新加坡起飞，早上六点到，参加了初赛。这次大赛有两千多人参赛，大赛初试是综合素质考试，历史、地理、音乐、美术，无所不包。这些我都可以轻松应对，游刃有余。可答到专业知识这部分时，我有些傻眼了。“《新闻联播》是什么时候开始播出的？”“中央电视台成立于哪一年？”我都好多年不看央视节目了。于是，在“《现在播报》是早晨、中午还是晚间播出？”这道题下，我连蒙带猜答了个“中午”，显然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好在综合知识部分没怎么丢分，我捏着一把汗通过了笔试这一关。在初赛的文化综合素质笔试中，我得了八十二分，同七百余名过关者进入面试程序；再经过由专家组成的评定小组严格面试后将产生五十名佼佼者选拔进入复赛。
八月底，我的姐姐打来电话，用很生气的腔调说，“你到底干了什么，收到那样的信？”一句话把我弄楞了，这时母亲接过了电话，却笑嘻嘻地告诉我，信上说：“沈家二小姐，欢迎你到北京参加复赛！”姐姐和父亲都在电话那边说原来中央台把复试通知直接寄到了家里，这时家里人知道我瞒着他们去考试的事情。他们为我高兴，我也在这边激动得有些颤抖。
进入复赛需要面试，还得再去北京，因为要请假，瞒不住了，跟单位的上司汇报了。上司同意了让我再赴北京，在批准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考上了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你将如何作选择呢？是回中国去中央电视台，还是在新加坡我们这里工作呢？”我愣了半天说：“我就想去试试，那么多人才，竞争那么激烈，我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不一定能够选上我吧？”话虽然这么说，自己抱有期望和信心。
当时我报名参加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大赛的行动也没有跟父母商量，让父母既感意外又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从小就梦想当主持人的心思，父母是最清楚的。回到中国，却根本没时间回家，父母就赶到姐姐北京的家里，才看到又进入备战状态的我。但那时候的我正在忙着搜集各种参赛的资料。因为题海广泛，必须要看很多领域的书，于是我老是跑图书馆、书店，坐在公共汽车上也要默记东西。爸妈每天都换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他们还特意从家乡背来了一大堆特产，看着父亲头上突然冒出的许多白发，我心里告诫自己一定要争气。
在面试现场，看了看其他选手的发挥，我心里有了底，应该说从小到大面试是我的强项。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打动对方。但后来才知道，参加面试的评委们在试前浏览案卷时对我并不太看好，好多评委心里都在质疑：由浙江大学选送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现在新加坡媒体任职，多次参加选美大赛，拍过广告……评委们不由疑虑，这个女孩虽说各种综合条件不错，但是有过这么多不同领域的经历，会不会太浮躁？
面试的时候我却给了评委们一个极稳重的状态。首先从着装上，只是普通的正装，略施脂粉，没有任何的首饰。回答任何问题我都不急不躁，有逻辑地叙述自己的观点，评委们看完我参赛时的模拟访谈节目“话说小人书”后对我评价“清纯、靓丽、大方、干练”，面试之后则称我为“大气稳重，睿智、逻辑性强”。最让我出彩的可能还是我的英语，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加上我一直以来很好的英语底子，我的口语水平地道、流畅，就连严格控制分数的英语评委张冰姿教授都给出了高分。于是我以第二名的身份胜出，仅次于后来主持《今日说法》的撒贝宁。
因为复赛时爸爸的假期刚好到期，他告诉我，比赛名次是其次的，而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只要相信自己，什么就会成为什么。然后我还在比赛的时候，他与母亲悄悄坐上火车 回苏州了。当我获得央视“荣事达杯”电视大赛第二名的消息传到家里时，父亲在电话里好像想到了一样说：“比赛成绩虽然不错，但是记得要谦虚低调……”
作为唯一从国外求学、工作后回国参赛的选手，作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人物，而《联合早报》的高知名度“沾光不少”，人们在谈论我时往往说“那个《联合早报》沈冰……”。而对于我的参赛与获奖，《联合早报》也以“本报记者沈冰击败两千多人夺银奖”等为题作了大篇幅的详细报道。
 
放弃新加坡身份回国
 
按照大赛组委会的规定，进入决赛的。十名选手将在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半边天”、“人与自然”等二十个名牌栏目进行实习主持，主持的节目将在二○○二年一月中央电视台播出，并通过专家打分和观众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前十名佼佼者，在二○○ 二年三月底揭晓决赛的最终结果。前面紧张的初赛复赛仿佛只是八百米比赛的前五百米，离最后的冲刺还有更为艰难的路程。我因此一点都没松懈，复赛结束后，我被安排进中央台的《半边天》节目和四期《对话》节目做实习主持。为录制好节目，我精心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感觉完全不一样，紧张的方式也不一样。文案都是自己写的，写完也反复看过，开始心里还是害怕，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就把文案放在那里，反而是一种依赖，有时候看一眼。后来就不用了。
平时学习的积累和努力是很重要的，在决赛中，当主持人宣布沈冰以观状选票三万零九百四十九票继撒贝宁之后获得“观众推荐奖”时，远在苏州看电视直播的爸爸激动地笑了。我很看重这个结果，因为涉足主持这一领域快半年，一张张的票数是观众对我的认可与信任。当主持人再次宣布我以八点四六分获得本次主持人大赛第二名，夺得银奖第一名的时 候，我终于松了口气。
央视名主持赵忠祥，也是我从小就敬仰的主持人颁奖。我当时的心情就像鸽子展翅高飞的感觉，觉得微笑一直甜到了心里。我当时的获奖感言里有我对家人的感谢，有我对老师朋友的感谢：“我还是一个新人，感谢评委老师和许许多多的观众朋友，我一定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大奖赛结束后，央视多个节目组的制片人找过我，既聊节目也聊我的兴趣和爱好，也有邀请我试镜的。《东方时空》、《对话》等众多节目都找到我。在慎重考虑以后，凭自己的感觉，我选择了《对话》。因为当时我觉得我经验不足，对中国的国情也隔膜太久，不太适合像《东方时空》的节目。《对话》和我就特有缘，看见王利芬老师就觉得亲切，加上我的专业背景，很自然地就选择了《对话》。如果让我重新选择，那我毫不犹豫，还会选它，因为它确实适合我，也给了我足够的空间。
由于我上大学拿的是新加坡政府奖学金，毕业后签了留薪工作合约，到现在，我和新加坡政府的违约金问题还没解决。但是，央视决定要我后，我一刻也没有犹豫。说不清楚是什么，只能说是像催眠一样，我是被召唤回来的。我放弃了新加坡已经拥有的一切，回到中国，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在这个全球最大的电视平台上，开始自己的崭新人生。
 
央视新兵无知却大胆
 
《对话》节目每次时长六十分钟，每次节目由突发事件、热门人物、热门话题或某一经济现象导入，捕捉鲜活经济事件、探讨新潮理念、演绎故事冲突，着重突出思想的交锋与智慧的碰撞。《对话》通过主持人和嘉宾以及现场观众的充分对话与交流，直逼热点新闻人物的真实思想和经历，展现他们的矛盾痛苦和成功喜悦，折射经济社会的最新动向和潮流，同时充分展示对话者的个人魅力及其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第一次主持节目，我有点信心不足，节目完后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等批评。没想到，得到的却是大伙的鼓励。胆子大了以后，我开始全程介入《对话》的策划，越做越顺。不过，成功的背后永远是付出，到《对话》节目组前三个月，每过一个月我就瘦一公斤。每次节目 的文案最多可以改八次，以至于后来举行的中国电视节目榜评选中，我一人就被选为年度节目主持人、年度电视新人、最佳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等三项候选人。
进入《对话》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主持了二十多期节目。到了后来，《对话》节目声名鹊起，几乎所有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总裁，只要来中国，不管有多忙，一般都要挤出时间登陆《对话》。《对话》选择的一般都是些比较前沿的话题。我们并不想把节目做得太小众化，但也不放弃高品位的定位，话题的选择比较专注于专业。主要是新闻事件跟有关的人物的组合。《对话》只有顺应潮流不断发生变化才能保持它永久的生命力。
《对话》专业性特别强，再说都是针对行业精英，现场的观众层次也非常之高，说实话我也在内心深处也生怕自己会出洋相或者控制不了现场的气氛。难得我总能情况下能生出一些“急智”来。
在做金庸先生的访问时，我并不是一个金庸迷，只好临阵磨枪，一口气看了一整套《笑傲江湖》，又忙着从四处收集资料与史料。见到金庸的时候，我还在心里打鼓，怯怯地问金庸记不记得自己参加九七年国际大专辩论会时，当时金庸是这届辩论会的评委，自己还找他签过名。想不到金庸马上想了起来，还与我用苏州话聊起家常来了。这一聊，距离拉近了，我也不怕了。
联想集团的老总柳传智是企业界公认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也是《对话》的常客，有一次节目录完后，我调皮地说，“柳总，您能不能把胸前的这个‘联想’徽章送给我做纪念。”柳传智笑着说，“好啊，又多了一个热爱‘联想’的人，我回去再找一个戴上就是了。我见柳总一般出来都戴着‘联想’的徽章，可想而知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企业放在心上的人。
 
对话吴敬琏让我审视自己
 
在《对话》中，我每次面对的都是国际国内的第人物，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也许会受用终生。刚到《对话》不久，就赶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做嘉宾，那时吴老正处于舆论中心，他对中国股市混乱和无序的批驳言论的发表，正遇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反击。
在这期节目上，吴先生流泪了，他说到他的老师顾准，说到了顾准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虽不能致，心向往之。”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期节目是我经历的现场观众最火爆的《对话》，其热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明星。我刚一站到观众席，就有人拉我的衣服，有人碰我的手指，还有人想抢我手里的话筒，有人干脆直接站起来发问，这令我万分惊讶。整个现场有一种失控的感觉，实在没辙了，冲吴老说，“今天现场有许多人都是个博士生，您教教我该怎样跟他们打交道吧。”吴老摆摆手，客气地，“没关系，你就让他们问吧。”
后来节目现场放了一段交响曲《我的祖国》，是吴老年轻时非常喜欢的，瞬间犹如打开了吴老心灵的钥匙。吴老深情地回忆起他曾与老师有过的交往，讲得非常感人，甚至流下了热泪。当然，这也是我们栏目组在前期策划阶段都体现出的良苦的用心，也是《对话》的一个人性化的体现，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激发出嘉宾的真情实感。
从金庸到柳传志到吴敬琏，我涉足了许多自己不熟悉的专业与领域，每次我虽然精心准备却仍然惊得一身冷汗。每当我要失去分寸时耳边就会响起父亲的嘱托：保持自信，临乱不 惊。就这样，无数次把将要失控的场面稳定了下来，一场节目录制完毕，我已经汗透衣背。
 
虽说压力很大，但也很适合我。可能是我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成熟，比较认真、严肃，这一点用在现在职场里很讨巧，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而最重要的是要有开拓精神，每期节目从请业内人士座谈、出题，我都全程参与，节目所有的文案，包括现场的问题、怎么开场结尾。都是自己写，身边的资料袋不到节目完成是不离身的，这里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临时有什么点子也会赶快加进去，《对话》的成功取决于整个团队的力量，每期节目前会都会有个智囊级人物参与讨论，也会先采访嘉宾，和观众聊问题。
 
要强促使我进北大充电
 
做了二十来期《对话》的我，荧屏上看上去越来越镇静，但现场也经常遇到“卡壳”的时候。比如有时准备的问题拿到场上嘉宾和观众都不感兴趣；个别嘉宾场下发挥得很好，可到了场上有些话就不愿意说了；有时候观众把准备好的问题忘了。每期节目都这样，总会在局部的什么地方出问题。我这人还算沉着，后来才发现自己的定力还是不够，有时候在场上还是会急，对突发情况的临场反应是慢慢积累起来的。有时候，一场节目录下来我时候挺个自己的各种不满意。而那时北大毕业的撒贝宁、张泉灵等都给我留下了满腹诗华的感觉，因此我也特别期望自己能去北大回回炉，添加点北大气质，让自己的专业性更强一些。
我的机会来了，二○○二年四月，北大第一届财经记者培训班招生，为期三个月，非常符合我的要求。就为到北大学习这事，有人说我傻：“来央视才一年时间，刚刚有点知名度的时候，千万别停下来，要赶紧往上窜！”但是《对话》的制片人王利芬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她还诙谐地说，好饭不怕晚。
开课不久，我每天骑着辆黄色二手车，在我还不很熟悉的各个教室里穿来穿去，听林毅夫等教授的讲课，听得我热血沸腾。正是北京刮沙尘暴的时候，我也正好可以粉黛不施，素面朝天，牛仔裤，一袭灰白风衣，为了抢时间，把自行车蹬得飞快，那样子，和那些起晚了又想到自习室抢座位的学生差不多。这是一年来我最惬意的时刻，加入央视之后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我终于又可以在露天球场打球，呼吸新鲜空气，听篮球在篮板上砸得“砰 砰”响，看一群健康的年轻生命灵活地奔跑。
每天下午五六点钟，我骑车到北大篮球场，锁好车，把篮球从车后座取下来，孤零零就我一个女孩，运动裤，T恤衫，拍拍球，或是把球绕着腰转来转去。没过一会，我就加入了一个战团，传球、运球、投篮，我又找回了曾经训练有素的模样，想起了那些当半个专业篮球运动员的青涩年代，我开始玩球，在新加坡曾打过半职业联赛，还曾代表其他亚洲大学打友谊赛，球技还不算生疏。我仿佛又回到了校园时代，和同学们交流学校食堂的什么菜好吃，哪个男生比较帅；在餐厅里，偶然听到邻桌男生谈起央视的女主持，心里还会怦怦地 跳；心想如果被人认出来，走近了，被认出那一瞬间，我该怎么办？
 
我是迎接未来的“正能量”
 
有一天在校内一家餐厅，一个男生一直在看我，我心想他肯定是认出我了，他会在一边犹豫了半天，终于走上来开腔了：“你，你是那个天天去操场打球的女孩吗？”乌龙一场，原来他不知沈冰，只知球场上的那个高个女孩。
虽说暂时离开了《对话》，但在北大期间，我以客串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智者为王》的节目中，那时的我青春年少，充满斗志。从我当时的自我介绍就可以看出来，我对于未来充满了期待，浑身都散发着正能量。
“沈冰生长于江苏张家港，学生时代波澜不惊但充实愉快。二○○○年参加央视主持人大赛后和主持结缘。奉运动为生命之本，篮球、羽毛球、游泳、健身为我所爱。虽屡遭伤痛之苦，依然乐在其中。只因工作繁忙，有口头行动之趋势。惭愧，惭愧！好读书不求甚解。喜董桥小品文，清泉煮茶；乐梁实秋雅舍，欲罢不能。不胜繁举，一诗一文，足以怡然自得。视音乐为生命之声，每闻心动之曲，必屏息凝神，自比钟子期。加入《经济半小时》是追求事业也是享受生活。这种享受来自于对新闻的探索和挖掘；来自于同事间的相互支持 与鼓励；更来自于和观众朋友一起分享我们的发现和收获。这让我激情十足，动力十足。我在这儿还是个新兵，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指点。”
回顾我自己的成长之路，似乎我的成功来得那么顺利那么顺理成章：其实我本来拥有的可能是另一种人生，从美的最上镜奖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我放弃了换来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人生中最让你为难的时候，不是你一无所有的时候，而是你需要在纷繁复杂的时候选择你最想要的生活。问问自己内心的声音，才不会被人生的表象所蒙蔽，才能选择好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