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成立后，开始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规划，而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轻工业部门一直发展缓慢。

因此在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很少能见到厕纸的存在。

按理说，面积广阔的苏联并不缺乏造纸所需要的草类、韧皮纤维等资源，但直到二战结束经济逐渐恢复，苏联的造纸业与卫生状况依然很糟糕。

由于缺乏基本的卫生纸供应，苏联人在擤鼻涕时，只好用手指按住一边的鼻孔，然后用力一哼，像喷气式飞机一样把鼻涕冲出来。

至于厕纸，那更是想都不要想了，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里，日本战俘消耗完自身携带的卫生纸后，便到了无纸可用的境地。

得不到苏联的卫生纸供应，日本人只好想尽办法搜罗白桦树叶、纸币、报纸等，在方便时代替厕纸使用。

当然，这也不是苏联人有意虐待这些日军俘虏，事实上，就算苏联人自己上厕所，也没有卫生纸用。

在战俘营里，从苏军普通士兵到管理所长，不论男兵女兵、不管大号小号，都没有厕纸可用，每次方便裤子一脱一提就完事了。


1956年，苏联造纸业总产量不到200万吨，比不上一个北欧小国的产量。除去工业用纸和办公用纸，生产的卫生纸更是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面对国内十几个加盟国数亿人口的需求，苏联终于在1969年从英国引入第一台卫生纸生产设备，但其卫生纸不仅产量低迷，质量也十分低下。

小部分高端生产线，仅面向出口和莫斯科、圣彼得堡的极少数特权群体，大多数苏联人用的厕纸都是劣质不堪的草纸或者报纸。

在大城市的商店里，虽然能买到进口的卫生纸，但价格往往十分昂贵，一般平民很难消费得起；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使用报纸和树叶也是很普遍的状况。    

由于苏联面向大众的消费品质量低劣、供应紧张，卫生纸的质量还不如中国的草纸，因此很多的留苏学生都选择用报纸来代替。


1958年，韩存礼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满怀报国之志，希望马上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热潮中，大干一番事业。

回到祖国后，韩存礼被分配到洛阳工学院，然而已经习惯吃面包的他，对国内的政治气候缺乏敏感，一看墙上的大标语写着“大干六个月进人共产主义”，心里就根本接受不了。

另外，国内运动期间，韩存礼还犯了一条在当时看来非常严重的罪行，就是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当厕纸。

韩存礼他们这些留苏学生，在苏联已经养成节省的习惯了，不舍得买卫生纸，都是拿报纸来当厕纸。

然而，那时候的报纸上都是有毛主席像的，韩存礼习惯性地使用后，就犯了侮辱领导人的罪行，于是便受到“群众专政”。


一直到了80年代末，中国新一代赴苏联的留学生惊奇地发现，苏联生产的劣质草纸不仅又硬又薄，还要排队购买，当时被国人戏称为“金刚砂牌手纸”。

就这，还是存在有限卫生纸供应的苏联首都莫斯科。在供应更加匮乏的广大地方，甚至连这种劣质草纸都见不到。

苏联的造纸工业的落后和卫生纸的匮乏，就像一条时代的记忆线，成为了了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