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俄乌冲突仍在发酵，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会如何作为备受关注。

从公开信息看，由于俄罗斯的特殊身份（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核大国），刚从阿富汗撤军的美国不会派兵前往乌克兰，这也确实不符合拜登政府的战略重心（印太）。如果是“打赢一场战争”，美国必须有所取舍。

如何理解这场冲突，它未来向哪个方向演绎，对21世纪国际秩序有着重要含义。笔者并非国际政治专业人士，但研究向来强调国际视野，许多读物也都是跨学科的，所以相关理论和历史也有所涉猎。这篇文章为旧文，从霸权解体角度理解当前秩序有帮助。需强调的是，当时写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理解中美关系的。但觉得，俄乌冲突的爆发或许会提升这个框架的解释力。

愿世界和平，俄乌早日化干戈为玉帛！

目录：

一、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

二、囚徒困境：战后的两个均衡

三、“霸权稳定论”与“ 命运共同体”

四、大萧条：第一次霸权解体危机

五、大危机：第二次霸权解体危机

六、霸权解体危机与安全资产短缺

七、中美脱钩与中国突围
当前及未来，全球的两大主题是全球化的失衡与重构，以及中美的脱钩与中国的突围，后者是前者的主要内容，因为全球体系主要体现的是大国意志，重构也主要体现的是大国利益的再分配。

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综合视角来说，后危机时期与“大萧条”有一定的相似性。经济方面是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这个概念由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被用来描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低迷状况。萨默斯（Summers，2013）借用其来描述2008年之后的全球经济状况，并且，人口因素都是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方面，是旧秩序的终结和逆全球化的开始，上一次全球化的转折点是1913年，大萧条期间陷入低谷，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得以建立新秩序，这一次的转折点是2008年，目前仍处在重构之中；国际政治格局方面，是霸权解体危机，世界将临“金德尔博格陷阱”。或者说，经济停滞和逆全球化，以及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冲突，如战争和贸易战等，都是霸权解体危机的表现。

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美国仍然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如果中、美、欧之间不能以合作的方式解决矛盾，那全球经济的“至暗时刻”或许还未到来。但是，同步地，新秩序就是在混沌中涌现的。


一、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

图1为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的人均实际GDP趋势，可以看出两者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在总量意义上（实际GDP）也是成立的。一战之后，经历短暂调整期，世界经济开始复苏，1925年后进入高涨期。一般认为，1929年是大萧条的起点，但在此之前，部分国家就已经进入衰退。1929年之后，始于美股崩溃，世界进入长达10年的大萧条。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离一战结束仅20年。所以。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的这段时间也被称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二战后，世界分为民主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阵营在经济上经历了“黄金时代”，而以前苏联为中心的共产主义阵营的经济则毫无起色。

图1：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均实际GDP走势


数据：NBER macrohistory database，东方证券

一战后的国际秩序经由巴黎和会最终确定，战胜国与战败国签订了《凡尔赛合约》。合约违背了初心，转而变成了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性协议。作为英国谈判代表中的一员，凯恩斯在《合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对巴黎和会以及合约的细节作了详尽的描述。他认为，《凡尔赛合约》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性协议，主要反映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意志，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的精神被遗失殆尽。凯恩斯做了非常精准的预测，认为注定是一个“迦太基式的和平”。为了生存，德国必定会反抗，战胜国并不会在压榨中获得持久的好处。历史不幸被凯恩斯言中。

最敌视德国的无疑是法国。1870-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法国作为欧洲大陆中心国家的地位开始衰落，至一战之前，无论是在人口规模，还是在制造业实力上，德国都远超法国。法国想利用战胜国的身份极尽所能地削弱德国，从而光复其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在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看来，战争会成为欧洲的常态，一战注定不是最后一次战争。无论合约中的修辞多么的隐晦，法国最真实的目的，就是限制德国的人口，瓦解其经济体系，包括：对外贸易和投资体系；煤炭和铁矿开采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运输和关税体系。所以，克列孟梭丝毫没有表现出对德国人的一丁点怜悯，“没有什么好处是他不想争取的，他可以为了任何利益而不惜自贬身份。”毕竟，普法战争的50亿马克赔款还记忆犹新。

如果说克列孟梭是最为坚定的制裁者，那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则更多的是为了迎合1918年选举中的选民意志而从犹豫不决的态度中转向制裁者的。按照凯恩斯的论述，直到规定的投票日的前一周，劳合•乔治在赔款问题上仍然含糊其辞，这是因为，英国国内对德国赔偿能力的评估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对这一点，选民显然不满意。最终，在竞争对手和媒体的压力下，劳合•乔治还是屈服了。在1918年12月11日这一天，首相作了六点声明，包括审判德国皇帝和索取尽可能多的赔偿等。

和平谈判变成了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凡尔赛合约》违背了“十四点计划”的原则，而这是巴黎和会之前交战双方取得的共识，也是德国愿意达成停战协定的前提条件。“十四点计划”的第3条规定：“尽可能地消除各类经济上的障碍，在所有热爱和平且愿意维护和平的国家之间确立平等的贸易条件。”第5条规定：“对于殖民地权力要求上的调整，要做到自由、开放和绝对公平。”[1]除“十四点计划”之外，约翰逊还明确提出不得有惩罚性赔偿[2]的要求。然而，《凡尔赛合约》在煤炭资源、赔款和德国在海外殖民地的资产等方面都沉重打击了德国经济系统。德国国内有观点认为，这堪比德国在1914年8月入侵中立国比利时。和平并不能在压迫与被压迫中实现，《凡尔赛合约》埋下了欧洲动荡的种子，只是它迟至大萧条才表现出来，这又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伯南克称大萧条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这是因为，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它提供了无尽的宝藏，此后的每一次危机期间的救助措施都被看作是避免大萧条再次发生的必要性举措。在对大萧条的解释中，弥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解释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力的。在《美国货币史》中，他（与合作者施瓦茨）断言，如果不是美联储执行了错误的紧缩政策，大萧条就不会发生。与之相反，在1969年的一次电视辩论中，萨缪尔森则认为，大萧条是由一系列偶然性因素造成的。胡佛总统在其回忆录中称，大萧条始于欧洲，发端于欧洲国家为适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后果而进行的调整中所遇到的困难，美国也受到了拖累，而美国股市崩盘和银行危机则进一步加深了萧条的程度。

二战后，世界并未重蹈覆辙。二战后世界秩序之所以与一战后显著不同，搪塞地说法是吸收了历史的教训。比如，一战后，官方建立的多边机构要么不存在，要么就形同虚设，而二战后则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重要机构，她们是国际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推动者。再比如，一战后未被采纳的观点和计划开始受到重视，如凯恩斯在《合约的经济后果》中的倡议[3]及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等。但我们认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确立了绝对霸权，承担了战后重建的责任，也有能力推动共识的形成。因为，合作共赢的道理，并不是二战之后才被掌握的。美国的霸权地位有助于达成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博弈均衡，避免了出于利己动机而出现的合成谬误。

二、囚徒困境中的两个均衡

“霸权稳定论”可在囚徒困境博弈的框架下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图2）。一战后与二战后不同的国际秩序正好对应囚徒困境中的两个均衡，一战对应的是较差的均衡，二战对应的是较好的均衡。如图2（左图）所示，一战后，战胜国有合作和制裁两个策略，战败国的两个策略分别是合作与反抗。在四个组合中，理想中的结果是左上角的（合作，合作），战胜国与战败国合作共赢，但现实中的结果却是右下角——（制裁，反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图2：一战后与二战后不一样的结局：囚徒困境中的两个“均衡”


资料来源：左图为笔者绘制，右图参考特朗和瓦因斯，《无霸主的世界》。

《凡尔赛合约》是每个参与者从利己的动机出发而达成的一项战胜国剥削战败国的合约，这在德国国内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直到大萧条的爆发和希特勒上台，恶果才体现出来，这又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凡尔赛合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故事是囚徒困境的经典案例。

二战后初期，德国和日本经济几乎全线崩溃，直到1950年前后，才恢复到1945年的水平。如果不是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复苏进程会显著放慢。美国帮助欧洲和日本，同样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但与一战后不同的是，二战后的均衡是共赢。

冷战开始后，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当时，共产主义被认为最有可能在经济落后地区取得政权。以马歇尔计划为例（图2，右图），美国和欧洲各自有两个策略，美国是援助或不援助，欧洲是民主或共产主义。西欧的占优策略是共产主义，因为，假定美国援助，西欧选择共产主义的收益是200，大于选择民主的130；假定美国不援助，西欧选择共产主义的收益的70，也大于民主的0。同样的道理，美国的占优策略是不援助。占优策略均衡是右下角，但历史却选择了左上角的均衡。

在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要想实现左上角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均衡，常见的情形是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双方都选择针锋相对的策略，这方面与一战后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另一种情形是双方实力不对称，一方占优势地位，能发出可信的威胁，从而有助于实现合作均衡。这是一战后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显著不同之处。二战后，美国已经牢牢地确立了霸权地位，故其威胁是可信的。更何况，通过《租借法案》，英国已经失去了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空间。


三、“霸权稳定论”与“命运共同体”

“霸权稳定论”是一个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它指出，当存在霸权国家时，国际体系更有可能保持稳定，合作共赢会成为主要基调。反之，霸权的衰落或解体，就会使世界陷入失序的状态。如果世界范围内的合作越来越难；如果小团体的合作越来越多；如果霸权国家必须靠兑现威胁才有可能促成合作；那就足以反映霸权国家正在衰落，直到新的霸权出现，或者旧霸权完成重建，世界才会再次进入合作博弈均衡。美国毫无疑问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军事，但她制定规则的能力与二战后初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而这种被弱化的霸权将不足以促成合作。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谁来制定和管理规则（米尔斯海默，2019）。管理者的缺失必然造成混乱。

霸权并不仅仅只有压迫与被压迫的含义，也有合作共赢的一面。前者表现为能量从外围国向中心国集中，后者则相反。由于经济是相互依赖的，不同的模式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大英帝国建立的殖民秩序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即使后来殖民地获得了独立，但其令人担忧的发展状况与殖民者的剥夺有密切关系。与之相反的是二战后美国建立的民主国家阵营，美国、欧洲和日本共同分享了近30年的“黄金时期”，这正是邓小平感叹与美国搞好关系就能发展好的背景，并因此选择“脱苏入美”。

霸权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和综合的。归根到底，霸权国家选择合作还是冲突的策略取决于成本收益核算，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霸权地位是否稳固。一般而言，霸权越稳固，越有可能实现合作。

以贸易为例，在一个简化的两个国家和10个产业的模型中，当大国所占份额超过70%，小国所占份额不足30%的时候，大国会牺牲份额，以促成与小国的合作。因为合作有助于把蛋糕做大，即使份额减少了，总福利仍然是增加的，故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但是，当大国所占份额在30%-70%之间的时候，合作就会转变为冲突。这是因为，对大国而言，做大蛋糕的收益小于份额缩小的损失。（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图3）这个模型的现实含义是，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加，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会将从互惠变为冲突。

图3：霸权稳定论的理论解释


资料来源：戈莫里和鲍莫尔，《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东方证券绘制

说明：冲突与合作区间会根据模型设定而变化。

他们解释了贸易冲突常态化的原因。第一个解释是规模经济，这会导致自然垄断，如此一来就存在先发优势，各个国家为了取得这种优势，往往会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或者是国内的产业政策来扶植“幼稚产业”的发展，直到其获得规模效益和进入壁垒。第二个解释是生产率提高的瓶颈。以中美贸易为例，初期阶段，美国的高工资劣势可以通过高劳动生产率的优势来弥补。假如美国的工资是中国的3倍，但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4倍，那美国制造仍然更有竞争力。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工资都在提升，但效率提升得更快，而美国劳动工资和生产率都出现了停滞，优势也就逐渐消失了。萨缪尔森（2004）分两种情形讨论生产率的变化对贸易关系的影响：情形一，贸易的一方在原本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大幅度提高生产率，这种情形，会带来双赢；情形二，一方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意外地提升了生产率，这就会损害对方的利益。美日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中美在5G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竞争，都符合情形二的表述。

在左右两个区间，霸权国家与后发国家是命运共同体，但在中间区域，随着霸权的解体，冲突或不可避免。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是美国的自利行为，不仅阻隔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还扩大了美国的外需。到20世纪80年代，日韩开始在汽车、家电和半导体等行业对美国形成冲击，合作便转化为冲突。

绝对霸权只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存在过，如一战前的英国与二战后的美国。实际上，历史上的两次全球化的“黄金时代”都是在绝对霸权，或者霸权国家愿意承担提供公共品责任的条件下实现的。这样看来，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冲突常态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大萧条：第一次霸权解体危机

著名金融史学家金德尔博格就是“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者。在解释大萧条形成的原因时，他认为，根源在于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这三个方面承担责任以稳固国际经济体系：第一，为跌价商品保持比较开放的市场，代表性事件是美国在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这引起了全球性的贸易战；第二，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贷款；第三，在危机时期实行贴现，全球缺乏“最后贷款人”机制（Kindleberger C.，1986）。所以，大萧条又被称为一次霸权解体危机（特朗和瓦因斯，2019；图4）。

图4：世界正处于第二次霸权解体危机的早期


早在一战之前，美国就已经确立了经济霸主的地位。根据麦迪逊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GDP在1879年就超过英国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人均GDP第一次超过英国的时间是1906年。工业增加值方面，1870年，英国占比31.8%，美国23.3%，到1913年，英国降至14%，美国已经升至35.8%（Crouzet，1982，图5）。

但是，直到一战前夕，“美元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4]，世界金融体系仍然是以英镑和伦敦为中心，全球贸易金融的60%以上以英镑计价、融资和结算。[5]1913年，在已知外汇储备中，英镑占比48%，其后的是法郎和马克，占比分别为31%和15%，美元则不见踪影。

图5：英美金融与经济实力的对比


数据来源：Crouzet，1982；埃肯格林，2019；东方证券绘制

一战后，随着英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衰退，美国经济霸权更加突出，与此同时，美国的金融实力也快速崛起。一方面，一战结束时，美国已经确立了债权国地位，对英国的债权为47亿美元，法国为40亿，其它国家总计32亿。此外，欧洲战后重建需要资金，美国则扮演着重要的贷款人角色。从1924到1929年，美国对外贷款的金额约为英国的两倍（金德尔博格，1986）。

另一方面，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的通过和美联储的成立，以及一战的爆发都为美元的异军突起提供了条件。根据埃肯格林（2019）的估算，美元储备份额大约在1924-1926年期间首次超过英镑。至1929年，在其所统计的16国中，美元储备占比达56%，英镑为41%。美元作为国际金融交易媒介和尺度的职能也有显著提升，排除英联邦国家，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末实现反超。当然，不同作者的估计结果会有一定差异，如特里芬（Triffin，1964）认为，1928年前后，英镑在储备中的份额仍然高达80%。主流文献一般认为，直到二战后，美元在确立主导地位。

英美两国金融与经济权力的不匹配致使全球领导者实质上处于一种缺位状态。霸权国家的重要职能（或职责）是提供公共品，它是一系列的制度构建，包括货币等交易基础设施。公共品体系决定了交易成本，公共品的短缺必然导致交易的萎缩。逆全球化反映的就是公共品的短缺。大萧条就是在霸权解体和公共品短缺导致的全球经济失序的状态下实现的。

美国积极参与了战后秩序的重建，但美国在巴黎和会上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犹如空中楼阁，国际联盟形同虚设。虽然威尔逊“堂吉诃德式”的性格也被认为是其在巴黎和会吃了闭门羹的一个解释，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美国的霸权地位不稳固，未获得法国和英国的认可。英国经济实力虽然已经衰落，但在金融实力上仍然超过美国，伦敦仍是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英镑也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

二战后，美国实际上仍然是在按照“十四点计划”的精神主持国际秩序的重建，由于其霸权地位更加稳固，再加上更为强势的罗斯福的主政，结果也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