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至1933年实施的禁酒法案，对美国社会最大的伤害是破坏了人们对法治的敬畏——当人人都是违法者的时候，这部法律既没有权威，也伤害其他正常的规则权威

作者｜萧瀚

从“酒精共和国”到“反酒吧联盟”

1849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美国诗人爱伦坡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朋友约翰·萨尔顿的家中。据萨尔顿说，爱伦坡看上去脸色苍白，表情疯狂而惊恐。他语无伦次地宣称有人追杀他，还描述了自己在狱中的可怕遭遇。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幻觉，在康复后给家人的信中，爱伦坡说，“这十多天里，我的精神完全错乱了，虽然滴酒未沾，我所有的可怕经历都来自躁狂症引起的幻觉。”当年秋天，爱伦坡死于脑充血和脑部炎症。

近二十年，虽然有专家认为爱伦坡其实死于狂犬病，而非传统认为的长期饮酒所致酒精中毒，但他除了伟大诗人和作家这些炫目的历史标签外，还被视为19世纪美国酗酒代表人物之一——那个时代的美国被称为“酒精共和国”。

以朗姆酒和威士忌为代表的烈性酒，从殖民地时代起就黏上了美国历史。在臭名昭著的大西洋奴隶三角或四角贸易中，朗姆酒是欧洲运往西非换取黑奴贩卖到美洲的重要商品之一；威士忌则成为美国边远林区惟一认可的流通货币。

1791年，联邦刚成立不久就遭遇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的“威士忌暴动”——首任总统华盛顿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忽视了西部的威士忌文化，通过《货物税法》对威士忌征税，引发民众强烈不满，以至于直接抗命。

事实上，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不可能不懂这一点。1758年，华盛顿竞选弗吉尼亚伯吉斯之家（即弗吉尼亚的下议院）议员时，就曾借助144加仑朗姆酒、烈性苹果酒、威士忌以及啤酒成功拉票，307票当选，每张选票的酒精含量为半加仑；而他在1755年的竞选中落败，没有提供酒精饮料至少是被选民抛弃的原因之一。

那个时候，美国已有大量酗酒的人，19世纪就更多了——随着道路质量的提高，西部农场主将更多的烈性酒送往各市市场，威士忌和杜松子酒都能以更便宜的价格消费。19世纪30年代，25美分就可以买到一加仑的威士忌。

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罗拉鲍赫（W. J. Rorabaugh）在《美国禁酒法简史》的说法（他也是《酒精共和国：美国传统》的作者），19世纪20年代，美国成年人每天人均喝酒量为半品脱（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四两半）。

之前英国劳工中盛行的“圣星期一”，此时也延及北美。每到周六发薪，工人们拿着薪水奔赴酒吧，把自己喝得五迷三道，昏昏沉沉，星期一宿醉还无法恢复，需要继续在家醒酒，工作从周二开始。

这种美其名曰节日的旷工日，富兰克林曾在自传里轻描淡写地提及，“我工作始终保持全勤（从不休“圣星期一”），老板对此非常赞赏”。可见其内心对此的鄙视。

除了怠惰的工作和生活习惯，酗酒还带来更多问题，比如家暴、贫穷、疾病、犯罪。虽然这自殖民地以来就相当严重，只是之前没有那么触目惊心。清教徒们看不下去了。

1826年，美国禁酒协会成立，目标是消灭酗酒，以及规劝偶尔饮酒的人戒酒。禁酒运动卓有成效，据信，1826年至1850年这25年间，酒的消耗量减少到之前人均半品脱的一半。

禁酒运动与美国女权运动产生共振效应。女性往往是酗酒家暴以及与酗酒相关的恶德受害者。于是，她们积极参与禁酒运动。
1932年，新泽西纽瓦克举行反禁酒令游行，众多女性参与，手举“我们要啤酒”标语牌。

1874年，“基督教女性戒酒联盟”（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应运而生。1892年，该联盟成员已达15万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女性组织。

到1893年“反酒吧联盟”（Anti-Saloon League）成立时，禁酒已经在全社会获得广泛关注和支持。

联邦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的生与死

仅从修正案的通过历程看，禁酒法案的入宪之路并不崎岖。

1917年12月，旨在禁止“制造、销售或运输令人致醉的酒精饮料”的宪法第十八修正案，虽遭威尔逊总统否决，但依然因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推翻总统的否决而通过。

国会按照法定程序向各州提交，1919年1月16日，该修正案获得了程序所需的第36个州的批准，将于1920年1月20日开始正式生效和实施。

与该修正案一同实施的是沃尔斯特法案（Volstead Act）。根据该法案，所谓致醉标准，是指含量超过0.5%的酒精。修正案没有禁止人们消费酒类，但沃尔斯特法案明确了禁止携带酒类以及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

禁酒派终于可以弹冠相庆。然而，立法是一回事，顺利执法则是另一回事。禁酒法案从其诞生开始就一路遭遇滑铁卢，原因并不难说清楚。

其一，上述法案对致醉的定义过于苛刻，几乎所有包含酒精的饮料都彻底沦为非法，而酒精饮料的非法化导致了原先的大量酿酒工匠或转业或失业，地下非法酿造的私酒因完全在监管之外而变得更加不安全。

其二，饮酒与酗酒之间原本有着遥远的距离，为了消除酗酒而禁酒，是对人们日常生活因噎废食式的过度干涉。

其三，总统们对禁酒法案并没有那么热衷，威尔逊先是拒绝，再是不给禁酒局以充分拨款，后来的总统也同样在财政上缺乏热切支持。

其四，禁酒法案不但惹人反感，甚至带来逆反——原本不喝酒的人因为反感推动者过度自恋的道德宣示而故意喝酒，喜剧明星格劳乔·马科斯就曾调侃，「直到‘禁酒运动’之前，我都滴酒不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实施禁酒令期间的 20 世纪 20 年代，是美国历史上酒精饮料最泛滥的时代。在 1930 年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记者沃尔特·利格特作证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禁酒前有 300 家酒吧，如今它有 700 家地下酒吧，有 4000 名私酒贩子供货。警察记录显示，十年里，因醉酒而被逮捕的人数翻了三倍多。马萨诸塞州从 1000 家许可酒吧猛增到 4000 家地下酒吧，外加波士顿的 4000 家，在波士顿，至少有 15000 人除了非法供应烈酒之外，其他什么事都不干。」

其五，禁酒法案的推动过程中还有着隐秘的种族和信仰问题。虽然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最初的清教徒们对后来的爱尔兰裔、德国裔、意大利裔 (后者多为天主教信仰) 日益挤占自己的利益感到不满，尤其是德国裔几乎控制了美国的啤酒行业，「一战」也激发了清教美国人对德裔美国人的仇恨，禁酒正是一种隐性的种族排挤。

所有这些都使得禁酒法案成为人们生活中一根让人厌恶的芒刺。

当一个行业瞬间从合法变成非法，它反而会在法外更加野蛮地生长。非法的私酒业成为美国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源头，其中最严重的是黑帮组织化的全面升级。当那些洁身自好、不敢作奸犯科者全都改了行，无法无天的胆大者便开始了肆无忌惮地争夺市场战，使得组织化犯罪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产生了根本性的升级，而且迅速向其他领域溢出，包括赌博、卖淫和贩毒。

清教徒指望通过禁酒将少数族裔美国化的乌托邦梦，不但没有实现，反而通过时常发生的血腥黑帮火拼，强化了少数族裔各自的特征，意大利裔和黑人尤其突出，纽约、芝加哥、费城和底特律，都形成了令人恐怖的黑人犯罪区域，形同国中国。

1929 年 2 月 14 日，芝加哥，星期四，从早晨开始，洋洋无边的飘雪就在给这座城市梳妆一个银白色的情人节。然而，上午十点半，林肯公园附近北克拉克街 2122 号的车库里发出一阵让人惊惧的密集枪声——芝加哥黑帮火拼，阿尔·卡彭 (Al Capone) 手下的四名黑帮分子假扮警察，用两把汤普森冲锋枪和两把霰弹枪残忍地处决了七名男子，其中五名是北帮即莫兰帮成员，另外两名只是北帮临时雇佣的汽修工和配镜师。美国黑帮史上这起著名的「情人节大屠杀」，预示着芝加哥黑帮血腥的鼎盛时代，这也是抛物线的顶点——情人节和银白色世界与血腥屠杀构成了过于触目惊心的对比，民众对黑帮的忍耐到了极限，紧绷了十多年的线终于崩了。

联邦司法部不得不承认，禁酒使得犯罪家族兴旺发达。就像《教父》里的柯利昂家族一样，不仅将沾血的黑钱洗白，而且通过贿赂警察、腐蚀政客、操纵选举、扶持亲黑帮政客——芝加哥市长汤普森就是个典型案例，介入和败坏美国政治。

非预期后果与立法的责任伦理

在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电影《铁面无私》(The Untouchables) 结尾处，财政部特派员纳斯取得了打击波士顿私酒黑帮的胜利，将阿尔·卡彭送进监狱后，记者问他：「听说禁酒令将被取消，你会怎么做？」纳斯面露讥讽地回答说：「也许会去喝一杯吧。」显然，即使是纳斯这样的执法悍将也觉得禁酒令未免荒诞。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曾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禁酒是一次令人恶心的彻底失败，它不能阻止它想要阻止的东西。它使邪恶和犯罪充斥于我们的家园，它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贿赂和堕落……」

在全国绝大部分州实施了 13 年的禁酒令，因其事实上催生出包括黑帮组织化和暴力泛滥声名狼藉，在大萧条经济形势逼迫下，1933 年，国会终于通过第二十一条修正案将十八修正案逐出联邦宪法家族——正如 15 年前以一边倒态势迎其入宪。

这场早在 18 世纪殖民地时代就发轫于佐治亚，继而蔓延各州的严肃闹剧，经历了近 200 年的叱咤风云后，作为惟一一条被废止的宪法修正案，随着反酒精文化这一观念龙卷风的式微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禁酒法案对美国社会最大的伤害，是破坏了人们对法治的敬畏——当人人都是违法者的时候，这部法律既没有权威，也伤害其他正常的规则权威。禁酒期间，密歇根一位 10 个孩子的母亲因私藏了一瓶杜松子酒而被判终生监禁。这样的法律如何让人对它产生起码的敬意？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曾在 1936 年的论文《目的性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提出「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这一重要的社会学概念，非预期后果包括意外收获、意外缺点、意外危害三种类型。默顿的这一社会学概念与马克斯·韦伯所论及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复杂关系问题遥相呼应。

良好的动机是否一定产生良好的后果？历史上所有失败的乌托邦都可以被概括在这一主题之下，正如并不那么高大上的动机也未必就一定产生糟糕的结果——800 年前，英国男爵们逼迫约翰王签署《大宪章》，最初只是为了确保自己的贵族利益，但它演变成了全世界宪政的母本。而怀抱美好愿望改革家们，推动的禁酒法案却显然成为意外危害的祸源。

由这场道德圣战塑造的黑帮生态与黑帮经济，时至今日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一大政治癌症。解释这一政策事故的教训，除了运用韦伯的责任伦理论——以其后果与行动者的责任能力，而不以动机是否良善来评价社会行动，更重要的视角应当是伦理学的，它同样具有韦伯所排斥的信念伦理问题——即一项社会政策的优劣，会不会产生意外的灾难性后果，完全可以从行动者本身的动机中获得答案。

以禁酒法案为例，禁酒运动的社会行动者们往往有着过度的道德自恋，他们的问题并不出在他们认为饮酒是罪恶——他们当然拥有这样判断的权利。问题在于，当他们认为一件事情是正确的时候，强行要求别人跟他们的想法一致，而立法就是将自己的想法变成所有人想法的过程。

社会和国家之间常常存在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微妙关系。禁酒法案通过前，尤其是在 19 世纪上半叶，禁酒运动在其推动过程中，酗酒者和喝酒的人都大幅减少 (托克维尔去美国考察时正是这段时间，他对当时美国人在禁酒运动中取得的成效十分敬佩)，而法案通过之后，美国酒精饮料消耗量却进入井喷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作为一种倡导性和劝诫性的社会运动，「Temperance」的本意是节制，并非禁绝。无论从实施的主体还是手段上，都不具有权力和强制性含义，是否饮酒的最终决定权尚在受劝诫者个体手中。但作为一种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将饮酒定义为不道德的行为，甚至是犯罪，不服从者将受到惩罚。适度饮酒使人愉悦，这是世界上绝大部分民族自有史以来就通行的日常生活习惯，饮酒并不等同于酗酒也是显而易见的常识。禁酒法案剥夺了伦理主体对自身生活的掌控权，甚至是对人类自由意志的一种侵犯，导致反弹也就在意料之中。

道德与法律之间一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如何设置道德底线虽然是个动态过程，但过度行使权力常常会扭曲两者之间的关系。人类历史上，掌权者根据一己之信仰自设道德标准，肆意重新划定道德和法律的边界，引发各种恶果屡见不鲜。15 世纪意大利的道明会修士萨伏那洛拉就是个典型案例，他在成为佛罗伦萨的精神和世俗领袖后，对自己认为不道德的人和事一概痛下杀手，最后忍无可忍的市民们推翻了他的统治，将他送上火刑架。

1931 年，针对禁酒法案带来的问题，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曾说：「这种高度的混乱状态之所以始终存在，是由于美国人既想要做许多事情，又想要禁止这些事情。」这句话可谓道出这个「酒精共和国」的人们对酒的矛盾纠结心理，禁酒运动之前和之后的不同，都可以用这句话来作结。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里提醒过多数人暴政问题，「在美国，一些特殊的环境条件还在促使多数的力量不仅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且促使它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我最担心于美国的，并不在于它推行极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1920 年开始的禁酒法案，正是托克维尔所担心问题的后果。被激情冲昏头脑的部分人以其政治结社的力量，绑架了全社会，通过了一项道德高亢而理智晦暗的法律，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恶果。也正如托克维尔早已预言的，多数人暴政导致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不稳定。好在，糟糕的法案无法持续很久。哪怕是第十八修正案这样的全联邦法案，也只撑了 13 年就寿终正寝，正是托克维尔所赞赏的美国民主机制的纠错能力。

今天，成为历史的美国禁酒运动黯然结束也已百年，严肃了解和审视这场运动依然必要。人类每时每刻都在犯错——「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黑格尔讽刺人类从历史中惟一学到的东西就是一无所获，读史依然使人明智。历史展示的不只是过去，还体现了人类智慧的生命力，因为「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