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要独辟大字报的“言论自由”？
——兼论未来中国政府应该恢复大字报的权利


  针对毛共铁腕剥夺人民自由的指控，毛左分子通常会举毛泽东时代民众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予以反驳，并反向指控连大字报都不允许的习近平、邓小平及其继承者，才是真正剥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
  毛左分子的诡辩，基本上是荒唐的，因为完整的言论自由，包括言论发表后不受惩罚的自由，而毛泽东独辟的“大字报”言论自由，只给你发表的自由，并不给你事后免于惩罚的自由，因此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
  相反，那些内容有批判共产党，尤其是批判毛泽东本人的大字报作者，事后的清算十分残酷，往往被判死处决。例如延安时代张贴大字报，批判中共特权等级制度的王实味，就于事后遭到残酷批斗，后于1947年被斩首于山西。
  “大字报”是中共在毛泽东时代（包括华国锋时期）的一个特有的人文景色，是共产党国家中独一无二的的现象，“大字报”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亲自发明一个奇葩制度。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民众获有张贴大字报的自由，客观上便存在对中共及其官员公开批评的风险，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另辟蹊径地设立这个制度呢？
  老毛当然是别有用心的：
  首先，通过大字报可以及时地掌握民众的真实想法，以调整或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共产党实行的“一个声音”、“媒体一律”，在有效愚民洗脑的同时，也会蒙蔽共产党的统治者耳目，因为下级官员的逢迎拍马，会形成“报喜不报忧”的信息过滤效应，导致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受到蒙蔽，而通过大字报及时获取民情信息，就可以一定程度弥补这个不足。
  所以毛泽东特别喜欢看大字报：在延安时期，老毛就经常于夜间，在警卫陪同下，提着马灯去张贴栏观看大字报，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的尖声咆哮：“延安到底是马克思挂帅，还是王实味挂帅！？”
  进北京当了皇帝之后，毛始皇也频频安排自己亲信、秘书去北京各处查看大字报，并向他汇报。

  其二，大字报有“引蛇出洞”的功效，可以及早发现异见人士。由于共产党报刊和新闻媒体有着审查机制，不可能发表对共产党的异见，因此从共产党报刊和新闻媒体中，就难以发现异见源，因此共产党的新闻审查既是共产党统治的支柱之一，又有着潜在的危险，而通过可以随意张贴的大资本，就容易发现不满者。
  王实味的落网，就是毛泽东“大字报”政策的最早的“成果”。

  其三，大字报可以起到威慑共产党官僚的作用。
  首先，要能够持续利用好大字报这一工具，事后的清算范围就不能大：如果凡是批评性的大字报作者，都去抓，那么不久就没有人敢张贴大字报了。
  毛泽东对大字报作者的清算，是有着精明的选择性的，一般只残酷清算批评毛泽东本人和共产党的作者，而对那些批评毛泽东死党亲信之外官僚的大字报，则基本不予追究，甚至故意放纵、鼓励攻击政敌的大字报，如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陶铸等的大字报，对那些揭露中底层共产党官员腐败的大字报，也是网开一面。
  这样，毛泽东就把大字报变成自己手中的工具，具有打击政敌和威慑腐败官员的双重作用。

  其四，大字报还有着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即便在新闻高度自由的地方，大众因为文化水平和表达能力所限，很难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简便易行的大字报，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补充，让大众简便易行地发声、出气，必然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怨气。
  可以说，大字报张贴栏，就是毛泽东版的推特。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罪恶弥天，但他的能力和眼光却是无出其右的，他总能看到、想到其它中共党酋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
  
  毛泽东的“大字报”还有一个客观的功效：就和毛泽东歪打正着保护了中医免遭消灭一样，它歪打正着地维护了中国传统毛笔书法的传承，“大字报”赋予了毛笔的实用新功能，刺激大批青年学写毛笔字，故“文革”的主力军“解放牌”那两代人（“四零”后，“五零”后），饱经大字报的历练，许多人都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但在邓小平取消“四大自由”之后，从七零后开始，毛笔字以断崖式的速度，在中国民众中失传。
  
  中共垮台后，未来的中国政府应该恢复大字报，为什么？ 当然不是冲着它“引蛇出洞”的功效，而着眼于它传承毛笔书法、社会减压阀的功能、以及对新闻自由的补充。



曾节明 2024.3.20 寒潮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