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摧毁道德的不同阶段及反噬效果


  道德的本质就是利他，因为利己是人的本能，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为是本能，所以“利己之心”不用教育就与生俱来，需要教育才可能有的是“利他之心”。
  但如果人没有信仰，则很难有利他之心，因为在世俗的层面，利他对自己是没有益处的，甚至自己的个利是有损的——如给人越多，自己的就越少；而见义勇为救人，对自己的生命是会造成风险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信仰指的是信奉某种宗教、哲学或教条，信奉钱权、名利及各种各样的物质“好处”，那不是信仰，那基本上是人的本能。也只有真正的信仰，才能够约束人的本能，才能够建立起道德。
  主体的中国人（汉族人）上千年来的传统信仰，是信奉儒家的教条和伦理体系，融入佛教的因果报应哲学，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慑诫，再结合道家的养生哲学。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信仰。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必须摧毁中国人传统的“儒释道”信仰，才能扫清杀人放火实施共产主义改造的道德障碍，为了树立毛泽东和中共的无上权威，就必须打倒孔子和孟子这两个传统中国人信奉的最大权威。
  在摧毁旧道德、旧权威的同时，毛共抛出了一整套“共产主义道德”、毛泽东思想和“伟大领袖”崇拜，完全替代了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和所有的原教旨主义共产党一样，毛共拼命地神话党，神话领袖。其实共产党，本质上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宗教，它的生命力就在于神化党、深化领袖，与之相应的就是毛共时期，是中共最有生命力的时期。
  毛共创建的中国新道德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支撑，它有许多违背伦理的地方，如与“反动”父母划清界限、鼓动妇女造家庭的反、毫无人道主义，鼓吹对阶级敌人“象冬天一样残酷无情”，但它也有许多“利他”色彩，如果宣扬阶级友爱、互助、宣扬大公无私。。。毛泽东时代中共一直在进行“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等道德运动，政府和各个单位一直在表彰助人为乐和见义勇为的行为，见义勇为的事迹，甚至是入党的特殊筹码。
  因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在政治以外的领域，道德并未全面崩塌，毛泽东时代乃至整个中国的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远没有后来那样冷漠，即便在残酷的文革时期，也没有今天中国见死不救普遍成风的现象。
  中国社会道德之全面崩溃，是“六四”之后，“六四”屠城浇灭了中国人希望中国变好的道德热情，“邓南巡”则开启了中国人的物欲闸门，邓小平赤裸裸地鼓励中国人的物欲，八十年代鼓吹“贫穷可耻”；“邓南巡”后则鼓吹：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只要来钱）就是好猫。
  但物欲是人的本能，用不着鼓励，而应该节制，邓小平及其继承者赤裸裸地刺激中国人的物欲之心，自然导致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全面沦丧。
  江泽民比邓小平更进一步，除了鼓动中国人“不问政治”（抛弃社会良心），物欲横流之外，还发起对法轮功群体的镇压运动，并且随即发起对民间气功信仰群体的全面镇压，镇压之前，法轮功的“真善忍”，对中国社会道德有很大的净化作用，江泽民全面镇压民间信仰，导致社会道德丧失了自我修复能力，中国社会的全面冷漠，正是从九十年代江泽民时期开始的。
  胡温继续江泽民的去道德化，而且不再进行道德运动，全面停止了政府对“好人好事”和见义勇为的表彰和奖励。胡温时期，中共不但不鼓励社会道德，反而故意纵容恶人，打击社会良知：如彭宇案中共南京当局就赤裸裸袒护恩将仇报的讹诈老人，而判决扶救老人的彭宇赔偿数万元，这一“做好人没有好下场”的经典案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令中国社会道德深度败坏。。。
  故胡温时期的中国，见死不救普遍成风。2011年，在“邓改开”先锋地区的道德黑恶样板城市佛山，两岁的幼儿小悦悦先后被七辆车碾压，亲历惨祸的18名路人，竟全部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尽管及时救助，完全可以救孩子一命。胡温治下的中国，社会道德深度沦丧，真正到了丧失底线、禽兽不如的地步！
  胡紧套虽然干嚎“八荣八耻”，但因为全无意识形态和能够打动人的哲学作支撑，因此收获的是老百姓的不屑一顾，被讥为“胡说八道”。
  邓共时期中国社会道德的全面崩塌，根本原因是邓共时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原有的中国传统道德又早已被毛共摧毁，而邓共却没有能力提供一整套树立新道德的意识形态——邓共的“挂羊头卖狗肉”（举红旗走资），等于政府带头造假，本身就是中国社会道德全面败坏的根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动中国社会道德全面败坏和深度败坏，是邓共的故意——“魔鬼在细节中”，请看，胡温时期中共停止道德运动，南京的“彭宇”冤案，不是中共的故意，莫非是中共无心的偶然乎？
  这是为什么？那么为什么中共在毛泽东时代倡“道德”，而在“邓南巡”后故意去道德化（邓南巡是一个转折点，镇压法轮功又是一个转折点）？
  因为毛泽东时代需要解除“旧道德”对共产改造的束缚，同时需要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来稳固政权（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共产党），而邓共时期就不同了，中共从1989年踊跃支持学运的百万市民市民身上，看到了道德形成的社会凝聚力，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性，要防止这种威胁，就必须败坏社会道德，因为在社会道德败坏的情况下，社会成员才普遍是“原子人”，没有了道德凝聚力，就结不成对个人无利可图、而需要理想和奉献的反对派组织——道德坏了，一盘散沙，这就是国内民运组织湮灭，国外民运组织式微，国内高智晟律师遭残酷打压，却象孤岛一样，激不起任何社会涟漪的根本原因。
  习共的意识形态更加虚假，而且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流氓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内卷，因此，习共时期中国社会的道德不仅更加败坏，而且整个社会充满戾气，人与人之间莫名其妙地相互仇恨——中国的“互害社会”已初步建成。

  有一得必有一失，“六四”之后，中共故意败坏社会道德，虽然阻断中国反对派的社会基础，对中共自己的统治基础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反噬作用：
  今天的中共的官僚公务员集团，同样是中国社会中道德败坏的人，而且是道德特别败坏的群体，他们唯利是图、玩世不恭、不择手段，除了钱权与名利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信念，忠于共产党或忠于谁，对他们来说都是笑谈，他们只忠于既得利益。
  在利益驱动还在的时候，他们装作忠于习主席、忠于共产党，而一旦中共的统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他们会立马“并无一人是男儿”，一定会大面积“投敌”或者作鸟兽散，而绝对没有当年“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精神。。。这不正是习主席最怕的局面吗？
  当年蒋介石为了保证下属听令，在嫡系中大肆任用及贪腐分子（道德败坏的人），因为这些人有的是把柄可抓，只能乖乖听令，这一手似乎很灵，但1948年国民党败象全面显现之后，这些贪腐分子立刻展现出毫无节操的一面，投共者如过江之鲫，毫无忠贞于蒋总裁的死战精神，甚至比非嫡系都不如，导致国民党迅速丧失大陆。。。这就是道德败坏对统治者的反噬效果。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习近平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并无一人是男儿”的局面一定在中共出现。


曾节明 2023.12.6 阴寒凌晨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