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烽并不是香港原居民,他和张子强不同,不是自小跟着父母到的香港,他是广东南海人,1971年从惠州百花偷渡到香港,当年就拿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证。和大多数偷渡到香港的人一样,文化水平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的张志烽只能在楼盘工地上做一些重体力活。后来,嫌建筑工地打工既苦又赚不到钱,于是就开始做小生意,什么生意都做,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不合法的多,因为合法的生意他不会做。在做不合法生意中认识了一些不是正道上的人,这些人帮助过他,也害过他。

1985年,张志烽的4个朋友在香港尖沙咀结伙打劫中信表行被警方追捕,4个人带着枪械逃到了张志烽的家里躲藏,后来被警方抓捕后,张志烽也以非法藏械罪被判了5年徒刑。在香港赤柱监狱坐牢时,他再次相遇曾经在一块做过手表生意的张子强。张子强是监狱中常进常出的人,这时的张子强已经不再做小小的手表生意,而是炒楼花,即在楼房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买进,因为不是现楼,所以只需付很少的一部分资金,等到楼价升上来,再把它卖出去。张志烽敬佩张子强的精明和赚钱的手段,出狱后就加入了张子强的犯罪集团,成为骨干。

但是,现在张志烽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混了半辈子,事业没有事业,家没有家,也没有孩子。他以前在香港曾结过婚,原来的妻子叫侯顺群,后来他混得一事无成,反而去坐牢,前妻于1986年在香港跟他离了婚。离婚后,张志烽一直混得不得意,也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所以从1986年到1995年底近10年间,张志烽一直是一人饭饱,全家不饿。

1995年底,张志烽在深圳一间贸易商行里认识了一位在这儿做文员的姑娘,这位姑娘是成都人,来深圳前是护士,姑娘立即吸引了张志烽。

张志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港商,称自己是做贸易的,具体做什么,直到张志烽被捕,这位姑娘也不知道。张志烽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取得了姑娘的信任。

姑娘家人还以为女儿找了一个港商,虽然年龄悬殊大,但也同意了。1997年的1月,张志烽与这位姑娘在成都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这一年,张志烽52岁,姑娘27岁。当年的7月,姑娘为张志烽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的出生对多年来一直浪迹天涯的张志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他更喜欢呆在家里,以含饴弄孙的年龄怀抱着自己的娇儿,体会着做父亲的幸福。

这天晚上,张志烽的儿子有点感冒,他刚哄着儿子入睡,就收到了一个传呼。原来,张子强和胡济舒进了桑拿的贵宾房后,知道必须要离开珠海才能脱离危险,要离开就要有交通工具,而他们的车还停在高尔夫山庄,要找一个人从山庄里把那辆奔驰车开出来。这时,他们想到了张志烽。

张子强对胡济舒说:“陈斩生了个儿子,像宝贝一样,现在他一定在广州的家里抱儿子。把阿斩呼过来,叫他到山庄里把车开出来。”

胡济舒马上就传呼了张志烽。

后来张志烽在省看守所里交待说:“1月25日晚上约11点多,‘蝠鼠’也就是胡济舒呼我,我复机,他叫我到珠海去有急事。我就一个人开车到了珠海,到珠海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张志烽的车进珠海时,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他将车一直开到拱北桑拿,下车走了进去。

张志烽走进去的时候,迎宾小姐迎上来问:“先生,就一位?”

张志烽摇摇手说:“我找人。”说完一个人走了进去。

张志烽在一间贵宾房里找到了张子强和胡济舒,当时正有两个按摩小姐在给他们按摩。

张子强看见张志烽进来,挥挥手让按摩的小姐出去。

张志烽问:“什么事,深更半夜里把我叫来。”

胡济舒说:“我们被‘皇气’包围了。我和大富豪虽然逃出来了,可车还留在高尔夫山庄,一下又走不了。你能不能进去帮我们把车开出来。”

张志烽想了一下说:“你们逃了出来,车留在山庄里,肯定是被人监视着的,让我去取车,我不是往死里撞吗?我不敢去。”

张子强、胡济舒见张志烽不愿去。

张子强冷笑:“阿斩成了家,是变多了。从来也没有见过你这么儿女情长的。”

张志烽说:“50多岁的人了,颠簸了半辈子,有了一个儿子就满足了。”

胡济舒把话岔开:“阿斩,天快亮了,喝了早茶再走吧。再说,天亮了我们还要借你的车去买件衣服。”

此时,天近黎明,办案人员已经发现了张子强和胡济舒的藏身之地,一边把情况立即报告了指挥部,一边把桑拿浴室严密地监视了起来。

张子强、胡济舒、张志烽在桑拿室里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才出来,三人钻进了张志烽的车。

不远处,何涛他们和珠海市局的同志正紧盯着这间桑拿浴室。张子强他们一露头,立即被发现了。他们马上报告说:“目标出来了。”

说话间,张志烽的车已经迎面开来了。珠海局的车马上悄悄跟上。

这天,虽然珠海街头的人比平时要少,但酒楼和商店都照常开门营业,商店还在做着年货的促销活动,因此有的商店反而比平时开门早。

张志烽的车在一间商店门前停了下来。张子强和胡济舒进去买了衣服很快就出来了,又上了张志烽的车。车朝拱北宾馆方向开去。

拱北宾馆里仍和平时一样,有不少人来这儿喝早茶。张志烽将车开到拱北宾馆,三人都下车走进宾馆餐厅,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张子强隔着宾馆的玻璃,注视着街上的行人。

珠海公安局的车跟踪到了这儿,将车悄悄地停在一个街角,何涛和晓鹏他们跟珠海市局的同志们一道,在街边找到一个餐厅作掩护,密切注视着张子强的一举一动。

一辆小车悄悄停在何涛隐蔽的那间餐馆门前,下来两个人,是省厅刑侦局的张政委和珠海公安局的张局长。

张政委和珠海局的张局长走到何涛旁边,何涛笑着说:“两位领导亲临一线。”

张政委看看周围的环境,说:“在这里下手人太多,我们应尽量悄悄收网,不要惊动太多的人。”

在拱北宾馆的餐厅里,惦记着儿子的张志烽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要走,张、胡也没有强留他。就在张志烽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张子强突然又喊住他,他打开了自己的包,包里有一叠证件,他从中挑出几本包好递给张志烽说:“阿斩,这是我的护照、身份证和回乡证,你先帮我保管一下。我可能暂时回不了香港,你一定要帮我保管好,将来我回香港时要用的。”

张子强的这个举动,今天看来真是冥冥中的一种预感。一种暂时无法回香港无法回家的预感,他也有了可能被捕的预感,当然,他此举的目的还是为了能回香港。所以在后来他被捕后,在看守所里还曾给张志烽写过一张纸条,询问他的这些证件的下落。张子强在这张纸条上的落款仍然用了“老变”这个外号。

张子强对张志烽是十分信任的。但是任何一个犯罪集团的内部成员关系都是靠利益来维持的。当这个利益不复存在的时候,关系也就不可靠了。

张志烽拿着张子强的这些证件出了拱北宾馆的门,上了他的那辆丰田小车就朝广州方向开去了。
结账员过来时,看见张子强和胡济舒不结账突然走了,马上追了出来,却眼睁睁地看着出租车开走了。

在拱北宾馆对面餐馆里监视张子强、胡济舒的办案人员都大吃一惊。他们立即从隐蔽的地方冲出来,但由于宾馆门前车多,张子强所乘的出租车立即没有了踪影。

所幸训练有素的办案人员立即记下了出租车的牌号:粤C·25475。

张政委马上把情况报告了省厅指挥部……后来何涛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跟踪张子强的那段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在与他进行着无声的较量。尤其在珠海两次让其逃脱,真是让我们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这时,他们已经如同惊弓之鸟,我们再也不能有半点闪失。1998年1月25日的上午,珠海、中山、江门、顺德、番禺、广州等地的公安局,都接到命令立即上路拦截一辆红色的出租车。

这时,张子强和胡济舒又在哪里呢?

与香港警方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张子强,有很丰富的反侦查和反跟踪的经验。张子强和别的罪犯不一样,他发现警方跟踪后,不会溜走,而是对警方进行反跟踪。他依仗着自己高超的车技和开的名贵跑车,会在公路上与警方玩老鼠戏猫的游戏。有一次,他在开车时发现后面有警察在跟踪,就利用在等红灯时,突然给车加速,冲过黄灯迅速摆脱警察的跟踪。等到跟踪他的警察为失去目标而丧气的时候,他又会出现在马路的另一边,对警察做着挑衅的手势。他后来被拘捕后,办案人员从他在深圳地王大厦的住所里搜出了两副美国产的窃听器。这两副窃听器都是张子强去美国时买的,每副花了1000美金。后来在审讯中,他说,买这两副窃听器,就是专门用来反跟踪的。他将窃听器装在汽车上,可以侦测到有没有人窃听他的讲话和跟踪他。

上车以后,张子强才发现开车的是一个女司机。他跟女司机说,出关。刚开始女司机还以为他要去澳门,因为珠海与澳门的拱北海关,澳门人习惯于叫关闸。张子强说,不不不,出二线关。女司机才明白了,马上向二线关开去。

一路上,张、胡很少说话。出租车出了珠海后就上了105国道,开了约50多公里就到了中山市,在中山市的一个收费站交了费以后,又从105国道拐上了高速公路。这辆红色的捷达出租车刚离开,中山市公安局的一辆警车就赶到,收费员说,有辆红色的捷达出租车刚经过,但没有注意车牌号。这就使干警犯难了,根本没有办法估计经过收费站的那辆红色出租车里是不是坐着张子强和胡济舒。

中山市的前面,就是江门市。江门市公安局也接到省厅指挥部的命令:有两个重要疑犯乘坐粤C·25475号车牌的红色捷达车从珠海逃出,请你们立即上路设卡,封锁要道。发现目标,马上扣人,不准审问,立即报告省厅指挥部。

这时时间是1998年1月25日中午11点48分。

从珠海方向开往江门的车,都要经过江门的外海大桥。江门市公安局局长接到电话后,马上发出命令:“立即在江门外海大桥收费站设卡检查。”

11点50分,由江门市公安局的刑警、交警组成的队伍迅速到达江门外海大桥收费站,值勤干警立即拦起了路障。头戴钢盔、手持微型冲锋枪、肩戴执勤袖章的特警也火速到位,认真地盘查着每一部来往车辆。

突然,江门公安局现场指挥的一位干部看见远远地一辆红色捷达出租车开来,叫了一声:“注意,有可疑车辆。”

守桥的干警立即严阵以待。收费站前站着身穿防弹衣手持微型冲锋枪的警察,气氛显得很紧张。说话间,红色捷达出租车开到了收费站前。开车的是一个女司机,她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看见有停车检查的标志,就按着现场执勤警察的示意,将车缓缓地停在桥头。车牌号正是粤C·25475。

一位警察上前示意检查。

女司机以为是例行检查,她摇下车窗,掏出了自己的驾驶证、行驶证从车窗里递出来。警察伸头看看车后座,后座坐着的正是张子强和胡济舒。警察不动声色地示意女司机下车,然后,迅速伸手拔掉了汽车的钥匙。周围手持微型冲锋枪的警察,立即冲了上来,把出租车团团围住,黑洞洞的枪口直对着车内。

一位指挥员喊道:“出来。把手放在头上。”

车内的张子强和胡济舒还没有反应过来,正犹豫之际,几名警察已经把他们从车内拉了出来。

胡济舒叫道:“唉哟,阿Sir,你们不要太大力了,我配合你们就是啦。”

张子强、胡济舒走下车。张子强穿着一件灰白色风衣,胡济舒穿一件深蓝色风衣。两人胡子都没有刮。

执勤警察问:“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

张子强说:“陈庆威,香港商人。”

警察请他出示身份证件,张子强拿出了假的香港回乡证。

警察看见回乡证上写着,姓名:陈庆威,性别:男,出生年月:1957年9月9日,籍贯:广东番禺,职业:商人。

警察又叫胡济舒拿出证件。胡济舒拿出的是一份旅游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陈树光。张子强和胡济舒都显得很镇定。

执勤警察将两人护照都拿进了收费站的一间办公室,打电话向局长汇报。

江门市公安局长马上向省厅指挥部报告。

省厅指挥部里,郑局长说:“再与司机核实一下,这两个人是不是从拱北宾馆上的车。此事与女司机无关,弄清楚后,放女司机走。”

江门外海大桥上,执勤警察走到女司机面前问:“这两个人是从哪儿上的车?”

女司机紧张得有点结巴地说:“是今天早上在珠海拱北宾馆门口上的车。我可不认识他们。”

已经来到现场的江门市公安局长对执勤警察说:“让他们将的士费给她,放她走。”

执勤警察走到张子强面前说:“请将的士费付给司机。”

张子强从口袋里掏出钱交给执勤警察。女司机接过钱欢天喜地地开车走了。

此时是1998年1月25日23点50分,再过10分钟,就是26日了。

林林和王立新在提审室的审讯台上坐了下来。不一会儿,一头灰白头发的胡济舒就被带了进来。
这时的胡济舒一头乱发,穿着一件旧的汗衫,显得衰老而萎靡,和香港那些流落街头无所事事的贫穷老人没有什么两样;还有一张是贴在他那假护照上的照片,这时的胡济舒穿着一套黄色的西装,系着深色的领带,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俨然一副华侨富商的气派。这两张照片,正表明了胡济舒一生中的两种生活:有钱时,豪华富贵;没钱时,贫穷潦倒。而钱从哪儿来:犯罪。

从表面上看去,胡济舒至少也有50多岁了,是1951年3月3日出生的,当时才47岁,籍贯是广东省东莞市,在没有认识张子强之前,就已经涉入黑社会犯罪了。据我所知,他于1976年和1983年因抢劫在香港监狱服过刑。后经张子强的贴身马仔汪凤琪介绍认识了张子强。张子强见其性格深沉,说话滋油,毫不火爆,在江湖上见多识广,对他很尊重,常以大哥相称。

后来张子强又通过胡济舒认识了胡手下的张志烽、邓礼显、甘永强。张子强见这些人都不像香港黑社会中那些只会打打杀杀的“烂仔”,个个都是“头脑型”罪犯,思想细密而不是靠一股蛮劲,张子强很赏识。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张子强犯罪集团的骨干。胡济舒虽然入江湖早,张子强一直尊称他为大哥,但他对张子强却俯首称臣,一直尊张子强为“老大”,且忠心耿耿。

胡济舒也是一个惯于和警察打交道的人,在这一点上他远比张子强狡猾。张子强在审讯中要么不说,要说基本上说的是实话。胡济舒却采取了和张子强不同的策略,装出一副很委屈很气愤的样子走进审讯室。他抬头看看坐在审讯台上的林林和王立新,首先发问:“我是守法商人,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林林问:“你叫什么名字?出生年月?”

胡济舒:“我的护照上都有写的,你们还要问我?”

林林:“查明嫌疑人的身份,这是办案的必须程序,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胡济舒:“我叫陈树光,1958年4月28日出生于香港。籍贯广东东莞。”

林林看了看手中香港警方提供的材料,上面清楚地写着“胡济舒,1951年出生”,林林笑笑:“1958年出生的?你年龄还不算很大,头发怎么都白了?”

胡济舒:“操心操的。”

林林:“操什么心把头发都操白了?”

胡济舒:“生意上的心。”

林林:“你都做些什么生意?”

胡济舒:“在香港做贸易。”

林林:“据我们所知,你的真名不叫陈树光,而且你是长时间住在柬埔寨。”

胡济舒:“我不回答这个问题。请问,你们凭什么将我抓来这里,我是香港居民,是合法商人。”

林林正色道:“据我们调查所知,一个名叫胡济舒的香港人,参与了张子强犯罪集团的活动。如果你是合法商人,我们当然欢迎。问题在于你是不是合法经商,这个问题你自己清楚,我们也清楚。”

胡济舒装糊涂:“不明白你的话。”

林林仍然笑着说:“会明白的,会明白的。”

胡济舒哑言,然后沉默一言不发了。

林林他们知道,对于像胡济舒这样有着“老狐狸”之称的惯犯,绝非一次两次的提审就能奏效的。

当林林他们在省看守所提审张子强和胡济舒的时候,省厅指挥部正在紧紧地盯着张子强集团的3号人物———张志烽。

1998年1月25日一早,张志烽在珠海拱北宾馆与张子强、胡济舒分手后,即从珠海往回返,在珠海至广州的高速公路上,张志烽驾着一辆车牌号为粤A·AE351的小车。此时,张志烽的心里一直不踏实。

从昨天晚上突然接到胡济舒的传呼,要他半夜赶往珠海,他就有着一种不祥之感。到了珠海之后,他的不祥之感果然得到印证,张子强、胡济舒被警察盯住了。他当然不想牵扯进去,所以,拒绝了到高尔夫山庄为他们开车的要求。之后,张志烽就一直想离开他们。天亮后,他找了一个借口,终于离开了他们。

张志烽在江湖上已经颠簸了差不多一辈子,直到52岁才有一个家,又有了一个儿子,他现在很恋家。他只想尽快赶回家。

可是,现在虽然离开了张子强和胡济舒,但他还是松不了一口气,因为,他预感到还有一种危险就在自己身边,这种危险是在一个信封里,就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张志烽边开车,边不由自主地总低头看看那个信封,这时他发现信封开着口,几本证件从信封里滑了出来,露出一半在外面。此时,那股不祥之感又从张志烽心中浮起,他拿起旁边的一张报纸把张子强的证件盖上了。

想想,张志烽总觉得张子强这次被警察盯上不是一桩好事,此时他还没有想到警察盯住的是整个张子强犯罪集团。他了解张子强,知道张子强是一个善于和警察打交道的人,他不惧怕警察,可是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证件收藏起来?说明张子强这次犯的事,非同一般。越想,张志烽越是觉得张子强的这些证件是不祥之物,他不想把它带回家,带到妻子和儿子身边。

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跟他多年也在黑社会中混的人。他掏出手机给那个人打电话:“阿D,我是阿斩,你在广州吗?我在从珠海回广州的路上,有件事找你,你在广州的家里吧,我到你家楼下,你下楼来等我好吗?我大约还要半小时就到了。”打完电话后,张志烽为了摆脱自己这种不安的情绪,打开了车上的音响,让音乐轰鸣地响着。

车进广州后,张志烽将车拐进了一个近年新开发的小区,远远就看见路边站着一个约50岁左右的男人正在等他。

这个人名叫陈树汉,1951年出生,也是早年从内地偷渡到香港的,后来一直跟在张志烽身边混。张志烽加入张子强犯罪集团后,他也成为成员之一。

张志烽把车开到陈树汉身边停下,也没有下车,就在车上把那个装有张子强几本证件的牛皮纸信封递给陈树汉,说:“这是‘大富豪’的一些证件,他现在有些不方便,你暂时帮他保管一下。”

陈树汉接过信封,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危险,就很爽快地说:“好的。”

张志烽将张子强的证件交给陈树汉后,松了一口气,然后就开车回家了。

好像一种瘟疫传染似的,陈树汉拿着这些证件也感到不舒服,不几天他也有了一股不祥之感,于是就打电话到张志烽家里,要将张子强的证件还给张志烽。是张志烽年轻的妻子接的电话,她哭哭啼啼地告诉陈树汉,张志烽被公安带走。果然应验了陈树汉的预感,他觉得张志烽被公安带走,可能与这些证件有关,陈树汉立即将张子强的证件全部撕毁,扔进广州沙面的河里,然后外逃避风去了。

这时,省厅指挥部也在查明与张志烽接头的这个人是谁。那天,郑局长问莫泉,在已经收集的资料中,有没有这个人的资料。

莫泉说:“从现有的资料,只查到这个人花名叫‘大哥D’,也有叫他‘阿D’的,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记载。”

郑局长说:“深圳改革开放早,这些人大多在深圳混过,深圳市局很早就配合过香港警方查过启德机场劫案的有关人,他们收集的资料多。前段时间,深圳市公安局的同志帮我们查清了不少张子强同伙的花名。把这个人的情况传给深圳市公安局的孙副局长,请他们的反黑大队再帮助查一查,尽快弄清楚这个人究竟是谁。”

深圳市公安局负责刑事侦破工作的孙副局长是一名老刑警了,经验非常丰富,在深圳市公安局工作多年,“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们抓过,是香港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的涉案人员。”

孙副局长也想起来了,说:“你是说,1991年8月省厅传来香港警察总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来的红色通缉令那次?”

胡大队长说:“对,孙局。”

1991年8月16日,一份国际刑警组织下达的红色通缉令经广东省公安厅传到深圳市公安局。孙副局长拿着红色通缉令来到胡大队长的办公室。

孙副局长说:“有紧急任务。”

说着把那份红色通缉令放到胡大队长的桌上。红色通缉令上写道:1991年7月12日,香港启德机场发生一宗械劫案。多名劫匪持枪把一辆解款车劫走,车内有总价值1.7亿港元的现钞……经过我方侦察,涉案人员中有4名香港人,胡济舒、张志烽、汪凤琪、胡文案发后在香港失踪,很可能潜到内地躲藏。现正式向贵局提出协助请求,予以协查此4名疑犯。

孙副局长对胡大队长说:“这个胡文早已在我们的视线内,你们反黑大队重点查一查这个胡文。”

胡大队长对我说:“那天孙副局长下达任务后,我们大队的侦查员立即行动起来,不久,发现启德机场被劫的美元出现在内地,其中部分与胡文有关。一天,我们在深圳蛇口的意大利餐厅发现了胡文的踪迹……”随着基建的发展,这个有着意大利风格的餐厅已经被拆了,拆了以后,没有再建。这是一家在当时很有特色的充满异国情调的餐厅,再加上当时深圳蛇口是全国改革开放最早的一个窗口,来深圳参观学习的人一般都要去蛇口看看,我曾陪着家乡的客人和朋友到这间意大利餐厅吃过饭。今天,我从张子强的案卷中看到,张子强是这间意大利餐厅最早的股东之一,后来张子强把股份卖给了张志烽。因为,早先张子强是股东,后来张志烽又是股东,所以这个犯罪集团的成员经常在这儿碰面聚会。

那天,得知胡文就在意大利餐厅里,胡大队长身着便装,领着两名侦查员赶来了。当他们走进来刚刚坐下,就发现餐厅的一角,胡文正和另一个人在交头接耳。

胡大队示意同事:“这个就是胡文。”

胡大队长拿出自己的证件,走到胡文旁边说:“我们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在深圳市公安局反黑大队办公室,说话喜欢面带笑容的胡大队长向我介绍说:“抓住胡文以后,经过审查,发现旁边的这个人花名就叫‘大哥D’,真名叫陈树汉。后来,因为香港警方提供的通缉名单中并没有陈树汉,当时我们就将他放了。所以这次陈树汉冒了出来,指挥部要我们帮助查明‘大哥D’是谁时,我们立即将其情况提供给了指挥部。”

莫泉接到深圳市局传来的材料后,立即向郑局长汇报,这样指挥部不但弄清楚了“大哥D”这个人真名叫陈树汉,而且知道他也涉嫌1991年启德机场劫款案,因此,也必定会是张子强犯罪集团的成员。

再接着说张志烽,他把张子强的证件交给陈树汉后感到一身轻松,马上开车回家。

如果你随着张志烽一同到他的家里,你会觉得这个家许多方面反差很大。这是一套新盖的房子,由于装修不久,布置得像一个温馨的新房,女主人才27岁,可男主人张志烽却已年过半百头发稀疏了。肥肥胖胖的张志烽身边却有着一个和他年龄相差一半的年轻妻子,你既感到这个家庭的不协调,又会理解张志烽为什么那么恋家。

回到家里的张志烽,先走到床边抱起还不到一岁的儿子,看上去像爷爷抱着孙子。张志烽非常喜欢儿子,不停地亲。但他又有些神不守舍,不时地走到窗前看看窗外。

妻子走过来问他:“等谁?”

“不等谁。”

妻子拿出一张刚刚取回来的儿子的照片,对张志烽说:“你看看,这是今天给儿子照的相片,照得怎样?”

照片上的儿子白白胖胖的。张志烽看了看,把它放进了自己贴胸的口袋。

张志烽对妻子说:“替我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我要回香港。”

妻子不满地:“都要过年了,又要回香港?你现在是有家有儿子的人了,还是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你是不是香港还有女人?”

“别瞎吵,我要做生意,不做生意你母子俩吃什么?”

“不行,明天不能走,明天是除夕,怎么也得在家过年。”

张志烽一脸的无奈,又无法和妻子说明白:“那你也先帮我把东西收拾好。”

妻子无奈地走进里屋,帮张志烽收拾东西。

张志烽跟着妻子走进房间后问:“我上次给你的那100万都放好了吗?”

妻子一听钱就有点抱怨:“我们母子俩的生活费你常常都不能按时给,我又没有工作,在家替你带儿子,就靠那点救命钱,还问什么?”

张志烽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提醒你放好。那是给儿子将来的教育费用。”

1998年1月27日,广州珠海区的前进路,张志烽家楼下。

街边行人已经不多,偶尔有几个人往家里搬年橘和鲜花。一辆小车静静地停在路边,,车里坐着省刑侦局的干警和广州市局的几位便衣警察。

不远处是一间酒楼,透过酒楼的玻璃门,我们可以看见张志烽正与他的家人在吃饭,酒楼的门口就停着张志烽的轿车,看来张志烽准备吃完饭就走。

领队的同志说:“咱们得耐心等,指挥部说,一定要悄悄地抓张志烽,不能惊动任何人。”

透过车窗玻璃,看见张志烽正在逗儿子。

突然坐在驾驶座的领队干警说:“注意,出来了!”

只见张志烽一家吃完饭走出酒楼,一家人有说有笑地一直走到自己家楼下,张志烽和家人分手,分手前还亲了亲妻子怀中的儿子,然后走向自己的小车。

这时,专案组的车悄悄开到他面前停下,几位干警跳下车。

领队的干警出示了自己的证件,说:“我们是广东省公安厅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张志烽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老老实实跟着他们上了车。临上车前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妻子正抱着儿子背朝着他往相反方向的家里走。

抓住张志烽后,按照指挥部的命令也将他押往省看守所,并且马上通知了林林他们。

林林他们决定趁热打铁,立即提审张志烽。

1998年1月27日下午2点40分,第一次提审张志烽。

张志烽走进提审室时,情绪很不稳定。审讯台上坐着林林、王立新、张晓鹏和李海波。李海波做记录。

还是林林主审:“你是什么时候从香港回内地的?”

张志烽回答说:“我是1998年1月20日左右,从深圳罗湖入境回到内地的,一直呆在家里哪儿也没去,直到今天被抓。”

林林听到张志烽说“哪儿也没去”,只是笑笑,继续问:“你还有什么花名,你在香港有哪些朋友?”

张志烽:“香港的朋友叫我‘阿斩’,也有人叫我阿烽。我在香港的朋友有田鸡佬,名字不知道,幸仔,姓名也不知道,还有郑志武等。”

林林问:“你的朋友中,怎么都只是些绰号花名,连正式的名字都不知道?”

张志烽:“大家平时都这样叫,叫叫就习惯了,也就不问正式的姓名了。”

林林问:“你为什么叫‘阿斩’呢?”

张志烽想了想,犹豫着回不回答,最后还是回答了。他指着脸上的一道伤疤说:“年轻的时候和人打架,被人砍了一刀,留下一道伤疤,所以后来就有人给我取了个‘阿斩’的花名,叫着叫着,大家都这么叫了。”

林林突然问:“你的香港朋友中,有没有姓张的?”

张志烽停顿了半天,最后吞吞吐吐地说:“有一个朋友外号叫‘傻仔强’的,他姓张。”

“张什么?”

“张子强。”

林林说:“张志烽,说真话就好,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你找来。说说,前天晚上去珠海干什么了?”

张志烽头上开始出汗,但又立刻强使自己镇静:“1月24日晚上约11点多,‘蝠鼠’,真名叫胡济舒,传呼我,叫我立即到珠海去,说有急事找我。我开车到珠海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打电话时‘蝠鼠’和我约好,让我到拱北一间‘桑拿’去找他。见到“蝠鼠’时张子强也在,他们两人对我说,他们被警察跟踪,幸好逃脱,但他们用的车放在高尔夫山庄别墅里,叫我去开出来,我不敢去。我们三人一直在那间‘桑拿’呆到早上,25号早上7点多,我和‘蝠鼠’、张子强三人在拱北宾馆饮茶,后来我先走了,一个人开车回到广州。不过他俩干什么我不知道。”

张志烽想尽快摆脱自己的干系,他不知道张子强和胡济舒现在就在省看守所,所以,他把张子强和胡济舒被警察跟踪的事,都抖落了出来。

林林追问:“你真的不知道他们俩干了什么?”

张志烽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林林又追问:“真的不知道?”

张志烽:“真的不知道。”

林林没有继续追问,他想,先给张志烽这个压力已经够了,让他再去想想。

林林说:“张志烽,今天我们先谈到这儿。你远没有讲实话,你心里明白,我们也明白,回到监仓好好想。我们再谈。”

第一次审讯张志烽就这样结束了。这种有点像打乒乓球一样一推一挡的审讯,今后还要进行无数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