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张子强关押进来的时候,厅领导一再向我们强调,这桩案件特别重大,看守工作一定要慎之又慎。我们的工作是十二万分地细心。

当时有传媒报道说,张子强吃方便面时,把辣椒粉收集起来,准备袭警,全是无稽之谈。第一,张子强基本不吃辣的;第二,当时为了防止万一,我们规定在给张子强的菜中,吃肉不能有骨头,吃鱼不能有鱼刺,张子强根本不可能收集到什么辣椒粉;第三,张子强在关押期间,没有对看管人员产生过对抗情绪,更谈不上准备袭击看管人员,也没有发现有企图逃跑的迹象,他也非常明白根本是逃不出去的。”

教导员说:“张子强被关进三天后就是春节了。正月初一我值班,为了稳定张子强的情绪,我找张子强谈话,他就坐在这张椅子上。作为看守所领导,虽然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张子强,但知道他是一个重要案犯,我应多了解他的思想状况。当时,他也一直不肯承认他就是张子强。”

1998年春节是元月27日,那天正好是教导员值班。他请年轻的管教干部小王把张子强带到谈话室。

当小王押着张子强走进提审室时,教导员看见张子强已经三天没有刮胡子了,下巴上黑乎乎的。

张子强走到那张椅子上坐下,还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笑着用白话对教导员说:“新年好!”

小王也在一边坐下。

教导员说:“陈庆威,今天我们随便聊聊,不是提审。你怎么没刮胡子。”

张子强说:“不要紧,我回香港刮。”

教导员说:“回香港刮?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香港吗?”

张子强说:“我在内地没犯事,你们应该送我回香港。”

教导员说:“没犯事会抓你吗?送你回香港就没事了?”

此时张子强讲话的神态,完全不像一个案犯,而像是在茶馆里和人聊天。

他坐在椅子上,左腿架在右腿上,一只手抱着腿,一只手往前一挥,说:“我在香港坐过无数次的牢,进进出出是常事,就算香港警察抓到我也无所谓。哈哈,没事,没事,送我回香港就行。”

教导员说:“陈庆威,没事?你也太看轻内地公安了吧。没事会在这个大过年的把你请到这里来?”

张子强说:“我知道内地公安厉害。但我在内地真的没犯事。我就是在香港有事,也可以请律师。我有钱,有钱就可能请好律师。有了好律师,就可没事。”

教导员说:“香港也是法治社会,有钱就可以使有事变成没事?我想不会的,那社会的公正公平在哪里?”

张子强用手点了点教导员说:“这点你就没有我懂了,我16岁开始坐牢,今年我都40多岁了。香港的法律我都翻烂了,我懂。香港的法律和内地的法律不同,内地的法律注重保护国家的利益,香港的法律注重保护个人的权利。”

坐在一旁一直没开口的小王,忍不住插了一句:“香港法律是英国人在管制期间制定的,属英美法系。英美法系有它先进的一面,也有它的不足。中国是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人们当家做主,注重保护国家的利益也就是注重保护人民的利益。”

张子强嬉皮笑脸地说:“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我小学都没读完,我没有办法和你谈得这么深。但是我知道如何利用法律保护自己。这些年,我就这么过来的。”

教导员正色地说:“你现身在内地,对你适用的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你恐怕要好好钻钻《刑法》了。”

张子强语塞,略有所思,然后说:“《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张子强在与教导员的谈话中,信口开河天南海北,处处表现自己在香港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连香港警察对他也是无可奈何。可是在他信口开河中,也表现出一个职业罪犯的谨慎,如他一再重申自己在内地没有犯罪,而在香港他犯过什么罪,则只字不提。他也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教导员感到这是一个在内地非常罕见的案犯,熟悉香港法律,善于与警察打交道。

谈话结束后,小王押送张子强回监仓。张子强走在前,小王走在后,这时,张子强的精神比刚才明显差多了。他低着头往前走,好像满腹的心事。到了612监仓前,他竟径直走过去了。

小王说:“站住”

张子强一回头,才发现走过了监仓,马上走回来。

小王掏出钥匙准备开门,开门前按照规定对张子强说:“蹲下。”

张子强没有动。

小王又一次喝令:“陈庆威我告诉你,每一次进出监舍,管教人员在开门时,按规定在押人员都必须蹲下,听见没有?”

张子强百般不情愿地蹲下。

小王打开612监仓的门后,示意张子强进去。张子强站起来走进了监仓。锁好门后,小王没有立即离开,而是通过监仓门上的小窗户观察了一会儿。

走进监仓的张子强精神明显有点低沉。他走到自己的铺位上躺了下来,略有所思。这时,他抬头看见同监仓的那位年纪比较大的经济罪犯,正捧着一本书在聚精会神地看。由于这人年纪大戴着老花眼镜,把书卷成一团捧在手上,张子强只看到一个“法”字,他知道这是一本法律的书,于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很想拿过来看一看,但这人正看得聚精会神,他又不好意思上前借。

于是张子强的注意力始终在这本书上。过了一会儿,只听一声深深的叹息,这位看法律书的老人大概在法律书上看到自己所犯罪行的量刑标准,神情沉重地把书放到地铺上。

张子强一眼看到放在地铺上的那本书,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他正欲上前借阅,那老人又拿起书仔细看起来。

所有进了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在关押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想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触犯了《刑法》的哪一条哪一款,量刑会有多重,即要判多少年。或者在法律中,找到有利于减轻处罚的条款。这个时候看《刑法》,几乎是在了解自己的命运。此时,老人看了一会儿,又把书放下,久久不说话。

张子强乘机凑上来,憋着用生硬的普通话说:“老先生,我可以借你这本书看看吗?”

老人没有马上同意,反问道:“你不是一直说,要回香港吗?回香港,内地的法律对你没有用。”

张子强说:“我这人一直很好学。坐牢是最好的学习机会。我的英文,我对香港法律的熟悉,都是在坐牢时学的。1995年我在香港坐牢,请了一个英国的大律师,每次到赤柱监狱来见我,大家讲的都是英文。那时,我的英文很不好,所以要律师楼的师爷来一句一句翻。后来,我下决心学英文。到开庭前,我基本可以单独和英国律师对话了。人啦,要逼。逼到一定的时候,做不了的事情都做了。”

老人把《刑法》递给张子强,张子强如获至宝地捧着《刑法》坐到一边仔细翻看着。但是,这本用简体汉字印刷的《刑法》,他读起来如同天书,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已经对文字进行过几次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就是简化汉字,而香港至今通行的仍是繁体字。本来中文水平就不高的张子强,读简化汉字的《刑法》,非常艰难,他仍一页一页地“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