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成语典故，看古代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

古代和近代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发达。相对于商业文明，农耕文明更加重视经验，习惯，和权威，思想上更加守旧保守。这不利于形成挑战传统和权威的创新氛围。其次，诸子百家时代，虽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基本上，各家的宗师大多是士大夫出身，他们思考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为各国的君主着想，为各国的君主如何更好地统治人民，如何打败他国建立霸业，而献计献策。也就是说，他们的思考，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奋斗，基本上都是为了在把自己卖给帝王家时，能卖个好价钱。所以，他们都着重于研究人，人心，人性，人际关系，如何更有效地管制人民，强大国家。他们基本上都忽视了对大自然的现象和运行规律的拷问或探索。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秦始皇统一了诸国，开始了大一统。这就消灭了异见和创新的空间和地理。异见人士无处可逃无法生存。更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消灭了产生异见和创新的土壤。于是，自秦皇汉武以后，偌大中国便进入了脑残直至脑死的状态。

现单说第二个原因，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对大自然的现象和运行规律缺乏拷问和探索的精神，而专注于研究人，人心，人际关系，和民众管制。这个观点，可以从两个著名的成语典故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第一个是“子非鱼”的故事。原文是：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说，这些鲦鱼从容出游，快乐着呢。可见，开始时，这个话题是关于这些鲦鱼快乐与否的。可惠子却不去顺着这个话题，来探讨这些鲦鱼是否快乐的问题。而是调转话头，问庄子说，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道鱼快乐与否？把讨论这些鲦鱼是否快乐的话题，转变成庄子是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话题了。而庄子也被惠子带离了他原本的话题，和惠子讨论起我能不能知道鱼儿的快乐，你能不能知道我知道不知道这样的话题了。最后两个人都完全陷入了狡辩，而且是毫无结果的狡辩。因为这些狡辩对原本的话题，即这些鲦鱼是否快乐，一点贡献也没有。
如果他们两个都能紧扣话题，就事论事的话，那么，惠子的回话应该是，你为什么说这些鱼儿是快乐的？或者，你凭什么来判断这些这些鱼儿是快乐的？而庄子应该给出他认为这些鱼儿快乐的论据。譬如，鱼儿是否快乐可以从其出游是否从容，是否互相玩戏，体格是否健全健康，等指标来判断，而庄子判断的结果是这些鲦鱼是快乐的。如果惠子不服，两人可以就鱼儿的快乐指标来展开辩论，来探讨，以至于进一步完善判断鱼儿是否快乐的指标。顺着这样的思路讨论下去，就事论事，甚至设计试验来验证，也许就能得出这些鱼儿是否快乐的科学结论（顺便说一下，当今的动物学界经常有论证动物是否快乐的试验，判断的指标包括行为学的，健康方面的，以及生理生化方面的）。
庄子和惠子的狡辩于辨明是非毫无贡献，但这样的狡辩却名栽史册，成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象征之一。

再有一个是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当公孙龙和城门的守卫辩论时，公孙龙是完全知道，告示所说的“马匹不得入城”，是包括了他骑的那匹白马的。但公孙龙却狡辩道，白马不是马，就像他公孙龙不是龙一样。想来，这个城门守卫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懂基本的逻辑。听公孙龙这般狡辩，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于是公孙龙便策马进城了。是的，白马和马的概念范围不一样，白马不等于马。但，告示里的马是泛指，它包含了不同颜色的马，当然也包括了公孙龙骑的白马。这样的狡辩，如果放在当今的任何地方，不仅无效，恐怕还要被问个“寻衅滋事”的罪名，吃牢饭去了。而当年的公孙龙，却因为这么个狡辩而名震天下，成为一家宗师。
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被冠以中国古代的逻辑专家。但从“白马非马”的典故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像公孙龙这样的名家代表，其掌握的逻辑思辨能力，更多的时候被用来为他们的狡辩服务，而不是去探索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来规范和发展逻辑这门学科。

因此，从求学求真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学者更偏向于研究和人打交道的学问，而不是去刻意探索自然界的真相和规律。而在研究和人打交道的学问时，常常过分依赖急智式的狡辩式的小聪明，来蒙混过关。而这种求学态度影响到了近代和现代。这也许是中国古代近代没有产生科学的原因之一。
贴主:Cunliren于2023_11_24 22:10:08编辑楼主设置：谢绝布衣用户参与回复交流

贴主:Cunliren于2023_11_25 12:29:55编辑楼主设置：谢绝布衣用户参与回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