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四川，成都存在一个数量较大、声望颇高的名流圈和庞大的社会追随群，他们始终站在家乡民众的立场上，在息战、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上倾力而为，更为四川的文化传承、文脉延续，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1914年11月底，宋育仁从国史馆纂修、代馆长王闿运主持馆务的位置上匆匆离开北京，被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递解回籍。
前度宋郎又重来。这位前清翰林、驻欧外交官，当年戊戌维新运动的巴蜀火炬手、四川报业鼻祖，如今“年貌已衰老，惟精神尚好，头蓄满发，顶挽一髻。”近20年前，宋育仁在家乡开始了他改造四川的行动，如今重登故地，已经是改朝换代，天下鼎革，此身依旧，物事全非。
远离了京城喧嚣的宋育仁并不孤单，他的周围有了越来越多的同伴。大都是在前清取得过功名，又以学识渊博闻名的川内耆旧。他们之中有状元、翰林，也有曾经官至正二品的朝廷大员，政治上也曾经奔走维新，后来大多倾向于君主立宪，在辛亥之后无心仕进，卸下了官位职衔后陆续返回四川，也有较早就绝意仕进，致力文教，因为自身学问和门下高材辈出受到瞩目的乡邦名士。这些人虽然远离了权位，但社会影响力却不曾减退，反倒因为回乡人数的增多，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而有所扩大。
数千年来，中国的基层管理从来就是与士绅体系紧密结合，民国刚刚建立，四川的执政者照样要依靠这些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沟通民意，抚慰地方，而民众更是将其视作自己的代言人。
久而久之，从中产生了“五老七贤”。
华西协合大学特聘文科教授合影，前排中间三人从左依次为五老七贤中的刘咸荥、方旭、曾鉴。
蜀人敬老尊贤意  五老当头配七贤
100年前，当全国各地的类似人物或被消灭或被边缘化，纷纷作鸟兽散之时，蜀中“五老七贤”却在前后二三十年的岁月里，活出了一番大不相同的别样风景。
天地人和造就的此种“现象”，与他们的个体、群体的经历与素质有关，还是与盆地意识中历来恋旧、宽容、崇文的传统心理有关?值得研究。遗憾的是，至今问津者寥寥。
在19世纪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下，五老七贤往往被学界认为属于“旧派”，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很不足。1949年以来，在关于四川历史的著述中，即便有所涉及，也停留在对民国以来“新派”人物批判他们“封建复古”“守旧反动”的重复上。美国学者司昆仑女士《文明进程中的成都》(2000年)一书里，以专节讲到五老七贤，提及在四川混乱、失控，地方事务缺乏有效权威的局面中，“更有影响力的两个团体”即“袍哥”与五老七贤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群体，一起填补了新旧交替的公共空间。
1990年代以来，四川一些地方志、报纸副刊、文史资料与书刊陆续出现了有关掌故、龙门阵故事与零星史料，虽然为五老七贤拨乱反正，但大多语焉不详，不少还是戏说。
五老七贤称谓的形成，有多种说法，差异较大。有称民国初年陈宦任四川督军时，每月采用“知单”形式邀约十来位名流咨询;尹昌龄自己1940年初在成都市第一届敬老大会上谈到“五老七贤”的由来时说：罗戴之战结束成立善后会，刘存厚以“十二长老”充任，并报出了名单。实际上，辛亥革命以后，从尹昌衡、胡景伊开始的历任督军、省长，都会聘请一些公署顾问。1918年，熊克武时期，除一般顾问之外，还有高级顾问十余人，后者也被社会称为五老七贤。更多人则认为，五老七贤的形成没有具体的原因，也不是官方正式的任命、聘请，而是民间对这些有崇高社会声望的绅士自然而然形成的尊称。
诸说纷歧，看来，五老七贤的称号自诞生起就是一个松散的概念，更像是指代一个绅耆群落，并非确定的某十二个人，他们各人的关系也是亲疏不一的，或为师友、同窗，有的换过帖称兄道弟，或仅仅相识而己。
五老七贤究竟是哪些人，其中哪些是五老，哪些是七贤？历来就没说清楚。
据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许丽梅在其2003年的研究生论文(指导教授罗志田)中统计，以所掌握资料，被提到属于五老七贤的人数共有35人，以每个人被提到次数的多少为序，其中富顺宋育仁、郫县尹昌龄、双流刘咸荥、华阳徐炯、华阳曾鉴、(安徽)桐城方旭、富顺陈钟信、荣县赵熙、华阳颜楷、资中骆成骧、成都曾培、成都文龙、华阳林思进都至少被提到5次，井研廖平、青神邵从恩被提到2次，其他人均只被提到过一次。
需要提及的是，五老与七贤在同一时段内有大致明确的划分，“五老”的确指相对更明显，它的地位也尊于“七贤”。由于自然规律，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与三四十年代,五老七贤的人员又是有变动的，常常是后者替补前者。
总而言之，在民国四川，成都存在一个数量较大、声望颇高的名流圈是确切的，围绕这个圈的，还有庞大的社会追随群。就是五老七贤这些个看上去早该“过气”的老家伙，始终站在家乡民众的立场上，在息战、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上倾力而为，更为四川的文化传承、文脉延续，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五老七贤作为尊称不仅在川人中口碑相传，还传到全国不少地方。著名民主革命家黄炎培，当年就有蜀游诗赞道：“劫后民劳未息肩，每闻政论出耆年。蜀人敬老尊贤意，五老当头配七贤。”
“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
在1916年袁世凯复辟之时，蔡锷率领护国军从云南攻入四川。四川都督陈宦身受袁世凯知遇之恩，不过时势所趋，他也知道复辟难以长久，因此和护国军时打时停，始终摇摆不定。这个时候，曾在京师大学堂与陈宦有过师生之谊的骆成骧站了出来，不但规劝其加入讨袁队伍，还为他代拟了致袁世凯的电报。陈宦考虑再三，决定接受老师的意见，通电宣布独立，将四川从无谓的战火中解脱出来。
讨袁胜利后，来川作战的滇黔联军却原地不动，并且控制了成都、重庆等重镇和大片城市，在蔡锷离川东渡日本治病后，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和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先后成为了四川督军。
蔡锷的“重建四川”计划，被易以滇黔军实际控制者唐继尧的“强滇弱川”政策，滇黔军开始拼命搜刮财富，截留盐税，与四川本地军民产生了很深的矛盾。
1917年，罗佩金和戴戡先后与川军刘存厚部在成都发生巷战，上百条街道陷入一片火海，毁坏房屋数千间，民众死伤近万。
这两战彻底激起了川民的愤怒，宋育仁、陈钟信、徐炯等蜀中名流，联名致电中央政府，提出“川滇嫌怨蓄积既深，理难同处川”，呼吁“滇军归滇，川军保川”，又发出《绅耆告军民各界书》，通告全川军民父老，指出滇黔军吞并四川的野心。在其后刘存厚、熊克武联合川军各部发动的靖川之战中，宋育仁等频频致函各川军将领加以慰劳，还以士绅名义请中央拨款接济军饷。
在对滇黔军的战斗中，绅耆们坚决站在了川军一边，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倒向某一位掌权者，只有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才是他们选择立场的出发点。
在川军内部发生冲突，战斗刚刚挑起的初期，宋育仁就曾以中国红十字会四川临时妇孺救济会会长的名义，联同骆成骧、文龙等人，致电握有军权的刘湘、但懋辛以及各部将领，提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请求参战各方“画出战线，自决胜负，不得借此攻城略地，殃及人民。”
而四川虽然陷入军阀的连年内战，犹如走马灯一般轮换督军和省长，成都却再也未曾重演1917年巷战的惨况，这与五老七贤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数年中，成都屡次易手，基本都是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进行交接，起因是在1921年的成都之战。当时三路大军兵临蓉城，城内的刘存厚胜机渺茫，正准备孤注一掷发动巷战，五老七贤担心成都再陷兵火，倾尽全力奔走各方，他们之中或与川军将领有师生之情，或曾为某方势力的座上客，这么多老人的面子加在一起，终于说服攻城方网开一面，给了刘存厚率领护卫营体面离开的机会。有了这个范例，此后的多次大战中，攻守双方也常常沿袭这种模式，心照不宣之间就让成都易主，让这座古城少遭了几许劫难。
五老七贤在民国战争中为民请命的电函，先后见诸于当时的报纸，罗列这一份长长的目录，不能不让人为之动容。
对五老七贤而言，他们成长于中国最多难、也最多变的年代，一生中久经涛浪，现在因世道翻覆，抽身而退，内心中无欲无求，剩下的都是造福桑梓的热情。但凡地方有事，这群老人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参与，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的四川，他们多次起到缓和、安定各方冲突，维系社会框架的作用，民间对此评价非常之高，报纸也直白道出了心中的敬佩：
“吾川绅耆当变乱之际，无不发其爱护桑梓之心，悯恤同胞之念，或通电申请，或出而调停，迨乱事既平之后，更极力筹拯难民，是故人民多有仰之如泰斗，倚之为屏障。”
有趣的是，对于自己的名号，五老七贤并不看重，尹昌龄就曾讲过五老是“令人烦恼”，骆成骧更是自嘲为“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
骆成骧说得不无道理，在执掌四川大权的军阀看来，这些人名望太高，杀又杀不得，买又买不动，屡屡出来唱反调，实在是老而不死，很讨人嫌！
连绵不绝、愈演愈烈的兵灾也让五老七贤感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奈。到了四川军阀内战的后期，将领们争地盘争得厉害，再也听不进去民意，“任何种言论，皆漠不为动”。
虽然大家一直在奔走呼号，但好些人也转而把精力投入到了更有实效的公益事业。
慈悲为善 功德在人间
慈善是绅士传统的一项使命与事业，五老七贤中的不少人继承了此一传统。
民国四川灾害频繁，成都的社会救济事业非常活跃，曾先后出现过100多个慈善团体，五老七贤中有多人都曾加入其中。骆成骧、陈钟信就在四川筹赈事务局任过职;颜楷卖字筹款，开办崇善局;刘咸荥也和朋友一道发起成都众善会;曾鉴则专力慈善，乐善公所的种种善举，“曾绅实总其成。”“至孤寡穷，直接受曾绅之生活者，约数百余家。”
宋育仁与中国红十字会渊源很深。1904年，清朝工部尚书、会办商约大臣吕海寰于上海创设该组织并自任会长时，宋育仁正担任他的幕僚。中国红十字会救死扶伤，发展迅速，到民国时已经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慈善机构。袁世凯称帝引发的“护国战争”，战事主要爆发于四川、湖南等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相距甚远，协助不便，决定大力推动分会和临时救护机关发挥作用。自总会通电起一个月内，四川各地成立了11个救护机构，其中四川临时妇孺救济会便是由宋育仁担任会长，专注于赈济特殊难民。
一直到去世那年，宋育仁热心公益的习惯都没有改变。
真正把慈善办成了一个大事业、“驾乎诸先生之上”的是尹昌龄。他在1917年以后，“专力慈善事业”。1923年，他把面临各种问题的一系列慈善机构合并，归入“慈惠堂”，亲自主持，进行管理，成为其晚年全部生命所系、竭尽心力而为的事业。
尹昌龄接手源于清道光嘉庆年间、后由民国四川财政厅曾派员一人敷衍管理的慈惠堂时，“三百多鳄寡老弱皆面黄水肿，奄奄待毙”。经“先行整顿内部，然后借款补助。’“不二年，大着成效。”
1925年12月，成都市市政公所赶忙将一众己“亏蚀残败不能支”的慈善机关，打包合并甩给了慈惠堂。在尹昌龄的惨淡经营下，“田宅租税，厘然有经。”任劳任怨整顿慈惠堂外，“先生经理之慈善事业，大部自强梁手中争来，且常须经剧烈之搏斗。而成千累万之孤儿弱女，亦在先生庇护之下，未遭鹰噬，更在先生庇导之下，赖以生存发展。”到1942年尹昌龄去世时，慈惠堂资产已“得房宅管业证二十有七，计为屋二百四十九间，又独院二十四所，田产管业证计八千三百四十八亩有奇，现金百数十余万”被称为“近代社会福利事业雏形的缩影”。
自有盈利能力大增的慈惠堂，创办了普济堂(孤老院)、育婴堂(弃儿)、培根小学、培根工厂等等，养育了数千孤贫老弱与盲童，社会福利规模庞大。一个孤儿被收容到慈惠堂，便加培植，一直到有了生活技能、成年之后，方才出堂。尹昌龄还要为他们择配、主婚。
尹昌龄办理慈惠堂，行律、执己极为严正，日日挂在嘴上的话是“援例”，即一切都要按章程来办。晚年他养了两条小狗，经常随他到堂里，一天工作员用堂里的饭喂了小狗，平时慈眉善目的尹昌龄大动肝火，认为是公私不分。许多人将财产捐给慈惠堂，原因便在于信赖尹先生崇高的人格，能够把财产切切实实用之于慈善。
《成都华西日报》悼念尹昌龄的评论还专门提到，慈惠堂“从未刊登广告，以资宣传；亦未发布新闻，以鸣得意；更未见名人题揭，以事表扬；尤未见受者志感，以肆歌颂”，高洁操守，叹为观止!
先生办学  游刃有余
令五老七贤在家乡取得最大声望的，还是要数教育事业。他们都具备很高的传统文化修养，获得过科举功名，之前都有过丰富的教书经验。
当然，五老七贤主讲的课程几乎都是国学，也提倡尊孔，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他们自然而然被新派人物视为顽固守旧的堡垒、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尤其是吴虞这种“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更是将旧派士绅统统称作“老怪物”，痛恨至极，恨不得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一叶知秋，五老七贤并不都是死抱过去不放的老古董，更何况，仅仅在十多年以前，他们都还是代表“新潮”的中国精英。从宋育仁身上可以看出，他们完全能够随着时代的节奏前进，让人觉得陈朽的，是这些人在文化与生活上挥之不去的恋旧情结。
比如教书方面，骆成骧就是最有心得的一位。
他中状元后，先后出任过广西、贵州的乡试考官、山西提学使，参与创立和管理的学校有京师大学堂、成都资属中学、四川高等学校、四川国学专门学校等，即便在因母丧回籍丁忧期间，都在家乡开馆授课，可以说一生跟教育有缘，连梁启超都开玩笑说他“状元公教书有瘾”。影响所及，连川中高级将领，好多也附庸风雅，自称骆氏门生。民国时期，骆成骧推辞了各方邀约，仅以教书维持生计，当时每逢下课，教室门口都要围上一大群人，全是跑过来瞻仰状元公的。从1916年起，他又开始为创建本土大学而呼吁奔走，直到1926年去世，还是四川大学筹备处处长。
宋育仁也是个中好手。26岁时他就已经接管过资州艺风书院，34岁外放广西副主考，41岁那年，更是执掌了代表四川最高学术水平的尊经书院，后来又在江苏南菁学堂和京师大学堂任教，回川后，宋育仁还担任了四川国学学校校长，完全是一个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育家。在四川大学的各届校庆中，对于大学前身尊经书院的执牛耳者，历代后学都没有忘记这位先师。
其余如徐炯、刘咸荥、吴之英、赵熙等人，也都在教育方面各有所长。尤其徐炯在戊戌年后即从事教育，主办过东文学堂、泽木精舍，在十多个学校有过任教经历，桃李满天下，熊克武、吴玉章、张群等都出自他门下;刘咸荥也是很早就在家设馆教徒，民国后又在四川高等学堂、成都大学、华西大学等授课，学生中还出了郭沫若、李劼人这样的著名文学家。吴之英、赵熙也分别在名山和荣县的老家，开设学堂，普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