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作者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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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一直在进行


在中国人口迁徙史上，“湖广填四川”堪称是桩震撼大事。但真实的“湖广填四川”，绝不仅是好些“历史票友”认知的“清初湖广百姓移居四川”。它的时间跨度要久远得多，影响更是十分深远。

其实，哪怕仅看“湖广填四川”之前的四川历史，就几乎是一部“移民史”。战国至秦汉年间时，来自关中与中原大地的“秦民”“六国豪民”，就成了当时四川大地的生力军。仅公元前310年这一年，在巴蜀设郡的秦国，一次性就往四川大地“移秦民万家”。四川大地从此得到开发。比如书写下动人爱情的汉代蜀地奇女子卓文君，就是“移民后代”。此后从三国至唐宋，中原百姓迁入四川避乱，也都是常态。

至于现代人津津乐道的“湖广填四川”，也并非是从清代开始，而是起自明朝洪武年间。

明朝建国后，由于历经数十年战乱，当时的中国人口大量减少。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百姓稀少，田野荒芜”是常见现象。由于人口稀少，许多府州县都纷纷“降格”，四川更成了重灾区，仅在洪武十年，四川布政司就有数十个县，由于缺乏人口不得不合并。昔日人丁繁茂的云阳州、万州都降为县，“成都路”改为“成都府”，四川全境百分之七十的州降级，百分之五十七的县被撤并，即使“合并”以后，有些县依然“土著人户止七八家”。

值得一提的是，明初四川人口的锐减，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川人外迁”。明朝立国后，东南沿海面临倭寇的威胁，因此设立了大量卫所。卫所里屯田的军户，主要来自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各地。山东掖县当地有资料可考的1000多个明代村庄，大多都是四川移民所建。当地一些村子里有数百年历史的古树，原产地也在四川。仅山东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就主要来自奉节、德阳等县。好些山东大家族，都能在四川找到“实在亲戚”。比如山东掖县望族宿家，其祖上就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四川夹定州嘉江县”。

这样一来，四川地区的人口，锐减程度也就触目惊心。以《明实录》的记载，明朝平定四川后，四川人口大约有四十多万人，仅为元朝末年的一半多。稀缺的人口，也导致当地生产近乎瘫痪。曾是历代“粮仓”的四川，不但“户粮多不及数”，而且严重依赖外省粮食输入。于是，明朝版的“湖广填四川”开始了，这场人口大迁徙，在明代史料里也有个常用词：奉旨填实。

怎么“奉旨填实”呢？比如四川望族宗氏家族的族谱就记载，他们元末时本居住在湖广麻城地区，明朝洪武年间时由于明朝“恢复西川”，所以“奉旨填实”，即举家迁入四川。另外合阳刁氏、泸州王氏等明代四川望族，同样是明初年间从湖广麻城迁来。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搬空”的景象，比如孝感地区就是“乡人尽搬入四川”。多少家族就是这样扶老携幼，踏上一条艰难的搬家路，然后到四川后“列屋而居”，互相照应着开始新生活。

山西洪洞明代移民情景再现

而这条迁移路，也比很多现代人想象得艰难。从地图看，似乎当时从湖广到四川的距离还不算远。但实际上，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湖广到四川几乎没法“直达”。明代的地方志告诉我们，他们这一路，通常都要从湖北进入陕西，再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这一路到处是“人烟几断”，到达目的地后只能“结茅且止”，开始艰难的拓荒。

而这些明初的移民们，依据地方志的记载，几乎近八成都来自湖广地区，另外还有来自江浙、江西、山西、陕西等地的移民，可谓是实实在在的“湖广填四川”，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到洪武二十六年时，四川人口就突破了一百五十万，垦田突破了24万顷，曾经“降级”“废弃”的州县也基本恢复，经济开始高速复苏。


但总的说来，明初这场“湖广填四川”，只是明代“洪武大移民”里的一环。而且终整个明代，四川也都是一个“人少地多”的省份。相比之下，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却是更深远影响了中国古代人口与经济的版图。

明末清初年间时，四川再次陷入了持久的战乱。从明末农民战争到清代三藩之乱，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四川经历了一遍遍战火荼毒。比如明初时从湖广迁入的四川江津县望族周氏，这样一个在明代时一度有上千人的大家族，到清初时竟只幸存了六人。

大家族尚且如此，清初四川的人口损失，整体状况更触目惊心。且不说“农民战争”“抗清战争”等大事件，仅是康熙年间肆虐天下八年的三藩之乱里，吴三桂的叛军与清军，就曾在四川反复争夺厮杀，双方也都曾在当地大肆烧杀抢掠，造成四川各地“十室九空”。

由于人口大量减少，四川还一度成了野生动物的“乐土”，各地老虎大量繁衍，造成严重“虎患”，每年“死于虎瘟者十之二三”。清初的史料这样描绘四川的浩劫：种种毒害，惨目伤心。


在各种灾难的肆虐下，清朝开国后的半世纪里，四川境内是一片惨不忍睹的荒凉景象。在“三藩之乱”爆发前，以清王朝的官方户口统计，四川全境就只有八万多人口，仅为明初的五分之一。许多州县“遗黎几尽”“实同无人之境”，也就成了无人区。重庆周边的官道上“郊原多虎狼迹”，基本就是虎狼的自留地。康熙初年的成都城，也是“绝人迹者十五六年”。“三藩之乱”结束十多年后，曾以繁华著称的乐至县，也只有27户人家。

在这样的巨大危机下，清王朝以空前优惠的国策，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活动。特别是从三藩之乱结束起，只要周边省份的百姓愿意到四川垦荒，不但土地有产权，五年免赋税（有些地区免十年赋税），子弟更可以入籍四川考试。这等于是既给眼前的实惠，又给未来的前途。与此同时，“招抚流民”的数量，也成了清政府考核四川当地地方官的硬成绩。“优惠国策”加上“硬杠标准”，一场持续百年的移民大潮，终于火热爆发了。


而且和明初不同的是，清朝康熙年间时，长江沿线的水运交通已经十分发达。移民们已不需要绕路翻山，直接可以经水路进入四川。于是，在整个康乾盛世时期，在湖广入川的水路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移民，乾隆年间时竟是“日以千计”。乾隆年间的川陕总督查郎阿的估算，仅湖南湖北两省，进入四川的移民就有数十万之多。到乾隆四十一年左右时，四川全省的人口已达到一千万，其中第一代移民有六百多万。

这些移民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湖广，因此有“湖广填四川”之说。但发展到清代中叶时，其他各省的移民比例也在悄然增加，特别是到了18世纪，广东也掀起了“填四川”的风潮。一位四川籍的新中国元帅，就曾在悼念母亲的文章里，描述了祖籍广东韶关的母亲家族，移居四川的过程。这篇曾收录于初中课本的文章，其深情的文字，当年曾叫多少学生泪目。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移居四川的广东移民们，有很多人都家境殷实，却宁可变卖家产，也要“各带盘费，携妻子兄弟安分而行”。为的就是到四川“成立家业，发迹兴旺”。同时还有许多无地和逃荒的农民。清代四川一些地区的广东移民数量，甚至高于湖广移民。比如在四川简阳县，广东移民就占到了近一半。与之相似的还有福建移民，四川许多地区的福建籍移民，在乾隆年间也一度占到百分之十以上。


其实，发展到乾隆年间，“填四川”的热潮，早已不止局限在湖广了。清朝中叶时，中国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各省土地兼并加剧，人地矛盾激增。传说中“人少地多”的四川，就成了多少贫苦家庭的希望。特别是在18世纪末，四川周边的湖北、湖南、江西、云贵、山西、陕西、福建、浙江、甘肃甚至山东江苏等省，几乎都有流民拖家带口奔向四川，在清代的成都，山东移民居然都占到了百分之五。

换句话说，清代的四川，几乎“包圆”了大清各省的移民，每个省的国人，都能在四川找到“老乡”。这事儿在今天看来不算啥，放在人口流动并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堪称奇迹。

这轰轰烈烈的移民潮，除了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版图，更推动了四川经济的发展。四川的耕地在清朝乾隆年间时，就突破了四十六万顷，玉米、番薯、甘蔗等新作物大量种植。汹涌的人口流动，助推了商贸的发展，清初苦于虎患的重庆，到乾隆年间已成为长江上的商贸重镇。煤、铁、五金、纺织等产业也发展起来，好些今天依然是四川的“标牌”。成千上万移民用辛勤的双手，再造了一个繁荣的四川。


以这个意义说，这一场场轰轰烈烈的移民潮，不止是每个四川家庭的记忆，亦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精神的见证。看过在一次次在灾难里重新站起来的四川，相信就能明白，何为打不垮的中华民族。

参考资料：谭红《巴蜀移民史》、宋超《清廷四川移民政策的演变》、刘正刚《清代前期广东移民四川原因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