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
一、巴蜀：北方移民南迁的首选之地
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征蜀，四川地区重归晋朝版图。自此至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遣第四子杨秀镇蜀，四川地区先后历经东晋，前秦，谯纵，南朝的宋、齐、梁，北朝的西魏、北周共8个政权的统治。成汉以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四川地区政治动荡，战争频仍，社会经济相对停滞。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十二月，进占长安后的李渊挥军南下，招抚巴蜀。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在巴蜀故地置益州总管府，加强对四川的经略。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朝廷在巴蜀地置剑南道；玄宗以后，治所设在益州（州治今成都市）。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再分置剑南东川、剑南西川两节度使。前者治所在梓州（州治今三台县），辖12州；后者治所在成都府（府治今成都市），辖1府26州。在此之前所置山南东道与山南西道在今四川省境也各领4州和10州。唐中叶后以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及山南西道三镇合称“三川”或“剑南三川”，是四川称“川”的来历。
在中国封建社会，许多农民不堪朝廷赋役剥削，流亡外地而无户籍，形成所谓“逃户”。有的逃户竟因此在逃亡地定居下来，成为移民。这种现象自秦汉以后，历代均有，隋唐时期也不例外。这便形成了常态性的移民运动（与特殊条件下的移民运动，如“湖广填四川”不同）。
不过，隋唐之际，特别是唐代巴蜀的逃户移民却是由平坝指向山地，迁徙而不出川。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陈子昂上疏说，“今诸州逃户，有三万余”（《上蜀川安危事》），分布于剑南道辖下蓬（治今四川仪陇）、渠（治今四川渠县）、果（治今四川南充）、合（治今重庆合川）、遂（治今四川遂宁）等五州境内山林中。若按《旧唐书·地理志四·剑南道》天宝年间的统计（户十六万九百五十，口九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九），三万余逃户即达十七八万人之多。天宝年间，南宾县（今重庆市忠县）亦“逋亡襁负而至者不可胜数”（《唐代墓志汇编·和府君墓志铭》）。
当时流寓蜀地的杜甫有《东西两川说》评议道：“蜀之土肥，无耕之地。流庸之辈，近者交互其乡村而已，远者漂寓诸州县而已，实不离蜀也。”
杜甫之论，道出了当时逃户之所以从平坝逃往山地的原因，乃是平坝已“无耕之地”（因人口增长而土地相对减少）；至于逃而不离蜀（秦并巴蜀以后，或巴蜀并称，或以蜀代巴，均指今川渝地区）之由，则在于蜀地土肥——不仅仅是土壤较好，还在于蜀地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征伐，政治局面相对安定，社会环境相对较好。这是巴蜀以外其他地区（除却江南）所无法比拟的。
史载隋末朝廷征讨高丽，“剑南独无寇盗，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因此，蜀地便自然成了北方人民所向往的“就食”之地。
唐高祖《遣使安抚益州诏》便云：“西蜀僻远，控接巴夷，厥土沃饶，山川遐旷。往昔隋末丧乱，盗寇交侵，流寓之民，遂相杂挠，游于堕业，其类实繁。”《隋书·地理志》载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巴蜀地区人口41.4万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4.6%；而《旧唐书·地理志》则载，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巴蜀地区人口为69.4万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23%。
要知道隋末唐初全国人口户数呈大幅度下降之势（隋末890多万户，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也只接近380万户），而巴蜀人口却不降反升。这三十年间多出的28万户人口，当主要是北方移民。李白其实也是这以后的北方移民。而吸引他们的，乃是巴蜀地的富庶、稳定以及当地人的豪爽与礼让。卢求《成都记序》说：
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益州）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
而蜀人既忠勇又讲仁义礼让，加上有天险（剑门蜀道与夔门峡江）可凭借，因此从“安史之乱”唐玄宗奔蜀起，唐朝君主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多南避走蜀，试图利用四川财力、物力再作恢复，如唐德宗避朱泚之乱、唐僖宗避黄巢起义。（其中德宗虽仅至兴元而返，但预设目的地却是秦巴山地所屏障的四川盆地。）追随这些君王的，除宗室、朝臣、护驾军士外，还有大批文化人与成千上万的老百姓。
大历年间的右羽林大将军石藏用即言：“天下将有变，而蜀为最安处，又多佳山水，吾将避地焉。”（《宋代蜀文辑存》卷十）他尔后便举家迁入蜀地眉州（治今四川眉山）。也正是这个缘故，唐王朝多以重臣、贵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使等以镇蜀，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礼部尚书苏颋，宰相杨国忠、杜鸿渐、武元衡。
与此相应，在唐后期，朝廷的宰相也主要从剑南三川节度使及淮南节度使中遴选。据统计，自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担任三川节度使的93人中，先后有40人入朝为相。剑南三川因此被认作是“宰相回翔之地”。
唐代蜀地之所以能成为朝廷所凭借的战略回旋地与战略大后方，之所以是战乱之际吸引外乡人的一处“世外桃源”、一处温柔富贵之乡，除去经济、地理的因素外，还在于文化昌盛，人多知书识礼、忠勇仁义。而这，则是自古蜀蚕丛、鱼凫开国以来，两千年间逐渐形成的蓊郁苍翠的巴蜀文化之树荫护滋润的结果。
而培育这棵大树的园丁，也包括两千年间不断迁徙入蜀的外乡人。李白与杜甫——这一对盛唐诗坛星空中的双子座，便是这样辗转入蜀，为巴蜀文化之树的繁花绽放，做出了丰厚的贡献。

二、李自与杜甫：巴蜀文化的双骄
李白（701—762）自称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隋末其先人因故迁居西域碎叶城（唐时属安西都护府，在今吉尔吉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就出生在那里。（参见《辞海》《大辞海》《辞源》及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和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等）
李白大约在5岁时，随父亲从碎叶万里跋涉，穿越巍巍天山、秦岭和大巴山，才走到益州都督府治下的昌隆县（今江油市）青莲乡。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称自己“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少年时代喜好诸子百家之说，尤其喜爱道家、纵横家之说。蜀中多仙山，道家气氛浓郁，亦多忠勇侠义之士。不少研究者说，李白的父亲李客就是一位侠客。（参见安旗：《李白纵横探》）
李白在青少年时代于蜀中所交朋友也多是道士、隐士和侠士。在这样的环境下长成的李白，自然便生就一副丹心侠骨。他从小就好剑任侠，并在诗歌中多次绘形绘色地描写侠客，五体投地地讴歌侠客（如其《侠客行》中的情节）。他还在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已届五十六岁时跨马横刀投入到永王李璘幕下，并一口气写出十一首《永王东巡歌》及其他充满战斗豪情的诗篇，自比战国名将乐毅、东晋名将谢安，希望能出任军中主帅或前敌指挥，以助朝廷平定“安史之乱”。
孰料二月间风云突变，李璘被唐肃宗指为“反叛”而遭攻灭，李白因“附逆”获罪而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尔后李白遇大赦而还，却不觉冤屈，侠心不改。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八月，已过花甲之年的李白又一次仗剑跃马，风尘仆仆地赶往河南前线，试图向河南副元帅、太尉兼待中李光弼请缨东征；惜乎中途病倒金陵（今江苏南京），令他抱憾不已。
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侠客李白的英雄主义、尚武精神毕竟是外在表现，而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才是诗人李白的文化内核。这样的内核，亦当源自李白所处的浓郁的巴蜀文化氛围的耳濡目染。李白青年时代好读的《长短经》，在讲纵横之术外，更讲爱国忠义之道。难怪李白早年“并庄屈以为心”，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里迫切要求“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当他接到唐玄宗召他进京的诏书时，不禁得意地放声高歌：“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他还在《将进酒》里大声歌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亦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里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里说：“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里说：“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这反映出李白虽渴望为国家效力，积极入世，却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不卑躬屈膝，只有傲骨，没有媚骨。
开元、天宝之际（713—756年）的李白，是文坛上一颗光芒万丈的巨星，其文“三字九言，鬼出神人，瞠若乎后尔。”其人“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蕴藉”（魏颢《李翰林集序》）。所以同样性格疏放的太子宾客贺知章与他一见面，便“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李白也因此“入翰林，名动京师。”（同上）
作为一代诗仙的李白，是盛唐文化推拥出的巨星（余光中先生说他：“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而作为幼时自北方入蜀的移民，李白则是巴蜀文化哺育出的骄子，至今仍被川人引为文化骄傲，位居四川历史名人前茅。
李白像
如果说李白主要是以浪漫主义风格留驻中国文学史的，那么，与之同样星光璀璨的杜甫则主要以现实主义手法而铭刻于后人心中。
杜甫（712—770）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至曾祖杜依艺一代举家迁居巩县（今河南巩义）。杜甫祖父杜审言在高宗—武后时期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杜甫的十三世祖则是西晋著名将领杜预（官至镇南将军、当阳侯）兼学者（撰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杜甫颇为自己的家学渊源自负，言“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又云：“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同上）。所以，他能在“安史之乱”中虽“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新唐书·文艺上·杜甫列传》）；亦能追随天子入蜀而“避走三川”（《同上》）。而当他弃官后生活无着之时，则将落脚点放到西蜀成都。
杜甫的诗歌，广泛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之情，“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新唐书·杜甫列传》）
杜甫在蜀之际，是他诗歌创作最丰盛之时。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绝句四首》（其三）《蜀相》《狂夫》《客至》《春夜喜雨》等，都是流寓巴蜀期间的作品。杜甫在巴蜀文学史上与李白享有同等地位。他与李白，同属于巴蜀文化的宝贵财富。成都杜甫草堂便是蜀人凭吊思念他的一处名胜，1961年3月与成都武侯祠一起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杜甫像
在唐代，杜甫“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新唐书·杜甫列传》）而杜甫与李白之所以能结成一对挚友，乃在于彼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郭沫若说，读杜甫的《醉时歌》（中有“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句，“痛快淋漓，仿佛在读李白的作品”（《李白与杜甫》）。
《新唐书·杜甫列传》说杜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事，高而不切”，虽略含贬义，却透露出唐人何以会将杜甫与李白并称的一条根本原因，即他们都是素有经世济国抱负的理想主义者，都同样自信自负，激昂青云，任性率真，豪放不羁，热列地鼓吹和张扬作为人存在于社会的永恒价值——人格、理想、个体精神、生命张力与青春浪漫气息。李白与杜甫用他们的歌唱——那是盛唐气象里的青春歌唱——展示出唐代人文主义及唐代的巴蜀文化最可宝贵的价值之所在。
在李白、杜甫过世之后的中唐，韩愈则专赋长诗《调张籍》，热烈论说和讴歌李、杜诗歌的浪漫精神与人格魅力。是诗开篇即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为李杜诗歌的辉煌成绩奠定了评判基调，表现出作者对李、杜的无限仰慕；结句为：“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希望与张籍携手，努力学习李、杜，在高天上自由翱翔。
韩愈是有唐一代文宗，“唐宋八大家”之首，《新唐书·文艺列传》序云：“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由这样一位文化大家出来推崇李、杜，当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新唐书·杜甫列传》即言韩愈的推崇“诚可信云”。
李白是移民来蜀，在蜀地成长起来的大诗人；杜甫虽然入蜀时间不算很长，但却是在蜀中达到他诗歌成绩的顶峰的。无庸置疑，不论李、杜的诗情人品还是翰墨功力，都离不开巴蜀山水人文的熏陶、砥砺。（杜甫开创文人《竹枝词》，就充分吸收了巴蜀民间《竹枝词》的营养。）
而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李、杜则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在用来回报中华大文化的同时，也回报了巴蜀母体文化。巴蜀文化在唐宋时期被推向最高峰，李、杜当为第一功。李、杜是属于世界的，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巴蜀的。
三、唐五代时期的文人入蜀
唐代巴蜀文坛并非李、杜独擅其胜，而是群芳争艳，星光灿烂。其中陈子昂（661—702，射洪人）最早竖起诗歌革新的大旗，“横制颓波”，反对柔靡之风而强调“兴寄”，标举汉魏风骨。《新唐书·陈子昂列传》载云：“唐兴，文章承徐（陵）、庾（庾信）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初，为《感遇诗》三十八章，王适曰：‘是必为海内文宗。……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高棅《唐诗品汇》亦说陈子昂“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
唐代女子之诗自是秀峰簇拥，风光旖旎；而文学史上公认的唐代三大杰出女诗人（薛涛、李冶、鱼玄机），蜀中即占有其二。其中薛涛（？—约832）“本长安良家女”，幼年随父入蜀而深受巴蜀文化熏陶。她的诗，“托意深远”，“名重一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六），后来在《全唐诗》中编为卷八百三。晚唐张为亦曾编《诗人主客图》，入选其“清寄雅正”的“升堂”阵容之女诗人，唯薛涛而已。
李冶（？—784，字季兰）在《全唐诗》卷八百五中被视为吴兴（治今浙江湖州）人，但从她《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中“妾家本住巫山云，巫山流泉常自闻”、“三峡迢迢几千里，一时流入幽闺里”诸句看，李冶应是今重庆巫山地区人，至少是生长于巫山并在这里度过闺中时光。李冶的诗，“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照以下，罕有其伦”（贺贻孙：《诗筏》卷下）。清人将她的诗与薛涛合编为二卷，即《薛涛李冶诗集》。唐代蜀中的这两位女诗人，薛涛以忧国忧民最为人称道，李冶则以率性天真而为世所传诵。
李白、陈子昂、薛涛、李冶以外，唐代蜀中知名诗人还有闾丘均、苏涣、雍陶、李远、唐求等。“安史之乱”后“天下文人多入蜀”，除杜甫外，高适、岑参、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白行简、王涯、薛能、李德裕、韦绚、高骈、胡曾、裴铏、秦韬玉、崔致远（新罗人）、段成式、于武陵、李商隐、贾岛、李珣（波斯人）、韦庄、牛峤等名噪一时的诗人、文人（有的兼官僚）亦曾入蜀为诗属文。贾岛的晚年就是在安岳度过的，至今他的遗骨还埋葬在那片沃土上。
唐代入蜀文人中，不仅有诗文大家，还有画家、雕塑家、音乐家等各类艺术家，其中画家亦值得提说。“安史之乱”后至唐末五代，先后入蜀定居的有卢楞伽、姜皎、韦偃、王宰、赵公祐、张腾、范琼、陈皓、彭坚、常粲、孙位、张南本、滕昌祐、张询、刁光胤、贯休等当时北方或东南的画家。这便使得这一时期的蜀中画坛流派激荡，五彩纷呈，终至繁盛的顶峰，入五代、北宋而不衰。蜀中本土画家在与外来画家的相互切磋砥磨中日臻成熟，蔚为大家，如唐至五代的张素卿、黄筌、李昇、黄居寀，入宋后的石恪、赵昌、苏轼、文同。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记唐末著名画家27人，其中在蜀者19人；这19人中，由外地流寓者12人，本土7人。难怪宋人李之纯会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
与此相应，唐至五代时期的蜀地佛教石刻艺术也颇见奇功。通高71米的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便完工于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他如广元千佛崖，巴中摩崖石刻，资中北岩石刻，邛崃大佛寺、盘陀寺、石笋山等处石刻，梓潼千佛崖石刻，安岳卧佛沟石刻、广元皇泽寺摩崖石刻以及茂县较场坝石刻（是目前四川地区有确切纪年题记的唐代最早佛教石刻）、昭觉博什瓦黑石刻（南诏、大理政权）也颇具名气。入宋以后，大足石刻及荣县大佛、潼南大佛、合川大佛、南部大佛、威远大佛的相继完工，与唐至五代的巴蜀石刻形成连绵之势，在中国石刻艺术史上书写出瑰丽的篇章。唐宋之际的巴蜀佛教石刻艺术具有从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转变时期的诸多特点。这是与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形成和推广以及包括画家、雕塑家在内的北方、东南文人大批入蜀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