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习近平
中国笔迹学泰斗  世界笔迹学第一人  韩进

 

十九届六中全会开过，世界各国对习近平的猜测更多了，各种带着鲜明感情色彩的言论歪批三国，充斥着互联网。我的感觉是，连美国总统的智囊团也未必真理解他。

笔迹学是透视内心世界的科学，智料隐匿者有殃，能透视内心世界者更要遭大殃；何况现在中国禁止妄议朝政，别说透视习近平，就是透视一个县委书记、市长也会惹来大麻烦。好在我身居国外，出以公心，出以科学之心，引导世界正确理解习近平，应是笔迹学专家的神圣职责，所以愿意写出这篇文章。

 

一

首先要说说人性。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如何操纵别人、利用别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又充满着变数；研究人的内心世界，这是一门大学问。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私心，公心，名与利，理想和欲望，显意识和潜意识，基本感情、核心观念和本能，能力和目标，兴趣和理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识，经历，思想境界，本我、自我和超我，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这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像万花筒，是多棱镜，而内里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一个人就是一滴水，而社会犹如大海。大海是众多的个人组成的。一滴水是平静的，没有什么波澜可谈；人的欲求是动力，把众人的欲求调动起来就形成了大海，就有了波澜壮阔的社会景象，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潮流。这种整合他人力量的能力就是政治领导能力。政治领导能力说到底就是操纵民众的能力，特别是操纵部属的能力。就这一点来说，各种官方的宣传一定含有相当多的瞒骗性质，非如此不足以成大事。在政治挂帅的时代，尤其如此。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副革命的催化剂，它帮助革命者很容易地构建起理想的大厦，也很容易为革命潮流推波助澜。

政治的本质，并不是树起崇高的道德大旗，集结一大帮充满正义情怀的革命者，雄赳赳气昂昂，万众一心地去追求社会理想。政治是让每个人都觉得有利可图，自愿去追随你，在实现大目标的同时实现自己个人的小目标即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参加革命的动机五花八门。谁善于调动、操纵最多的人，组成最强大的力量，谁就能夺得天下。

各色人等，怀着形形色色的动机，卷入到历史大潮中来。

 

二

其次，要说说国际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当资本主义暴露出它的缺点时，各种思潮涌现，激发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热情。理想中共产主义社会的要点，是共产共妻。

列宁是个非常精明的人，有激情，有理想，是个随机应变、见机行事的天才，他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混乱之机，发动“十月革命”，创建了苏联。

早期不幸的经历与环境，使斯大林对现实社会怀有敌意，他的人格具有反社会倾向，没有人道主义情怀，没有人情味，这使他在破坏旧世界的时候毫不留情。斯大林也是个天才，直觉的天才，行动的天才，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落实到了人间、地上，把苏联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共妻、消灭家庭的幻想被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基础完成了。

 

三

中国的历史背景。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是双重危机，内部是局势动荡，贫富分化，外部是列强虎视眈眈，国家和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袁世凯聪明机警，直觉发达，学识的不足，使他给中国留下了一个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烂摊子。按九型人格划分，他是个三号人格，即变色龙。

孙中山的个人能力有限，但有坚定执著的信念，就是要把欧美的民主自由平等那一套移植到中国来。他把这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蒋介石有继承孙中山遗志的意愿，但对普世价值、民主制度的理解很肤浅，信念的坚定性和意愿的热切性也与孙中山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传统文化对蒋介石的影响，要比对孙中山大很多。蒋介石持中国传统的权本主义世界观，认为需要先建立起个人独裁的专制政权来，才能有效地推行民主，所以在他掌握中国政权时，并没有做多少建设民主政权的实事。

蒋介石按照九型人格划分的话属于一号人格，即完美主义者。他能吃苦，坚韧卓著，既有精明灵活的一面，也有僵硬死板的一面。他的领导能力和政治见识与毛泽东差距较大，败给中国共产党实属必然。

钱塘江大潮雄伟壮观，表明了涌动的水可以激发到令人难以理解的高度。历史的潮流一旦形成，最激进的流派往往拥有最强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代表最激进的派别，所以，最后的胜利者是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有诗人情怀，很感性。根据现有的资料推测，毛泽东的父亲应该是希望儿子做个勤奋、吃苦耐劳的农民，继承自己的家业。心高气傲的毛泽东根本不想吭哧吭哧土里刨食过一辈子，表现出不爱劳动、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秉性，这使父亲大为光火，对儿子一定有许多激烈的否定性的抨击。父亲的严厉否定反而极大地激发了毛泽东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立志要当大英雄给父亲看看。这种当大英雄的志向，最终转化演变为要当人民的大救星，当救世主，当世界领袖。

与斯大林的冷酷无情相反，毛泽东富有爱心，看见谁受苦受难，他会掉眼泪。说毛泽东对人民有大爱，说得过去，这也是毛泽东总是有自信的根本原因。

怎样当人民的大救星呢？毛泽东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是坚信只有通过这条路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很聪明，打出民主的旗帜，获得了知识分子的拥护，打出共产的旗帜，获得下层民众的拥护。但建国之后，马上就把民主的旗帜丢掉了，他全力以赴地追求消灭私有制。这使他与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上分道扬镳。

建国以后在追求共产、急于实现共产主义天堂时表现出的极左狂热，显示的就是毛泽东实现个人理想的急不可耐。他要建设让人民生活幸福的天堂，不惜暂时牺牲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

毛泽东晚年的悲哀，就是消灭私有制时有诸多的不顺，简直就是厄运连连。

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怀着打天下坐天下动机而参加革命者是绝大多数，但像毛泽东这样立志当大英雄、大救星非我莫属的，没有第二个。

刘少奇有较多的现实主义成分，有良知的底线，建国后看着毛泽东的荒唐举措，实在看不下去了，冒险抵制，触动了毛泽东的逆鳞，终至惨死。他不太善于伪装，不善于圆滑世故，不能隐忍，与毛泽东发生了接近于正面的冲突。中国若是由刘少奇掌舵，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会理智得多。就政治斗争的手腕来说，刘少奇比毛泽东、邓小平差很多。

邓小平比刘少奇的现实主义倾向更突出，自信心、英雄主义精神更强烈，更积极地挑起历史重担；因此他比刘少奇更勇敢，更有霸气，更有谋略。此人最突出的天才能力就是举重若轻，善于提纲挈领抓住要害。毛泽东给人较多的是温情和慈祥的印象，邓小平让人更多的是敬畏。

邓小平原来是随着毛泽东奔往公有制的共产主义天堂的积极分子，经过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他认识到这条路走不通，至少是暂时还走不通。于是他决心改弦易辙。虽然将来的路怎么走还不清楚，但至少是认识到，眼下毛泽东这条路是绝对不能再走了！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醒悟后的决断与坚定，是老一辈革命家中绝无仅有的。

邓小平是个非常勇于承担责任的人，能够在逆境中挺身而出，自信心与毛泽东不相上下，在老一辈革命家中这两个人最为突出。但他是现实主义者，重视客观效果，比较理性，与毛泽东的虚幻感觉、浪漫主义大不相同。

由于思想现实，当需要保护个人私利的时候，邓小平也就不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那么大公无私。

周恩来一直被奉为共产党人的道德楷模。其实分析他的笔迹，可以看出他的两面性。他不那么自负，不想当鸡头，宁可作牛尾，也就是不敢挑起主帅的担子，怕自己担不起重大的历史责任。与外部敌人做斗争，他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党内斗争中，他却常常谨小慎微，经常和稀泥，宁愿拖延时日，等待形势转变；他很害怕与顶头上司正面冲突，一贯细心地做着自我保护工作。他虽然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不敢说出来，常常委曲求全。他在这些方面，几乎与邓小平完全相反，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爱党，又怕毛泽东，首鼠两端，前怕狼后怕虎，把说不出的苦都憋在肚子里。他不敢过多地思考大方向问题，路线方针问题，有些观点也不明朗，宁愿做个执行者，事务主义者。

朱德是个老实忠厚的人，但对革命的方向性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问题，没有认真的思考，更没有系统的思想，建国后经常表现出被潮流推着走的被动性。

康生是地主家庭出身，因为社会动荡无法保住原有的地位而走上反叛的道路，他对现实社会有敌意，这是他待人冷酷的原因。但他深知自己没有挑大梁当主帅的可能，所以满足于幕后操盘、策划。他较早地悟透了走极左的道路最有利于夺取政权的道理，建国之后已经无法摘下自己极左的面具了。极左还是极右，对于他而言，关键还是依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但他以前走过的道路已经使他失去了转圜的余地，因此他只能一贯地极左。

江青是反社会人格，对于她来说，反抗旧社会是最重要的；对新社会该怎么建设，她没多想过；出于反对旧社会的动机，她参加了共产党，在砸烂旧世界这一点上，她和毛泽东十分投机契合。共产党人一直提倡的无私奉献之类的高尚道德，她没真诚地研究思考过，没细想自己该怎么遵守奉行。她有勇敢无畏的进攻性，虽然她可以在革命激情的支配下做出许多勇敢、奉献的无私行为，但终究很难用那种革命者的禁欲主义教条来全面自律。她有坚定的革命信念，要最彻底地革命，同时也会不自觉地找各种借口来摆脱革命道德对自己的束缚。她思想偏激，锋芒毕露，攻击别人时不留情面，应该律己时则“老娘就是要无法无天”。

张春桥和吴晗其实是同一类人，他们参加了革命，比较顺风顺水，于是越来越革命。不同的是，吴晗被甩下了车，张春桥却坐上了直升飞机。张春桥顺着毛泽东的心意走，越来越得意。个人利益和革命的大方向一致，二者高度统一，这使他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他只知道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再也不能客观地审视毛泽东的是非对错，完全不顾国计民生。由于长期迎合毛泽东，实际上到后来他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浑然一体。毛泽东这棵大树一倒，他立马成了一根脱离了“皮”的“毛”，成了孤魂野鬼。

姚文元原来属于社会进步青年，但向左还是向右并没有一定的主见，他是有投机分子特性的，关键还是哪边的风大他就准备往哪边倒。文革时他作出的抉择是决定性的，政治命运就此定格。

华国锋是个比较厚道的人，与那些极左派相比，他还是较有良知，较有现实感，较有基本的常识。他对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没有认真思考，尤其是没有系统地思考过，没有真知灼见，不知道应该怎样办。跟着毛泽东走，自己的仕途越走越顺，他没有必要作出改变。毛泽东在世时，他一声不吭地跟着走，只是个执行者的角色；当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不想继续革命了，也就是说，他原来就知道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有许多是不对的，是不应该坚持的，他想改弦易辙，要抓生产，让人民的生活富裕一些。由此可见，华国锋原来对毛泽东是有意见、有看法的，但是他没有把不同意见对毛泽东当面讲出来；他对毛泽东究竟忠诚到什么程度，到此也就不言而喻。作为政治家，他不太合格，在紧要关头他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却看不清形势，辨不出方向。

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是有雄心壮志的，后来较年轻些的人多是追随者的心态占上风，虽说也有雄心，但雄心具有更多的个人色彩，真正的英雄气概显著逊色了，整个思想境界低了一个层次。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较多的无私奉献精神，后来的人们在这方面显然是越来越少了，保护个人利益的倾向逐渐占了上风。

胡耀邦的内心世界最为异类，无私，坦荡，胸怀宽广，但也单纯，较为天真。他形成这种人格素质，原因大概是长期受共产党宣传教育的熏陶。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是非常厉害的，一整套的高尚思想、大公无私理论，禁欲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革命精神，斗私批修……胡耀邦长期浸淫在这种政治宣传氛围中，与实际的真实社会现实有些脱节。他想在党内增加民主的因素，希望由品德高尚的一群人来管理国家。

江泽民头脑灵活，政治上可左可右，完全听邓小平的指挥。对于江泽民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权，保个人的权力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对于他来说二者是完全统一的。江泽民时代是建国以来最腐败的，被人称为“腐败治国”，但也正是这一段时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如果说胡锦涛只是个守成型的领导者，不太对，但也至少是较为缺乏个性色彩、偏于执行的人。他写那幅“高瞻远瞩”时，肯定也曾想有所作为。

 

四

有了以上的基础，我们才好理解习近平的内心世界。

习近平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受到的教育完全是共产党灌输的，加上他红二代的身份，决定了他思考问题的角度肯定不会离开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与江泽民那一代人不同，毛泽东时代突出政治，以大公无私、积极奉献、崇高的理想、关心国家大事、支援世界革命、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崇尚公有制、集体主义、激进的阶级斗争学说……强制灌输，许多人虽然饿着肚子，吃的食物堪称“猪狗食”，但胸中却涌动着澎湃磅礴的革命激情，客观上，那个到处“斗私批修”的环境，那个争相“割资本主义尾巴”氛围，许多人想谋私也没有办法谋。那时候，靡靡之音是道德堕落，贪污腐败是品质败坏，劳动时没怎么使劲儿出力，私自拿几页公家的信纸回家，都会产生自私、变修之类的愧疚。

这个时代的人，对民主自由和平等这些东西，理解得非常肤浅，并且总是把它们和资产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带着批判的眼光和鄙夷不屑的情感看它们。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以为然。

毛泽东的大食堂、大锅饭失败了，人民公社解散了。极少有人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生活。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吃饱了，但贫富分化，贪污受贿盛行，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毛泽东时代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的人，至少感情上对这种现象难以接受，毛泽东思潮的回归，底层民众怀念毛泽东，极左势力的崛起，原因在此。

十九届六中全会开罢，习近平新时代即将来临，这个新时代究竟新在哪里？习近平的思想究竟有哪些内容？

分析习近平的内心世界，大致有几个要点：

他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腐败现象不满意，反腐是他重要的态度和立场。在这一点上，他和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观念更接近；这也是他和江泽民的不睦之处。

他更倾向于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能容忍资本主义泛滥，不能接受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当然，他并不主张重回毛泽东或苏联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坚持社会主义特色是必须的。他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国有制、集体经济为主导，可靠有效地节制住私营经济的发展规模，他乐于看到鱼大吃虾，而不允许虾大就吃鱼。

他更崇尚或迷恋于道德治国，赞成毛泽东那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所谓“不忘初衷”，含义在此。他希望官员们重新捡起毛泽东时期的那些理论和精神，诚心诚意地认真地搞社会主义。

在这样的框架下，他的个人利益和党与国家的利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这应该就是习近平的追求。

反观西方近来对习近平的理解，我认为有四点需要说明，其中前两点应该属于误解：

一，西方人一些人认为习近平要回归毛泽东时代，甚至是要走朝鲜的路，学金正恩，这显然是看偏了；习近平断不至于这样。这是误解处之一。

二，西方一些人认为习近平迷恋权力，要搞个人崇拜，走集权、专制、独裁的道路，甚至猜测他想当皇帝，传位给女儿。这也想歪了。习近平不是毛泽东那样的理想主义者，不算浪漫，也不太虚荣，他并不喜欢个人崇拜。他上台后确有个人崇拜的现象或倾向，这应该是他认为做事的需要，形势的需要。他不喜欢民主那种乱哄哄的局面，但一旦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还是愿意在党内有较多的民主。这应该是误解处之二。

三，习近平还是愿意改革开放的，不想闭关锁国与世隔绝。他愿意和世界各国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做买卖，互利贸易，科技交流。

四，习近平希望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的新路给全世界看，做榜样；他不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唯一可行的。但是，他没有打算输出革命，输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更没有武力征服邻国、征服世界的计划。

至于习近平的性格，突出的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倔强和精神，认准了就一条道走到底，九牛拉不回。他有主见，但不习惯采取针锋相对咄咄逼人的方式。他处世较为含蓄，不喜怒形于色；只要不是特别紧急的大事，他就能忍耐，可以等待。

一个人的思想观念究竟是对是错，社会主义道路究竟能走不能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究竟好不好，这些不是笔迹学需要评判的内容。笔迹学的职责，仅限于正确地指出个人内心世界的内容和真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