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絮言
大战兄花费心血，编辑了西点军校教授汉伯格上校撰写的砥平里战斗的文章，正如网友点评那样，故事十分精彩，而批注比原文还要精彩，着笔严谨，让人赞叹！
当然，对这篇文章见仁见智，如长岛兄所说文章既没有给出作者的英文名字，发表时间，也没给出发表的刊物或者书籍的名字，无法查证英文原文，是否又是一篇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奥内尔《清长之战》之类的东西——确实令人怀疑。 
对此，大战兄答复说，砥平里战斗是朝鲜战争的话题，“这事儿，得找长岛兄。没有披阅五载的功底，门都找不着。可我看到一篇谈砥平里战斗的文章，不错。又翻了长岛的历年大作，还真没有一个专门长篇的。我就把这个抄的文章，给各位呈上，也请长岛过目。算是我想迈进这门的作业。 ”
好，大家来看大战兄的精彩编辑的原文。
砥平里战斗，对美军来说，是个转折。看看长岛怎么说的： 
----根据美军俘获的志愿军人员审问口供，参加砥平里攻击的志愿军为五个师的番号（与中国战史资料吻合），美军估计参加砥平里攻击的志愿军总兵力约八-九个步兵团、2.5万人左右。但据中国官方战史声称，参加攻击的仅有八个团，但仅有8000余人，伤亡更是微不足道。根据杨迪将军（原志愿军作战处副处长）的回忆，除了上述的五个师以外，第39军第117师也投入了战斗参加了攻击作战，而且第117师政治部主任吴书也在此战中阵亡。除第117师以外，参加攻击战斗的还有第40军的军属炮团，而且炮团在砥平里战败撤离时太过匆忙，遗弃了十六门美式105mm榴弹炮，为此炮团团长被撤职。所以参加砥平里战斗的志愿军还应包括第117师和第40军的军属炮团。值得说明的是：这些番号和人员数字仅仅是进攻砥平里的部队，并不包括那些担任阻援的部队。根据中国战史，参加阻击英军第27旅苏格兰营的是第39军第116师的一个团，参加阻击美军骑5团的是第42军126师的两个团和第39军第116师的另一个团。---- 
我的这篇是西点军校教授汉伯格上校所写。原文很长，很细，我只是把太无直接关系的省去，把注释小写，便于阅读。 
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看看对手的文章还是有益的。 
当然了，请各位把好了您政治觉悟的警戒线。特别是“出了国，更爱国“的同学们，要带着阶级觉悟的眼镜来看，从中能发现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 
全文包括：写文章的由来，参考资料和成文过程。正文有前言和13章。我都是原文照录，但有删节。注释为小字。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啊。 
从前言开始录。如有人质疑，我再把他的参考录出。谁提问，谁举证。我就是打醋的。路过。原文太长，我分几次。如版主觉的和大庆，大喜的主流不合谐，那就删！括号（）中是我的话。 
原文是：精锐的美二师23团和联和国军法国营，在砥平里的战斗 
前言： 
（大战注：我略去有些太冗长的叙述及名人语录。看来，推行语录不是林彪的首创。但林彪是要人按语录所说的执行。而此文的语录，只是为文章提供思路。）
“领导”这一客观现象—即领导者和追随者共同完成指定任务—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作为研究该现象的主要手段，本书深入分析了第23步兵团战斗群和联合国军法国营在朝鲜战争头8个月的作战行动，特别是1951年2月关键性的双洞和砥平里战斗。本书的目的是研究从最低级别到最高级别的领导艺术，力图弄清领导者和追随者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期间是如何行动的，无论他们是取得了成功还是遭到了失败。本书希望能够忠实记录这两支部队的作战行动，并对促使人们在战斗中追随领导者的种种原因有所揭示。 
本书的原始资料来源于多个渠道，包括官方战史以及对参战者的采访记录，都提供了重要的内幕消息。在韩国静谧的群山之间，当年的阵地仍清晰可辨。我漫步其间并仔细观察，往往会顿悟指挥官们为何会做出那些重要决定。不过，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仍然是参战老兵们提供的回忆录。共300余名老兵在采访中或来信里向我提供了素材。他们对自己参与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提供了生动的回忆。 
战场是个极为特殊的环境，与人类的其它体验大相径庭。战场上往往混乱不堪，充满了强烈刺激，战士们筋疲力尽，痛苦万状。敌对双方素不相识，但都企图杀死对方，以避免自己被杀死。为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甚至仅仅是为求得生存，人们必须发挥全部的勇气和力量，其程度往往要远远超出投身于其它任何事业所需付出的代价。正如伟大的军事哲学家冯·克劳塞维茨所说：“ 
如果一个人从未亲身经历过战争，就无法理解人们经常提到的困难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无法理解一名指挥官为何需要卓越超群的能力。所有事情看上去都很简单；所需要的知识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战略决策的答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最简单的高等数学题似乎在科学上都更为尊严一些。一旦你真的置身于战争之中，那些困难便清晰地显现出来；但要清楚地描述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看不见且无所不在的因素却很难。 
（大战注：以下，我略去，不是不重要，因他是军事论文，我们想看的是史实所至。直到这段） 
军事部门拥有一套自上而下的指挥链条，由最高指挥官通过下级指挥官，一直延伸到最低级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根据军衔和职位，往往亲自行使指挥权。然而，也经常会出现一些“非正式”的领导者，他们依赖天赋才能、人格魅力或其它因素行使职权。一支部队对它的正规指挥体系越有信心，这种非正式的领导者就越有可能与正式指定的领导者合而为一。例如，在朝鲜战争初期，高级指挥官发现极有必要将许多优秀士官提升为尉官。陆军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根据这些士官的表现授予其相应的军衔，从而加强了部队内部的相互信任。 
在一支优秀部队中，领导者相信士兵们会执行任何指定的任务。必要时，士兵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反过来，士兵们也相信领导者不会拿他们的生命去轻易冒险，只要另有办法就决不会让他们去执行危险的任务。士兵们深信，他们的领导者永远不会因自私目的或个人荣誉而牺牲部下的生命。 
虽然领导者也许会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活条件，但他们必须关心部下的福利待遇。成功的领导者常常刻意与部下同甘共苦，拒绝接受因军衔和地位而应享的待遇。 
领导者和追随者之所以能够相互信任对方维护自身的利益，是由于共同奋斗产生凝聚力的结果，特别是共同经历患难并闯过危险境地。甚至仅仅是共同经历的艰苦训练，也可以培养起很强的凝聚力。另外，一支部队处于压力下的时间越长，其内部凝聚力就越牢固。在优秀的部队中，高昂的士气会进一步增强这种凝聚力。美军里著名的步兵、骑兵、伞兵和装甲兵部队，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外籍军团中的精锐部队，都拥有令人骄傲的过去和足以自豪的光辉历史。部队的成就和荣誉，令士兵们引以为豪。他们主动寻求艰巨的使命，以忍受艰难险阻为荣，形成与众不同的特性。这些王牌部队往往喜欢孤芳自赏，自认为高人一头。甚至上级未能提供有效支援，也能增强部队官兵的自豪感，因为他们觉得在没有外援时，自己也能坚持战斗。 
最后，一位个性突出、极具号召力的领导者，将成为使部队超出一般“优秀”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这位领导者倒不一定要象麦克阿瑟那样叼着玉米芯烟斗，或象巴顿那样佩带象牙柄左轮手枪。但是，他必须能够“站出来”，使士兵们感觉到领导者在直接与自己交流。 
当一支具有凝聚力的部队万事俱备，既有优秀领导者又有忠实追随者时，人们会发现这支部队能够完成常人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领导者对他们的追随者有着很高的期望，而追随者也决不会辜负对自己的信任。追随者同样相信他们的领导者无所不能，而这些领导者也的确如此，至少在追随者的眼中是如此。这一现象反复发生，不断巩固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  
1950年美国太平洋沿岸西北部，一个绿树成荫的军营，第23步兵团在那里进行和平时期的日常训练。朝鲜战争爆发后，新指挥官保罗·弗里曼上校率领该团前往远东。洛东江防线上的绝望形势，很快便使该团官兵都获得了战斗经验，并使这支凝聚力很强的部队更加团结。仁川登陆成功后，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联合国军其它部队一道，该团向中朝边境迅猛推进。但在“感恩节” 后，中共军队又迫使联合国军迅速后撤。 
1951年，第8集团军迎来了一位新指挥官，即马修·B·李奇微中将。法国也派出一个步兵营，由颇具传奇色彩的拉尔夫·蒙克拉尔中校率领，来到了朝鲜战场。在短短两个月里，法国营和第23团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在朝鲜战争中几乎无与伦比。1月底，这两支部队在双洞地区与中共军队进行了一场激烈而艰险的战斗。2月中旬，约两个军的中共军队在砥平里包围了第23团和法国营，对他们进行了三天的猛烈进攻，直到一支坦克特遣部队突破包围圈。 
这两支部队及其战斗故事，主要是关于成功或不成功的指挥官们的领导艺术。它还是关于那些在艰苦环境中共同生活和战斗者的故事，其中许多人得以幸存，而更多的人则已死去。他们将人类的忍耐力发挥到了极限，他们的故事才是这部著作的关键所在。  
第一章    
 
第23步兵团和保罗·弗里曼中校 
一条至高无上的原则需谨记在心：永远不要虚伪地对待自己的士兵。士兵们一眼就会看穿你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 
— 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 
谁要认为以武力建立的权威，要比以感情铸就的权威更为有效，那他就犯了大错。 
— 泰伦斯（古罗马剧作家） 
纪律必须强迫，忠诚只能争取—只有上下级相互忠诚，才会有真正可靠的纪律。 
— 奥布雷·“雷德”·纽曼少将 
在1950年炎热的夏季，第23步兵团的官兵们，还根本想象不到将在朝鲜遭际的命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该团将连续两次荣获“总统部队嘉奖”。这是美国授予作战部队的最高荣誉，所有官兵都将获得政府授予战斗英雄的全套勋章。不幸的是，许多人都是在死后被追授这一最高荣誉。战争的恐怖和荣耀，永远地改变了第23团全体官兵的命运。 
第23步兵团 
二战欧洲战事结束后，第23团返回美国，进驻德克萨斯州斯威夫特兵营，位于奥斯汀市以东约40英里。该团在那里一直呆到1947年，随后迁往华盛顿的路易斯堡。第23团隶属于第2步兵师，后者是战后美军第一个整编步兵师。尽管如此，第23团也面临着战后所有步兵团都存在的问题。兵员很不充实，装备皆剩余物资，大多数需要修理。该团还需要应付日常杂役等任务，各步兵连往往只剩少数人可以训练。战后陆军高度重视体育竞赛，其要求往往达到半职业水准。无论在哪一方面，第23团大概都可视作1950年6月时美军步兵团的典型代表。不过，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该团还有许多独特之处。[1] 
第23团驻扎在北路易斯堡，距路易斯堡主营区很远。部队住在战争动员时建造的木屋里，躲开了师部参谋们的日常检查，后者则住在主营区的砖房里。按照陆军的俚语，第23团的官兵们“离旗杆很远”。这意味着在安排日常活动时，他们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独立状态，似乎有利于培养第23团官兵的团队精神，因为他们很自然地觉得自己有别于其它团队。在北路易斯堡，第23团拥有自己的军官俱乐部、士官俱乐部和士兵俱乐部，都以食物精美和娱乐高档著称。 
第23团与“普通”步兵团最大的差异，即它是第2步兵师的一部分，而该师是美国大陆唯一常备步兵师。美国大陆上驻扎的其它步兵师，只是用于训练新兵的所谓“训练师”。1948年前，第2师也一直在做这种工作。二战中，陆军在作战部队之外设立了专门机构，以便对新兵进行军事基础训练。二战后，陆军大幅裁减兵员，作战部队以外的机构都被认为纯属浪费。为解决军训问题，使用现役陆军师训练新兵，被认为是个不错的办法，尽管效率可能不高。在这些训练师中的士兵，可以进行队列、单兵和班组武器等基本军事训练。执行训练任务的部队，并非是要将士兵们训练成一支具有内在凝聚力、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作战部队。对大多数军人而言，这项任务没有什么吸引力。许多职业军士从欧洲、日本回国后，为避免去训练师便都申请到第2师。大多数士兵都宁愿呆在一支进行集体军事训练的部队。士兵们在紧张的高级军事科目训练中，可以建立起极其牢固的战友情谊。 
第23团的另一特点，是拥有大量身经百战的军士，许多人都在二战中积累了丰富战斗经验。许多步兵排的军士曾在战场上被任命为预备军官，至少有一个排拥有多达7名此类军士，至少有一名军士曾获得“荣誉勋章”。在战后裁军时，这些“火线军官”为留在现役部队，大多数又都降为士官军衔。第23团堪称人才和经验的宝库，这一点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团拥有大量“士兵领袖”，知道如何使新兵融入部队，并将生存技巧传授给他们。此外，这还意味着该团拥有许多有望成为顶尖职业军官的优秀士兵。 
军官们来自于陆军规定的各种渠道。少数军官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大多数来自各大学“预备军官训练团”，或是各兵种的“候补军官学校”。另外，还有极少数军官是被特许保留其军衔的“火线军官”。 
1949年夏，第2师不再训练新兵，被定为常备步兵师。当年秋季，该师开始代号为“米基行动”的军事训练，即对夏威夷进行两栖攻击演习。准备和实施此次演习的过程，成为将第2师锻成纯钢的催化剂，同时使官兵们得以专心进行实战训练。虽然无法逼真地模仿实战行动的高强度和紧急性，但那种24小时不间断的团队训练、艰苦工作与协同行动，与敌我两军真实交战倒也相距不远。这次演习对于提高多兵种联合作战能力特别有效，即步兵、坦克和炮兵在近距离空中支援配合下协同作战。另外，士兵和军官之间也增进了了解，明白什么人可以完全信赖，什么人需要加强监督。虽然在赴朝作战前，第23团的义务兵大都离队，但军官和军士骨干都保留了下来。 
1950年春，第23步兵团进行了班、排、连训练，包括与炮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训练。此次艰苦训练为军官和军士们打下了坚实基础，使他们可以作为一支多兵种团队协同作战。无论是在夏威夷演习中，还是在协同作战训练中，共同经历近似实战的巨大压力，对于官兵之间形成牢固纽带无疑是一种最好的体验。这样做有助于使该师官兵团结紧密，大大增强了团队精神。这一点意义极其重大。因为第23团的普通士兵虽然优秀，但大多出身贫寒且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少人之所以参军，是因为法官让他们在坐牢与参军之间作出抉择。（译注：暗指他们是轻罪犯。）一名军官回忆，他指挥的士兵中只有1%是高中毕业生。 
当士兵们集体艰苦训练时，相互间形成了牢固纽带，使其合力超过了简单相加的总和。他们不再只是一群身着军装的单个士兵，而是形成了一支似乎具有生命力的作战部队，可以协同动作以完成任务。最终，激烈的战斗使他们形成为一个整体。一位颇具洞察力的学者曾就人们在战斗中的体验提出过如下看法： 
在战斗中，领导者应明白，战友情谊产生于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的过程。一支士气高昂的作战部队，就是官兵们都有共同的想法和决心，自觉自愿地为实现共同目标，克制个人的欲望…… 
在极端情况下，战友情谊会表现为一种狂热……大多数人本能地渴望与其他人沟通和交流，但在实现过程中经常会感到尴尬和无助。一些极端性的经验：如死亡的威胁或毁灭的危险，却会使我们同战友们融为一体，或者说能够满足我们本能的渴望。当然这非常遗憾，因为只要人们愿意去寻找，应该是存在更为积极且不那么恐怖的其它途径。自古至今，战争之所以富有魅力，正是由于我们在那可怕的死亡深渊中，能够体验到集体性欢悦的神秘力量。战斗可以培养钢铁般牢不可破的战友情谊。[2] 
虽然演习风险小，胜负无关大局，但上述效果也很突出，只是不那么明显罢了。因此，通过野外演习来培养团队精神，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50年时，步兵团的编制是3781人。每团辖3个步兵营，每营编制919人。此外，其建制中还包括一个指挥部连、一个重迫击炮连、一个中型坦克连和一个卫生连。[3]在二战中，美军认识到，在一个基本作战单位中，要善于使用各种地面作战武器协同作战。1950年，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提出了团级战斗群的概念。高级指挥部，往往是师部，可根据任务需要，对步兵团进行编组，为其配属额外作战部队，以组成团级战斗群。指挥和控制则由该团负责。配属部队一般包括一个野炮营、一个高炮连和一个战斗工兵连。当执行特殊任务时，还可配属额外的步兵、坦克、重炮、通信、宪兵和游骑兵。经过加强的团级战斗群，一般要比普通步兵团多两千人。这种组织形式可使各部队相互了解彼此的能力、技术和缺点，士兵和指挥官之间也可相互熟悉并产生信任感。 
团级战斗群是支“自力更生”的作战部队，拥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它的任务是，“通过火力和机动接近敌军，以便俘虏或摧毁对方；或者通过火力和近战，击退敌军的进攻。”它的功能包括建立一个火力基地，随后向其它部队所在位置机动；夺取并坚守某地；在任何地形或天气条件下进行机动；提供反坦克防护和支援；提供自身所需的通讯、侦察和医疗服务，进行自我补给和维修保养。另外，团级战斗群在必要时可脱离上级指挥部单独行动。[4] 
1950年6月，当杜鲁门总统决定美国将保卫南朝鲜时，决定第23步兵团命运的骰子便已掷下。1950年7月9日即周日清晨，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被任命为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后的次日，五角大楼命令第2步兵师转归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指挥。没有经历过这种突然变动的人可能会认为，参战通知会使部队士气下降。但对第23团而言绝非如此。相反，该团许多职业士兵的士气极度高涨。当官兵们积极准备启程前，违纪事件也下降到令人惊讶的水平。为准备启程，士兵们24小时不停地作着装备和人员方面的准备。师里谣传说，此次行动不会比演习更紧张。不过是与外国军队进行的实弹演习，而且对方顶多算支二流军队。士兵们奉命带上礼服，以便在战后执行占领任务。这点与二战截然不同，当时步兵们在参战时被告知，他们将面临艰难困苦，甚至可能会战死。这种过度的自信，使士兵们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去面对朝鲜战场上的严峻形势。[5] 
为使该团齐装满员，向其它部队发出了征召志愿者的号召。从别的师还抽调了一些兵员，不少人只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补充兵员里也有些老兵，二战后曾在朝鲜执行过占领任务。很多根本未受过步兵训练的士兵，很不情愿地从其它部队或兵种来到路易斯堡。许多补充兵员身体素质不佳，达不到普通步兵的标准。[6] 
一名士兵来到第23团时的情绪如何，往往取决于他是自愿前来的，还是从其它部队征调来补充空额的。心怀不满的战士，对领导者而言是个挑战。一等兵卡尔顿·C·克莱克（Carlton C. Kluck）就是从其它部队征调来的： 
……我是被运兵列车从堪萨斯州的雷利堡（FortRiley）运到路易斯堡，以便第2师在出兵海外前补足空额。那会儿，我是一等兵，是个坦克手。在去路易斯堡的路上，有人告诉我，由于地形原因，朝鲜用不着坦克，所以现在我成了步兵。这使我很不愉快，我在1948年参军时就是坦克兵。我的要求并不高…… 
很多补充兵员都被重新分类以填补空缺，而不是按照我们的能力或受过何种训练。不久，我们就发现，这种犯罪行径不仅发生在低级士兵身上，在一些士官身上也是如此。 
克莱克的不满可以理解。正是由于从未受过步兵训练，他在抵达朝鲜不到一周后即负伤。 
与来自其它部队的征调兵员不同，二等兵霍夫曼（D. W. Hoffman）是志愿参战，被分配到路易斯堡的工兵营。霍夫曼高中退学一年后参军，时年19岁。他的连长站在营房前面的街道上，号召全连官兵志愿参加第2步兵师。全连共250人，有200多人志愿参战。后来，霍夫曼回忆道，那些不愿参战的都是拖家带口，或是岁数太大不宜作战。他记得，当时的主要动机还是强烈的责任感。 
在发布动员令两周后，第23团便从普吉特海湾出发，登上了驶往朝鲜的7艘运输船。横渡太平洋的旅程波澜不惊。一些部队为缺乏步兵训练的士兵们作了安排，让他们在船尾练习射击，熟悉自己的武器。当时，一等兵克莱克心里很不痛快。他对训练活动有如下回忆： 
…军官们把木块扔到海里，这就是你要射击的目标。我觉得，这很象是从电梯里朝反向运动的电梯射击。我们都按舱室为单位被叫到船尾甲板。有些人不愿弄脏他们的枪，便溜到别的舱室。管理极其松懈。 
在主甲板上，教官们训练士兵们分解并重装M1步枪、勃朗宁自动步枪和点30英寸机枪。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并非船上最笨的步兵。 
我不记得船尾甲板的打靶是什么时候停止的。有传言说，一些家伙朝着海鸥射击，据说比射击木块容易得多。结果，[船上的]水手们强烈抗议。这触犯了国际惯例，同时也是个恶兆。 
其它部队也开设了课程，声称北朝鲜士兵素质极其低劣。他们说，北朝鲜兵不会射击，不会开炮，害怕黑夜。在太平洋上的运输船上，大多数人对即将到来的艰苦战斗毫无思想准备。他们唯一能够记得的，就是在两周航程中所感到的极度无聊。… 
弗里曼上校 
1950年6月，陆军挑选小保罗·拉马尔·弗里曼（Paul Lamar Freeman Jr.）担任第23团团长。弗里曼是名军医的儿子，在东亚度过了童年大半时光。他的父亲在菲律宾和日本服役，后半生则在美国一些偏僻的军营里当军医。弗里曼时年43岁，是西点军校1929届毕业生。弗里曼退休后曾回忆道，成为军官“似乎是唯一自然和正常的事情。对我而言从未有过任何其它想法。”1925年，共有200名候选人去争取区区12名军校总统提名，弗里曼名列第13。[7]他们家的一位朋友回忆道：“于是，就开始疯狂地搜索有总督岛—弗里曼父亲的部队驻地—附近军校空额的国会议员。当只剩10天时，他接到来自位于布鲁克林的纽约第3国会选区的电话，问他是否还有兴趣。保罗答道，‘当然！’当他到了那个选区后，才明白为何连续几年都没人上军校。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保罗立即在布鲁克林租房住下，1925年7月进入西点军校，成为1929届学员。”[8] 
在西点军校，弗里曼表现并不出色。整整4年时间，他始终是名二等兵学员。按照他自己的评价，他的“军校生涯平淡无奇”。后来，弗里曼回忆道，西点军校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教育水平是一流的。尽管如此，他认为军校教育在写作、外语及军事知识方面存在缺陷，尚不足以为未来的优秀军官奠定坚实基础。[9]在西点军校校刊《榴弹炮》（1929年）里，他的同学写道：“保罗性格温和可亲，在进入野兽营（译注：即新兵营）时，几乎无人注意他。但不久之后，他便成为许多人的亲密好友，并且得到所有人的喜爱。他性格无忧无虑，但并非大大咧咧。他能够以极其顽强的决心，解决非常棘手的问题，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这是他独有的性格。”[10] 
虽然他希望加入陆军航空兵，但在军校期间视力不断下降，最后只能被任命为步兵军官。在佐治亚州本宁堡，他完成了步兵训练，随后到德克萨斯州的胡德堡报道。他开始服役是在第2步兵师的第9步兵团。 
1933年，他开始了首次远东之旅：在天津的第15步兵团呆了3年。不少老兵及熟人都将弗里曼在朝鲜战争中的成功，归因于战前他与中国人的长期交往。作为本宁堡步兵学校教官，他去了全国许多地方，随后又返回中国学习汉语。1941年，他被派往重庆担任助理武官，直到日本轰炸珍珠港。当约瑟夫·W·史迪威中将来到新成立的中缅印战区时，弗里曼给他当了几年后勤参谋。[11]一位朋友曾如此描述过他的战时职务，“就象福赛斯（Forsyth）小说里的情节：由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的一名中国人陪同，开着破旧的福特牌汽车前往中国西北执行任务，对苏联在中苏边境上的活动进行调查；在仰光会见海明威；去缅甸眉苗（Maymyo）的英国突击队学校；开车沿着残破的缅甸公路由仰光到重庆，担任陈纳德将军及其飞虎队的联络官；与英国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巡逻队在日军后方活动。”[12] 
结束在中国的任务后，弗里曼在陆军部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呆了几个月。在那里，他为美军重返菲律宾制订了作战计划。随后，弗里曼担任了驻菲律宾第77步兵师参谋长，执行了他刚参与制订的作战计划中规定的一些任务。占领马尼拉后，他奉命返回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担任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联络官，任务是指导麦克阿瑟遵守雅尔塔协议条款。[13] 
弗里曼随后去巴西呆了两年，担任“巴美联合军事委员会”陆军分部主任。在那里，他的上级是马修·B·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中将，后者当时任“美洲防务委员会”主席。李奇微对弗里曼影响极大。弗里曼回忆与李奇微在巴西和朝鲜共事的经历，将李奇微称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作战指挥官”。[14] 
弗里曼是位帅气的军官，身材笔直而修长，看上去比实际高得多。朝鲜战争后，老兵们在见到他时，经常会说“他在朝鲜时似乎要高得多”。一名老兵说道：“上帝，我以为那人有7英尺高，原来只比我高1英寸，大概5英尺8英寸。”弗里曼不事张扬。他不象有些指挥官，吉普车上既无军衔符号，也无闪光灯或警报器。在第23团团部，从来不插上校的旗帜。他的部下都记得，弗里曼在朝鲜从不戴钢盔，只在脖子上系条蓝色的步兵围巾。在士兵们眼中，弗里曼“象是刚从乐池里走出来的琴师”。虽然他佩戴上校军衔，“但不知为何不太显眼”。 
弗里曼以其行动展示了自己的指挥理念，与美军许多优秀指挥官基本相同。他认为，自己必须走出去，要让部下看得见。他深信，一般来讲，无论形势多么艰难，美国大兵都会尽力完成任务，只要他信任上级指挥官并知道后者正在竭力提供支援。当弗里曼和部下熟识后，他只是下达命令而已，相信他们会尽力执行，并不亲自进行监督。当任务十分危险时，弗里曼会尽可能地亲自召见部下并下达命令。他会微笑着同对方握握手，或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弗里曼总是口头发布具体命令，很少下达正式的命令书。[15]第23团到朝鲜数周后，他完全放弃了下达正式书面命令的做法。 
弗里曼待人友善、毫不做作，在士兵面前从不摆架子，许多士兵都记得，他们在朝鲜曾同弗里曼随意地聊过天。弗里曼虽态度随和，但决非松松垮垮。他态度十分坚定，必要时甚至会十分粗鲁。例如，他在坚守阵地问题上态度决不妥协：他认为在敌军未冲上阵地的情况下，一支部队如果主动放弃阵地，在撤退过程中会遭受严重伤亡，在奉命反攻时又会死伤更多人。在敌军实力占压倒性优势时，他可以理解手下部队被敌军冲垮，但决不原谅主动放弃阵地的行为。由于这一作战理念，弗里曼的部队在朝鲜战场以防守顽强而著称。第23团以其坚毅顽强，不止一次让敌军大吃一惊。 
最重要的是，弗里曼理解自己的士兵，并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这种奉献精神也得到了百倍的回报。曾在弗里曼手下服役的第23团老兵，在回忆往事时都对弗里曼充满感激之情。 
战争爆发前几天，弗里曼被任命为第23团团长。战争一爆发，他便卖掉了华盛顿的房子，（大战注：那时房价如何？能赚回来吗？）匆匆前往路易斯堡，在第23团出发前就职。在挑选弗里曼担任团长问题上，李奇微似乎发挥了作用。不管怎样，弗里曼很高兴，他觉得第23步兵团战斗力强、训练良好，营长们的能力也都很强。[16] 
在出发前疯狂备战的日子里，弗里曼视察了该团所有24个连队。他不拘形迹地同士兵交谈，站在食堂大厅台阶上或其它类似地方讲话。他的讲话绝不虚张声势，态度十分真诚。他善于同士兵沟通，在这方面很有技巧。即使弗里曼是对一群人讲话，每个人都会感到团长是在直接同自己交流。下士莱斯利·盖恩斯（Leslie Gains）记得，弗里曼告诉他和他的战友，在战斗中所有人都会害怕。如果有人不怕，那他不是骗子，就是傻瓜，第23团可不需要这种人。他还告诉他们，永远不要自高自大，以至于认为不必祈祷上帝。盖恩斯说，这些话伴着他度过了朝鲜最艰苦的战斗。没有哪个老兵还清楚地记得这次讲话，但许多人都记得弗里曼给士兵放3天假处理个人事务。当时各种事务纷乱如麻，这个承诺未免过于慷慨，但他一言既出便信守到底。 
当第23团接到赴朝参战命令后，在一位军士身上出了件事儿，显示出弗里曼对士兵福利的关心。中士弗兰克·巴特勒（Frank Butler）原计划于下半年结婚。结婚预告已经发布，未婚妻也于动员令下达前一天来到路易斯堡。巴特勒中士找到天主教堂教士，告诉他婚礼必须提前举行。教士拒绝了，声称不能随便举行婚礼。绝望的中士将此事告诉了连长，后者则报告了弗里曼上校。当天晚上，弗里曼立即安排在该团小教堂举行婚礼。 
上校对所有官兵都和蔼可亲，但如果所有人都一团和气的话，一支部队将无法运转。在必要时，必须有人扮演恶人。正如许多优秀团队一样，这个重任落在了二把手身上。弗里曼的副团长（开始时是少校作战参谋）是弗兰克·梅斯扎尔（Frank Meszar）中校，他以士兵身份考入西点军校，毕业于1940年。 
在西点军校，梅斯扎尔更象是士兵而非学者。在整个军旅生涯中，他都以出色的野战军官而闻名。当第23团启程赴朝时，梅斯扎尔还未到35岁，与弗里曼一同上船。两人在船上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在随后半年共同度过艰苦的战斗岁月。 
弗里曼并非刻板的纪律主义者，非常不愿意触怒任何人。梅斯扎尔便充当起弗里曼的“宪兵”。他会毫不犹豫指出部下的错误，不管其军衔和职务为何。梅斯扎尔具有一种特殊能力，能够以几乎称得上“温和”的方式，处理一些不得不干的“脏活”。当然，在形势要求采取更为粗暴的方式时，他也决不会怯阵。[17] 
弗里曼和梅斯扎尔这两个人的组合，使该团有了美军历史上最杰出的一对搭档。知人善任的弗里曼成为全团官兵慈祥睿智的父亲，强硬严厉的梅斯扎尔则是负责管教他们的兄长。

贴主:州官放火于2019_10_06 10:48:36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