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生日写的一篇文章发出来纪念一下。 今天，文革显得既清晰又遥远。说清晰，是我们随时能感到它魅影晃动。事实上，卷入文革的一代青年，正是今天的中国各个级别最有权力的人物，他们在主宰着中国的今天和今后的命运。说遥远，是文革的面目毕竟越来越模糊，失真和扭曲，而沉痛的谈论它的声音越来越边缘。 这就是后文革时代的新常态。但反思历史是后辈的责任。三年前写的这个帖子有点跟流行的浅薄较劲的意思，今天还想重申一下。原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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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一言不合，就称对方使用“文革语言”，意思是说对方语言粗暴，不讲道理。仿佛只有文革时期的语言才粗暴无理，又仿佛真有一种语言叫文革语言，跟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不一样。其实，在充分肯定文革的特殊性的前提下，还得承认新中国的语言的连贯性。换言之，我们都正在使用“文革语言”。 再急一点，就称对方“文革余孽”。这就是更严重的指控了，相当于说对方是逍遥法外的罪犯。但是，同样的道理，把文革放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放在整个六十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说比较特殊，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征表现更突出一点，更集中一点，而“文革余孽”也不是一种新人类，其行为方式也并不迥异于今。换言之，我们都是“文革余孽”！ 你已经看出来了，我是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论者，不使用把任何一个时期割裂开来的思维方式。而你为什么要专门把文革拎出来，仿佛那不是你的历史，而是外星人的历史似的？原因不在于文革多么特殊，而是文革成了一个禁忌，越禁忌越神秘，越禁忌越特殊，越禁忌越无知，直到你以为那时什么都跟现在不一样。 总之，如果你把文革当成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一个阶段，将便于你理解文革，也便于你理解今天。当然文革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概括地说，它最主要的特点在于 “无法无天”。那么，我们来讲一下文革的“法”和“天”有什么不一样，跟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跟整个六十年有什么不一样。 文革是新中国的无数政治运动中，官方惟一自动承认失败的一次。也是惟一被官方总结出“损失”数字的一次。先不说为什么有这两个惟一，先看看以下的数字：“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一组数字是网上来的，出自官史《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据称是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统计出来的”。没有别的渠道能得到这方面的数字，那么我们就认为它“基本属实”吧。 这个数字“够恐怖”吗？够恐怖了！在和平年代，没有外敌入侵，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就自己折腾死这么多人。这个数字“最恐怖”吗？不是最。它可能没有超过同样发生在和平年代的土改和镇反，后者是官方从来不公布的，文革期间官方机构曾经瘫痪，后来还费力去统计，土改镇反时期，政权正在效率最高的时候，所杀地主反革命应该可以准确到个位数。这一数字“最悲惨”吗？不，远远不是！一九六零年前后，短短两三年内，饿死人数超过土改、镇反和后来的文革死亡之和的若干倍。归纳一句话：文革十年不是前三十年最悲惨的时期。 那么，为什么只有文革被官方“彻底否定”？关键在于文革跟以往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不一样的是，这次运动中受害的，除了平民，还有官员。另有数字说，文革中有“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文革，是新中国惟一一次“官民互有死伤”的内乱。官员死亡十余万，跟平民死亡的比例达到一比二十，太高了，任何一种战役指挥员的伤亡都不应该这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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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和镇反运动（镇反其实从未间断过），都是官方掌握的，针对“敌人”的。大跃进，只饿死农民。而文革，除伟大领袖，大多数官员陷入危机，直到性命不保。文革惟一的特殊性在于，平民可以造官员的反，而且是“奉旨”造反，获得了正当性甚至神圣性，人民陷入了广场的狂欢。官员一当被称为“右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像平民被定义为某种“分子”一样，立即就遭了殃，当时的官员遭殃之密集，有如当今反腐的成果。 还得说明的是，并不是整个文革十年官员都在遭殃，而平民的伤亡却是持续不断的。“奉旨造反”其实也是一个“阳谋”，圣旨是不断变化的。文革不断深入下去，革命者不断被“掉队”，牺牲。而官方实际上是可以收拾局面的，伟大领袖去世，从中央到地方抓捕“文革分子”，文革立即结束。文革就是这样一场“有组织的混乱”。 有人统计过，新中国前三十年，产生过将近两百种跟刑法无关，却能置人于死地的“罪名”。例如，各种“分子”。把你称为某种分子，你就隔死不远了。劳教，不用有罪也不用审判，劳教了你就是劳教分子。劳教完了，你还有一个罪名，叫劳教释放分子。把你拉出来斗争和痛打，因为你被称为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落后分子。所有这些针对平民的暴力，都不是文革十年所独有。 然而，正由于文革是一个使庄家也不免玩成输家的游戏，所以在文革结束后，复辟的官员们才痛彻心肺地把它称为动乱，浩劫，还常常还在这些程度已经很深的词前面加上“史无前例”的前缀，并由衷地认为不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了。 否定文革一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也演变成惟一被官方允许的民间倾述苦难的道具，但其它任何一次只针对平民的灾难，则成为牢不可破的禁忌。病态的历史观使平民们把因为政治运动而死亡的同胞掩埋以后，就“团结起来向前看”了，最后只记住他们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大人物们在文革中受难。 今天还有另一种“文革遗民”，他们怀念“文革大民主”，希望重返继续革命的道路。根据伟大领袖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始终认为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今天，也就是官场腐败分子——造反，天经地义，包括采取“革命手段”——即今天的主流渠道不断重复的“红色经典”中宣扬的那种暴力手段。 这种革命思想容易理解，因为它就是官方意识形态本身，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时间和场景不对——既然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你还继续革命，不是革自己的命了吗！很明显，这种革命思想的复兴不是社会安全的好现象。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有关方面确认他们为“正能量”，而对主张走出文革和非暴力的人们，却视为对头，严防死守。（201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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