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我看清华文革
五月 14, 2019 			 editor			 思想视野				                 
		 
						 			 
											 											 										 
		 
清华文革是整个文革的缩影；就单位说，清华文革是文化大革命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

一位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三年级学生郑易生说：“与中央的政治斗争直接相连互动无疑是清华大学文革历史引人注目的原因。”（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数）又一位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一年级学生唐伟说：自王光美当了清华工作组的顾问，“从此清华文革就和中南海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295—296页）这话都很精辟，非常深刻和到位。

因此，研究清华文革，不仅对清华来说重要，而且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即是研究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可或缺的环节。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而直接的目标就是打倒刘少奇。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的斗争，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位列第一的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两个主席（从1959年开始，国庆时两个人的标准像并列在《人民日报》的头版）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顶级的斗争（按照传统习惯的说法：顶级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和刘少奇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就在清华。对清华文革，毛泽东和刘少奇都积极主动介入了，其表现也都非常突出和充分。因此，研究清华文革，不谈毛泽东、刘少奇的斗争即“中南海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亦即“中央的政治斗争”，就忽略了事物的根本，就不能透底和彻底。无数事实证明，整整十年清华文革，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清华所进行的所有大的斗争，基本上是“中南海两个司令部斗争”即“中央政治斗争”的反映——这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可以与之相比的。我不揣冒昧拟从这个角度谈谈对清华文革的看法。首先谈刘少奇和清华文革。

刘少奇和清华文革

刘少奇是怎样积极主动介入清华文革的？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即11月10日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而大家普遍认为，即人们的共识，文革从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开始。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刘少奇主持的。当时，刘少奇的行动似乎表明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和想到《五一六通知》提出的“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指他。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他要履行作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负责人的责任，其态度是非常积极的。

毛泽东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开始，因为这是他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报纸陆续纷纷转载，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轮大批判的浪潮。在北京由批判吴晗扩大到批判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人既合作又各自写的杂文“三家村札记”。全国各地积极仿效，到处批“三家村”、“四家店”。神州大地，烟雾弥漫，火药味很浓。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前一天，即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得到康生妻子曹轶欧支持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说北大党委根据北京市委的“黑指示”，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掀起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压制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大多数师生的反对，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派人严厉批评聂元梓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而正在南方“踏芳枝”的毛泽东看到康生报送的刊有这张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印发的《文化革命简报》，兴奋异常，于6月1日在简报上批示（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第五卷第589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注书名、卷数和页数）：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时全国震惊，举世瞩目。这张大字报像一个火球投入干柴，引起铺天盖地的燎原大火，烧向中国各地一个又一个“反动堡垒”！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跟各大区负责人说：“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 8月4日康生在北大全校万人大会上讲：“伟大、英明的领袖接到大字报（指聂元梓的大字报），立即采取行动，一日下午四时通知我，要马上广播。我看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得到解放了。”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也说：毛主席批发一张大字报，“把全国全发动起来了”。自不待言，北京大学的近邻清华大学听到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风生水起，波滚浪翻……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怎么办？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不能不应对，不能不立即应对。他想到的办法就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派工作组。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出以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为组长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该工作组于6月1日进驻北京大学。6月3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6月8日（有说6月9日）起，一个528人的庞大工作组陆续进入拥有两万多人的清华大学。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已表示怀疑，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好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当刘少奇等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时，毛泽东要刘少奇等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6月10日，毛泽东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谈话，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参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5页、《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22、1417页）——看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是不主张派工作组的；但他也没说把已派的工作组撤出来。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派不派工作组问题上，刘少奇和毛泽东是有不同主张和意见的。

毛泽东让刘少奇所谓“相机处理”，通俗地说，你看着办吧！这不是什么真正交心的话，而是深含玄机：看你（刘少奇）到底怎么办？我这里正等着呢！——对大政治家的话，实在不可以常人之思度之。

自从延安整风以来，在党内毛泽东的意志违拗不得。而在文革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的意见也表述得够明白了。不知为什么长期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没有认真听取毛泽东的意见，相反，固执己见，自行其是。虽然邓小平、陶铸等都支持他，其做派和行为，也实在令人难解。

工作组的使命就是到所在单位领导文革。6月8日陆续进入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很快接管了清华大学党委及各级党组织的大权。宣布从蒋南翔起一大批党政干部是“黑帮”，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

清华大学工作组不可小觑，那是庞然大物！它不仅人多，其成员更非寻常。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副组长是冶金部副部长周赤萍和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一个正部级干部，两个副部级干部，尤其有国家第一夫人王光美作为顾问，率领500多人，其声势和气魄，蔚为壮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光美担任这个工作组的顾问——这是什么意思？众所周知，1964年，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创造”了一个“桃园经验”供全国学习，这回是不是刘少奇要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创造”一个“清华经验”供全国学习呢？

刘少奇为什么选定清华工作组让王光美当顾问？其中原因，我认为大概是：北大，毛泽东已做过批示，显然他不会再选北大工作组，因为那是附和毛泽东。在当下他不愿那样做。他要独立创造经验。清华和北大齐名，——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女儿在清华读书，因而清华工作组成为刘少奇所选择的让王光美当顾问的最理想目标。

王光美在清华大学直言不讳地讲：“我代表少奇同志……”。（129页）可以说，王光美是刘少奇在清华的眼线，也是清华工作组幕后的实际操纵者，而清华工作组的人从组长到组员也都惟王光美之命是从。

清华工作组，在清华四五十天的时间里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打击蒯大富，批判所谓“蒯派”。

蒯大富，当时是三年级学生，21岁，入党积极分子，还上过《人民画报》。他热衷于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文革开始，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校不久，他就对工作组有意见。6月16日，即工作组进校第9天，就写了《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认为“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而在6月21日他又在别人的大字报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都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这对清华工作组以及王光美无疑是一个严重挑战，“是可忍，孰不可忍？”蒯大富自然而然地成为王光美以及整个工作组的“眼中钉”、“肉中刺”和“心腹大患”，于是从“批蒋（南翔）”、“斗黑帮”转而采取1957年“反右派”的策略，倾全校之力对付蒯大富，“反蒋必先反蒯”——“反蒯”成为清华工作组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工作组把蒯大富定性为向工作组夺权的反革命分子。事实表明，在这场斗争中王光美和刘少奇起了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6月24日晚，贺鹏飞（贺龙元帅的儿子）等人受工作组指使，组织一批人和蒯大富辩论，实际上是批判。在辩论过程中，刘少奇之女，当时清华学生刘涛，曾给她继母王光美打电话，然后跑到台上说：“我妈妈说了，工作组是正确的。”（273页）

毋庸讳言，王光美（以及刘涛）肯定每天都会向刘少奇汇报清华的情况。1966年7月3日，刘少奇在听取了王光美和刘涛关于蒯大富情况的汇报后指示：“‘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一派搞成少数，批判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389页注2）

王光美也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谈过蒯大富的问题和情况。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说：1966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我跟陈伯达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他不愿意张扬，在清华大学的大门外就下车了，步行进去。看大字报，一直看了好长时间。别人都不认识他，后来被派驻清华的工作组的成员发现了，就问我们工作人员说：“他是陈伯达同志吗？”我们说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工作组人员又来了，说：“伯达同志，光美同志请你，她出来不方便，所以让我来请你到休息室坐坐。”陈说：“不用，不用，我就是过来随便看看。”后来又来了一个人请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在会议室坐了没几个人，穆欣在我旁边坐着，他那边是王光美，还有请我们进来的那个人。王光美开始时对我有点怀疑，以为我是学生混进来的。她小声问穆欣，穆欣笑着说，他是王秘书。这个时候王光美才开始放开说话。她主要讲蒯大富，怎么“反革命”，怎么厉害。陈问，这个人是个什么人？——给蒯大富写的大字报很多呀。王光美说：哎呀，这个人，反革命气焰相当高！我们就组织一些人和他辩论，他很厉害，在台上我们几个人轮流上去和他辩论都辩不过他，毛主席著作和马列的书他知道的可多了，都是一段一段地引用。我们觉得他这个反革命一定是外面有人支持他，要不开会他怎么能一次一次和我们辩论呢？夜里我们派人守着他，清华大学四周的围墙我们都看住，看是不是有人翻墙过来，后来没有发现翻墙过来的。我们又怀疑他家里可能有问题，我们就派人到他家乡去调查，结果发现他家不是地主，是中农（按：实是贫农——笔者）。王光美说这些话，是我印象最深的。陈伯达始终没有表态。因为我自己还是第一次遇到“蒯”这个姓，印象也特别深。后来，王光美坐伏尔加到钓鱼台15楼找过陈伯达两次。来的时候她都没上楼，就在一楼会议室，他们两个人谈，不知道谈了什么。（参见王保春、王文耀《我们所知道的陈伯达与江青》，《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第37—38页）王文耀说不知道王光美和陈伯达谈了什么，我分析恐怕主要也是谈蒯大富“反革命”的问题。

从王光美向陈伯达谈的这些情况看，清华工作组对他们所认定的“反革命分子”蒯大富是采取了严厉措施的，不仅和他辩论（实即批判），而且把他关押起来——蒯大富还采取绝食抗争。清华工作组不止对蒯大富这样，还把和蒯大富具有相同观点的人以及和蒯大富有这样或那样关系和联系的人，打成“蒯派”，进行批判和斗争。 从6月24日工作组组织人和蒯大富辩论以来，进行了近40天的反蒯斗争，把700多名师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还整死了一个人，另有数名受迫害者自杀未遂，清华园内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277页）十分清楚，这是一场和1957年清华“反右派”斗争难分伯仲的政治运动。

讨论到此，人们不禁要问，刘少奇是不是仅仅在清华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场新的“反右派”运动呢？不，绝不仅仅是这样。而这就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采取的基本的和普遍的方针和政策。我们放眼看看，刘少奇在其他单位以及整个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做法。

举个北京师大一附中的例子。当时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并由他女儿向该校传达。 6月9日，第一批工作组进校。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刘超。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校长兼党总支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及老师和老师、学生和学生之间互相斗争，甚至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做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6月20日，该校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为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像）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关于北京师大一附中的材料，参见肖喜东《1966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华夏文摘·增刊》第273期，引用时改动了个别叙述文字；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4——1025页)

刘少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精神，不仅在北京贯彻执行，也在全国各系统和各地贯彻执行。刘少奇不断以中央名义批转文件，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

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和《批转西北局》时指出：“当牛鬼蛇神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1966年6月2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批转》中的批语全文为：“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除此以外，刘少奇在6月和7月还以中央名义批发或批转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央批转华东局》（1966年7月6日）；《中央批转北京市委》（1966年7月6日）；《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同意》（1966年7月11日）；《中央批转东北局》（196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1966年7月21日）。

总起来说，清华文革就是刘少奇指导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最直接的“试验场”、“演练场”。清华工作组在王光美的“顾问”下也确实迅速地“创造”了在文革中“反右派”即“反蒯”的经验。因而，刘少奇的命运也就看毛泽东对他这套做法是持何态度了。

毛泽东和清华文革（上）

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怎样积极介入清华文革。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直接目标就是要打倒刘少奇——这已经成为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这是我们讨论毛泽东怎样积极介入清华文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该清楚和明白，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并非始于文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们不必追述太远，就从“大跃进”失败后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说起吧。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关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借湖南农民之口，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对这些听起来颇有刺激性的话，毛泽东不会愉快。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我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指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5页)

1964年夏，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到许多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陪夫人做报告，这在中共党内还绝无仅有。毛泽东说：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57页）8月初，刘少奇在一次北京干部大会上讲话，其中讲到“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 。”江青听了这个报告很不满意，哭着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说“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了以后作报告反对斯大林，你还健在，人家就这样做了。”这是江青亲口跟我说的（时任江青秘书），她没告诉我毛泽东的反应；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他一定会把这件事牢牢地记在心里。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召开的关于“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分歧公开化。刘少奇说：“四清”中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不赞成。他说，要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种矛盾交叉。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1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二十三条》，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认定：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66—1384页）

1970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下决心把刘从政治上搞掉？毛说：1965年1月，《二十三条》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参见《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王年一主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497页）——一年多以后，即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真地成了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又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18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592页）刚刚通过的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已经把刘少奇比喻成“现在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里则进一步直白地把刘少奇说成伯恩斯坦、考茨基，或赫鲁晓夫了。由此足见，长期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之被取代、被打倒，——必然和必须之被取代、被打倒，已经只剩下一层没有被捅破的窗户纸了。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毛泽东如何看待刘少奇积极介入清华文革的态度与做法，亦即他们在清华文革问题上的斗争。

刘少奇在清华文革问题上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文革一开始，就向清华派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并让他的夫人王光美任该工作组的顾问，以便于他直接领导和指导清华工作组的工作，即直接领导和指导清华的文革运动。清华工作组在清华究竟干了些什么？从前面叙述中清楚地看出，他们在四五十天的时间内搞了一场简直比1957年清华“反右派”还严重的（换句话说，也是不分伯仲的）“反右派”运动。这，刘少奇负有直接和主要的责任。

欲擒故纵。刘少奇的“把柄”被毛泽东抓住了！清华工作组在清华批判蒯大富搞“反蒯”斗争，毛泽东虽然在外地，也是一清二楚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6月底7月初到清华所看到的无数批判蒯大富的大字报以及王光美向他反映的蒯大富的种种“反革命”情况，他能不立即向毛泽东汇报？还有《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的《文化革命简报》、文汇报的《情况反映》等等渠道。毛泽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要打倒刘少奇，因而对刘少奇一举一动，都不会放过。

毛泽东1966年7月18日从外地回到北京。刘少奇立即前去汇报，毛拒而不见。毛很快就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望蒯大富。王力文革后回忆说：他们去时，“蒯大富被隔离在宿舍，我们听取了他的申述，对他说：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会恢复自由……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动。我们没说要释放他，可是我们一走，他就恢复自由了。”（参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11页）

这里，插一下毛泽东对北大 “六一八事件”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根本不同：刘认为是反革命事件，毛认为是革命事件。王力回忆说：“北大六一八简报是刘少奇批的，康生、陈伯达都画了圈。简报说对‘反革命事件’要镇压，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国仿行。……六一八事件经过，大体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组，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斗的作法，有害于革命，已经被坏人利用。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毛主席只知道北大工作组把群众说成反革命不对，毛主席认为是革命事件。……他当时还不知道有少奇同志批语。直到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北京，十一中全会开会以前，康生发现全国都发生工作组与群众的冲突，他认为来源于少奇同志批语。可是他查了档案，看到简报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划了圈。他在文革小组里说：‘到处发生这个问题，和中央批语有关。我把批件揣在口袋里，几次想告诉毛主席，到现在没有拿出来。’张春桥一听，马上把文件要过来，并马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大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当时不但骂刘少奇，还骂了康生。因为张春桥告了康生的状，说康生把简报揣在怀里很久没有拿出来。毛主席说，要康生这种人什么用处？……”王力对这件事发表议论说：“总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毛主席的大字报和换接班人的决心来源于此。其他学校发生的类似事件并不重要。”（参见《王力反思录》第607—609页）——王力对“六一八事件”的叙述非常重要，但他的议论并不完全正确，这点只要看看毛泽东对清华工作组“反蒯”斗争的看法和处理就清楚了。

7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600页）

7月24、25日两天，毛泽东连续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央局书记谈话，说：“不要搞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工作组“阻碍群众运动”。“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22—1424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601—603页）不消说，清华工作组也在“撤销”之列。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据参加这次大会的陈小鲁后来回忆说：“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陈小鲁《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蒯大富也被通知（这是最高指示！）参加这次大会。——从“反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蒯大富参加这个会，兴奋无比，欢呼雀跃，回清华后，就神速地贴出大字报，宣布：“我见到了毛主席！”——这在清华是一个惊天动地的霹雳消息。

在毛泽东和清华文革问题上，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这是毛泽东非常高超、无与伦比的一招！其作用重大，寓意深刻。

毛泽东为什么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是全国最忙的人。毛泽东之所以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一定是他发现了清华文革的问题——大问题，亦即刘少奇的大问题。委托其他任何人都压不住阵脚。而周恩来也是最忠于毛泽东的人之一。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动农系六年级学生杨继绳，在1966年7月30日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时，问周：“对毛主席的话要不要一分为二？”周立即回答：“那可不能一分为二！他的讲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的。”（5—6页）周恩来还说过：“衡量真理的标准，就是毛泽东思想。”（周总理1966年10月3日接见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这两句话清楚明白地表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正如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的学生孙怒涛所说：“周恩来是个紧跟毛泽东，按党性原则办事的大人物。”（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