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清华文革问题上能代表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非周恩来莫属。
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他如果不得到林彪（军队）和周恩来的支持，是不会也不可能采取切实地打倒刘少奇的措施的。1964年底和1965年初，毛泽东一方面尖锐批评刘少奇，一方面高度称赞周恩来，他为1941年写的批判“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批语之“三”即“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三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的批语中说：“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总理的名字“应该删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5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1996年版第49—50页），有理由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行动中的一个带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部署。周恩来是政府系统的领头人——最有威信的领头人。周恩来所代表的是一个重要方面军。对此，毛泽东了然于胸。他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也就把周恩来推到了刘少奇的直接对立面。通过历史经验和现实观察，毛泽东相信周恩来一定会站在他这一边。
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委托过问清华文革，他在“日理万机”中把这件事情作为最最重要的任务，即首位的任务，进行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
7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两个座谈会，一个“临时筹委会”（工作组临撤走前扶植的一个组织，其所执行的是“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头头（3小时），一个是批评工作组的学生（3小时），了解清华文革的情况。
8月1日，周恩来两次两次接见蒯大富（一次凌晨，有说这次这次刘泉、刘才堂参加了；一次在晚上）谈话长达6小时。一开始，周就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蒯大富也向周恩来保证：“总理，我向毛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
周第一次见蒯大富过程中，贺鹏飞两次进来要求听听，但都被周拒绝了。
第一次和蒯大富谈话时，周恩来只带了他的秘书孙岳，第二次却叫上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第二次谈话，周也让蒯带了三个人。因为蒯曾失去自由18天，这18天的情况可由他们补充。
谈话最后，蒯大富说：“总理，我讲完了，我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都是真实的想法。”
周恩来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谢谢你了。我今晚还有个会，没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点夜宵，马上送来，再见。”
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时机械系四年级学生胡鹏池，在叙述完周恩来两次和蒯大富的谈话后，无限感慨地说：“一个八亿人口的现职总理，竟然在24小时内花了整整6个小时听一个大学生的独白，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279—280页）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8月1日到3日，周恩来连续几天紧张地找王光美、叶林谈话，找工作组成员、找学生谈话，还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其内容无疑都是谈清华文革的问题。当周恩来摸清了清华文革的情况，向毛汇报并得到指示后，于8月4日晚带着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100多名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到清华大学开文革现场会，亲自宣布为蒯大富平反。（281—285页）
我们看到，把蒯大富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是最高层领导（刘少奇），为蒯大富平反也是最高层领导（毛泽东）！也正因为毛泽东通过周恩来掌握了清华文革的情况，特别是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蒯大富这个典型——被贯彻执行刘少奇文革反右路线的王光美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典型，即蒯大富是与以王光美、刘少奇直接进行斗争的标志性人物，以及他了解和掌握的其他单位（如北大）的文革情况，还有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与毛泽东也有龃龉：8月1日，刘少奇对派工作组解释说：“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即刻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8月2日，刘少奇说到派工作组问题的责任：“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26—1427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606页）毛泽东认为，时机到了，成熟了，下定立即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并付诸行动。于是，8月5日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收网”，即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不难看出，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按照他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对刘少奇1962年以来，特别是文革中思想和行为的画像，是对刘少奇的政治死刑判决书。
8月6日，接回在大连休养的林彪，毛泽东亲到林彪住处探望，嘱其接班。8月7日，毛泽东这张大字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印发。正是根据毛泽东这张大字报，改变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原来的议题和议程，增加了改选中央领导机构的议题和议程。通过“全会选举”，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也就是被拉下马，而林彪则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新的接班人。
这张大字报已指出，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云云，到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又把刘少奇在文革中派工作组的方针和政策进一步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就是提出和推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使用的指导文革的基本概念之一。它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刘少奇指导文革的方针和政策，其实就是毛泽东在十年前（即1957年5、6月开始）所提出和执行的“反右派”的一套。1957年毛泽东把“反右派”称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亦即“反右派”的方针政策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什么在1966年文革中刘少奇执行这一套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一时，彼一时”也。毛泽东“与时俱进”，他的政治需要变了，斗争的主要对象转移了，十年前他反的主要是党外的“敌人”；十年后，他发动文革，反的不仅是党外更主要地是党内的“敌人”——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明就里（用当时许多领导干部流行的话说，就是“不理解”），沿袭陈规，非但得不到毛的认可，反招毛泽东更加不满。十年前，反对党委，甚至反对某个支部和党员，中央高层都一致认为是反党，声称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十年后，毛泽东明确宣布，反对某个党委（包括省市委）并不就是反党，他甚至号召“向中央进攻”。“踢开党委闹革命”，没有考证出何人、何时提出，但作为文革初期造反运动中的口号，那是神州大地叫得最响，也是最符合当时毛泽东思想实际的口号！
谈到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居然有人说，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参见《刘少奇和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如果说，建国后，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治国理念有别，用路线的话语说，刘少奇的路线也许比毛泽东的路线有更多正确的地方，但就文革的路线来说，就很难做这样的区分了。三十多年前“拨乱反正”，为了平反冤假错案，为冤屈者恢复名誉，这样说——刘少奇的文革路线“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也许还情有可原。那时，文献资料鲜少公布，人们的认知也很有限。到了21世纪，随着史料的大量公布和挖掘，特别是人们对历史的研究越来越趋于理性，还置基本史实于不顾，再做这样的粉饰，实在令人遗憾！
在文革中，毛泽东让刘少奇“相机处理”，实际上，这是一个“圈套”。面对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按照中国共产党传统的工作方式大派工作组，大抓“右派”，恰好陷入了毛泽东为他所设计的“圈套”，走进了死胡同。我们设想刘少奇不派工作组又怎样？难道毛泽东不会说他“放弃党的领导”——对党的领导人来说，这也是非常严重的致命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不就是一个更清楚、明白的证明？！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就“靠边站”了——不仅仅是“靠边站”，他虽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但都是名义上的了，他除了不停地检讨和接受批判、斗争，一直到1969年悲惨地死去，再没有做党和国家的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他作为常委没分工管什么工作，这点和邓小平不同，他连会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都被停止了。其实，1966年8月5日，即毛泽东写《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当天，也就是八届十一中还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8页）这就是说，刘少奇被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完全打倒了！这就是一个被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奉为第二号开国元勋的命运！
刘少奇作为依照宪法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被毛泽东仅仅200个字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打倒了，这是文革中违背宪法破坏法制最严重最恶劣的案例。刘少奇是文革中被整，以致被整死的级别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株连妻子、儿女，以及不计其数的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无疑是文革中天大的冤案。这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刻骨铭心的，也是需要大家来共同反省和反思的。刘少奇这样一位开国元勋，遭此残酷迫害，太值得人们同情了，——为刘少奇平反，天公地道，天经地义！但是，如果因为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就否认或掩饰他在文革初期（我指的初期，是从1966年5月文革开始到1966年7月底）所实行的方针和政策的错误，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刘少奇在文革中是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不小的加害者——并且首先是加害者。对由于刘少奇的错误造成的冤案涉案者也应该同情和平反，否则，同样不公道——对此，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文革史研究中，仿佛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蒯大富反复说：“刘少奇把我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把我解放了；她（指王光美）不向我做检讨，我为什么要向她做检讨？”这是他刻骨铭心的文革情结。文革后，王光美利用权力把本想在首都落户发展的蒯大富赶出北京，其襟怀和风格实不足道。
淸华是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与刘少奇的文革路线一个极为重要的交汇冲突点，再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和地方可以淸楚体现出这两条路线的具体分野和冲突了。
从刘少奇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文革路线根本就是他“四清”思路的重复。他一点没有从1964年底至1965年初，搞《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对他的严厉批评、甚至声言很容易地就可以把他“打倒”中省悟出什么，这是很令人奇怪的；相反，他在文革中放肆地沿用在“四清”中以及中国共产党1957年“反右派”的方法,矛头向下，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大抓“右派”和“反革命”。毋庸置疑，按照刘少奇的路线去搞文革，对国家和民族同样是一场灾难和浩劫。对此，刘少奇指导清华文革的情况已经清楚地表明了。
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和刘少奇的文革路线，有一点极为相似，就是他们二人都搞“夫人参政”。刘少奇首开此恶例。本来是他指导夫人王光美在“四清”中所创造的所谓“桃园经验”，竭力宣传其普遍意义，大肆向全国推广。在文革中又想指导王光美创造“清华经验”——结果不妙，夭折胎中。刘少奇让夫人参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明目张胆地干过。在刘少奇之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初期搞的“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才是让夫人江青明目张胆参政的重要一招，和刘少奇指导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比刘少奇走得更远，他在文革中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排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前，实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掌权人），并让江青在“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还是刘少奇的文革路线，都是祸国殃民的“左”倾路线。
毛泽东和清华“文革”（下）
到此，刘少奇和清华文革的瓜葛就算完了，而毛泽东和清华文革的关系还在继续并且一直到他逝世。
1966年8月21日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大字报，这无疑是刘涛受她爸爸在清华文革中犯错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取消接班人资格影响表示拉开距离而写的一张大字报。
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授意下，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6000多人的队伍到天安门，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没法考证这件事情事前毛泽东是否知道，但确为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大业立了大功。
1966年12月30日，毛泽东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到清华大学接见刘涛，这是拉拢刘涛，教育她站稳立场，“大义灭亲”，揭发刘少奇，刘涛很乖，接着就写了《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1967年1月2日）的长篇大字报，表示“与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大概就因为这件事（或这个原因），在文革后王光美不让刘涛参加刘少奇的追悼会。
1967年4月10日，以蒯大富为头头的清华造反派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还有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许多领导干部陪斗。在这次批斗大会上，让王光美在还十分寒冷的初春身穿旗袍、头戴洋草帽、颈挂乒乓球做的项链（代替金项链），对她进行人身侮辱。让王光美以这种行头和面貌出现在批斗大会上，这是谁的主意？直到文革结束几十年以后才揭开谜底。据知情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在2008年写的《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披露，这是江青的“旨意”。江青把她这个主意告诉王力、关锋，而王力、关锋又告诉王广宇，让他向清华井冈山办公室主任潘剑虹传达，并嘱小潘一定“保密”，不要说这是谁（指中央文革）的意见。让小潘就以自己建议的名义向总部提出，小潘照做了，并被总部采纳。所以，连蒯大富都屡屡表示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鬼点子”。若问江青为什么要这样做？照我看，作为女人的江青，一则发泄她这个中国第一夫人对王光美这个中国第一夫人名扬世界“风光”的嫉恨；再则，也是反映她在文革中以“整人为乐”的阴暗心理。
古语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没有外“侮”，内阋就起了。古今中外的社会组织，莫不如此。细按1967年和1968年各地、各系统、各部门的武斗，有许多都是在造反派内部分化的两派中开展和进行的。清华也这样。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内部也逐渐分裂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
1967年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们绝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钻进干部队伍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估计得过多，如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干部，也是敌我不分，那是很危险的。”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十七年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十七年的伟大成就。”
紧接着，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5期上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红旗》杂志《必须正确对待干部》这篇社论，特别是《红旗》杂志调查员这篇以清华大学为素材的干部问题的调查报告以及为此配发的评论员文章，犹如几枚重磅炸弹投落在清华上空，在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爆炸开来，使各纵队、各战斗组织之间早已存在的分歧和对立骤然加剧，他们迅速地分化组合，形成鲜明直接对立的两派。这两派在如何估计清华十七年和干部状况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核心认为对清华要“彻底砸烂”，以沈如槐为首的一派认为清华十七年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即“红线主导”。
到4月14日，以沈如槐为首的一派成立“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简称“414串联会”。
414串联会，名义上还在井冈山兵团内，5月29日成立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简称“414派”或“四派”）公开分裂出去；以蒯大富为首的一派仍称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或“老团”。“团派”和“四派”，人数都很多，团派一万多人，四派七千多人，谁也不服谁，都自诩自己这一派符合和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两派斗争尖锐。比如解放干部，你要解放谁，我就抓谁、斗谁，从张三到李四，轮番进行，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谁也不懂得妥协。团派骂四派“右倾复辟”；四派骂团派“极左”。
团派和四派从小磨擦到大斗争，口诛笔伐，双方都采用断章取义、添枝加叶、上纲上线等手法，唇枪舌剑一年多，结果酿成了从1968年4月23日到7月27日大武斗，双方动用的武器不仅有石块、长矛，还有真枪实弹，这场武斗，双方死12人，伤难计其数，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
这场大武斗是清华文革史上的大事件，也是清华文革的转捩点：清华文革从此开始走向一个新阶段。
这场大武斗是怎样结束的？不是双方妥协停战。其结束是靠了外力。——这外力不是别的，而是毛泽东或者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数十个工厂企业调集工人、干部三万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清华人（包括蒯大富等人）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于7月27日上午——也正是武斗还在进行的时候——进驻清华，“四派”热烈欢迎，“团派”认为有“黑手”，悍然开枪，打死5人，伤731人——清华大武斗居然是以这样的形式结束的。
7月28日凌晨2时多，……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严重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地）反了？”（参见619页）毛泽东立即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湖南厅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迟到）、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毛泽东以下党政军首脑（除极个别的如张春桥可能不在京以外）悉数出席。谈话时间长达五个半小时。
毛泽东亲自出面召见造反派这在文革中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谈话内容非常广泛，召见时间长达5个半小时。这次召见因工宣队制止清华武斗的事引起，我们只谈与清华有关的事情。毛泽东对蒯大富说：“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又说：四一四认为“打江山不能坐江山，蒯大富夺权只能交给四一四。”“蒯大富，你真蠢哪！”“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反对工人，还开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毛泽东也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但间接打了招呼。”当召见结束，毛泽东刚离开大厅，突然又回来，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反过来又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毛泽东对蒯大富的护犊和宠爱之情殷殷。后来，蒯大富对毛不罪他开枪杀人之恩深深感激，没世不忘。蒯大富虽然受到毛泽东的悉心保护，但从“七二七事件”后，他的政治生命终究是完结了，“团派”和“四派”同归于尽。——这不仅是清华红卫兵造反派的末日，也是全国红卫兵造反派的末日。
毛泽东“七二八”召见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标志意义的大事。它标志文革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新阶段的含义有二：一是红卫兵造反派担纲的群众运动阶段结束了，开始了所谓工人阶级登上文革舞台和领导一切的阶段；二是这次接见发生在接近所谓“全国一片红”即文革势力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百分之八十（24个）都夺取和掌握了政权（剩下5个省、自治区正酝酿建立革委会，最后两个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成立革委会是1968年9月5日，距7月28日只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70页），这时毛泽东对近似全国内战的武斗局面再不能容忍了，文革全局马上就要由“乱”到“治”了，以后文革还在继续进行，那都是在文革建立的“新”政权即所谓“治”的条件下进行了。
到此，我们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清华文革问题上的斗争，抄录杨继绳给《良知的拷问》所作的《从清华大学看文革》的序中的几段话做为小结。
——“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争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最后毛泽东还是采取刘少奇的办法解决清华问题。’（1页）——这个概括，言简意赅。
——“不过，他派出的不是500多人的工作组，而是3万多人的‘工作组’。”（6—7页）——这个“工作组”就长期地留在了清华大学，成为清华文革新阶段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
——“造反派，当初作为毛整治官僚们的‘石头’，现在不仅没有作用，反而成了实现‘天下大治’绊脚石，成了‘新生政权’革委会的对立面。江青说：‘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毛泽东再次着重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10页；此话在过去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直接诉诸群众，需要“动乱”，而到所谓“全国一片红”即夺权在全国完成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动乱”了，要恢复秩序，清华的造反派，不，是全国的造反派，也就终其历史使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不仅如此，几乎所有造反派以后都逐渐成了弃儿、落难者，从“清理阶级队伍”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清查 “五一六”以及文革结束后“清理三种人”），造反派都是被整治的对象。历史捉弄人，在文革造反派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太突出，太惊人了！
毛泽东和清华文革的关系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一样长，一直持续了十年。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当年土建系青年教师陶德坚在《风雨人生》（1997年加拿大天下一家出版社）一书中说：“清华发生过多次牵动全国的事件”，在十年当中，清华“总是能创造出全国向他学习的经验”。（见该书第107、156页）此话一点不假。因为毛泽东派了他的机要员谢静宜和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迟群率领三万人的工宣队进驻清华，解决清华的大武斗，酿成了“七二七事件”，从此迟群、谢静宜也就成了大清华掌权者，因而清华的一举一动都和毛泽东息息相关。毛泽东声言：“谁反对小谢，就是反对我！”——“小谢”是毛泽东对谢静宜的昵称。所以，毛泽东和清华文革的关系，内容还很多很多。但我这次答问的主题和中心是讲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清华文革问题上的斗争，再罗列其他内容就冲淡这个主题了。所以到此打住。只再谈一件事情，这就是文革最后一年，即1976年毛泽东号召开展的维护和否定文革成果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即再次打倒邓小平的运动也是发源于清华大学。孙怒涛在《良知的拷问》中说：“自从工宣队进校以后，特别是迟群、谢静宜独揽清华大权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关怀下，清华出尽了风头。我常见到迟群在主席台上，挺着胸、昂着头、背着手，冬天的时候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地一副将军的模样。他专横霸道有时是无赖撒泼的作风让刘冰等党委班子都无法正常工作。于是通过邓小平向上‘参了一本’。这告状信被毛泽东批为‘矛头是对着我的’，由此引发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刘冰等四位告状者，随即被打倒在地。”（664页）事实证明，谢静宜，特别是迟群，在清华文革中，在整个文革中，都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起了很坏、很坏的作用。
就回忆文革来讲，在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或者在清华大学工作过的干部（包括教师）是做得比较好的，同其他大学或单位相比，也许是最好的。他们两个造反派（所谓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414派”）的头头都写了回忆录。在这里我特别向大家推荐前面已经提到的“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即 “414派”）的第二把手孙怒涛写的《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在这本回忆录的扉页上，孙怒涛写了这样四句话：
文革是一个大劫难，陷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文革是一场大地震，撼动了国本也震醒了中国心
 文革是一次大暴露，凸显一党极权体制严重弊端
 文革是一座大炼狱，拷问着每个人的道德和良知
我读了这本回忆录很受感动，我主动地为这本回忆录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书评《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从这一书名谈起》，我这篇书评现在从网上大概还可以查到。
以上是我对清华文革的一些看法，敬请方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作者是求是杂志退休干部）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9.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