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



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代》



汉朝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两汉共历400余年。这个时间，可以说非常长了，共历29帝，差不多也就是二三十代人。



如果单纯地理解钱穆先生所说：“当时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似乎可以认定，整个汉朝400余年，一直如此，一所大学，考试毕业分两科。



事实上并非如此。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此前有近约80年，汉朝并没有公学，只有私学。而汉武帝所建立的太学，规模其实很小，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人。

这个太学具体如何教学，我没有搞得太清楚，相关史料介绍并不详细，到底是五位博士各教一经，共带一个五十人的博士班，还是每位博士仅带十个人。当然，我以为，前一种可能更大。毕竟，如若一个博士带十人，太浪费师资，学生学习面也太窄。



何况毕业考试合格者分甲乙两科，钱先生的说法，甲科为郎，乙科为吏。我查阅的资料表明，甲科是指四经合格者，而乙科是指一经合格者。后来，甚至五经合格，才成为博士，也就是入了甲科。



显然，所谓甲乙两科，并非只是普通的考试及格，以成绩高下分科，而是以考试经科的数量分科。



也就是说，这五十个太学生，可以任选一科学习，也可以五科同时学习，否则，无法五科通考。



再考虑稷下学宫的传统，也是公开课的方式，五十人集中学习，可能性更大。



一个国家，仅选五十人，这五十人，自然就是人中龙凤，精英中的精英。如果按照钱穆先生所说，甲科为郎，乙科为吏，恐怕实在太浪费人才。



更大的可能，汉武帝设这个太学，目的还不仅仅只是招收人才，而是倡导一种学风，为士人提供一条入仕通道。至少，就此意义而言，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人都遵循着这条进入主流社会的人生通道，至今未曾改变。



太学仅招生五十人，既不能更多地招收全国人才，更不能满足仕途所需要。差不多三十年后，这条通道越来越畅通，事情证明，这个办法，比此前的察举制更为科学，也更能选拔人才，汉昭帝于是搞了一次扩招，将太学的名额扩大到一百人。



哪怕如此，分两科，甲科为郎乙科为吏，可能性仍然非常小。



其后很快到汉元帝，扩招到一千人，再到汉成帝，扩招到三千人，王莽时，扩充到一万人，再到东汉顺帝，建起了一个规模颇为壮观的学府，招生三万余人。



钱穆先生说甲科取为郎，乙科取为吏，恐怕是在此时。



此外，钱穆先生说，当时的国立大学只有一个。如果正确理解这句话，没有问题。钱先生所说的国立大学，是指太学。太学确实只有一个。



不过，国立之外，还有郡立。早在汉武帝兴办太学之时，便已经下令各郡国，也都要设学校。规定，郡和国设学，县邑设校，乡聚设庠序。校学设经师一人，庠序设孝经师一人。这里所说的经师，应该是指五经。也就是说，庠序教孝经，校学教五经。



由此，我们知道了，原来今天所说的学校，在古代是不一样的，或者说等级不同。太学是最高等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最高学府。郡和国所设的学，差不多就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高中，属于次高级。而校，又次一级，通常为县邑所设，应该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了。乡里就更低了，属于小学，或者识字班。



可见，由汉武帝而始，形成了公立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级的格局，也由此为后来科举制的三级考试制度，即乡试、省试和殿试，铺平了道路。



后代一直认定汉武帝是一位伟大的帝王，钱穆先生也说，汉代吏治为后世赞美。以我看，汉武帝或者整个汉代，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就是这四级教育体系的构建。



另一方面，我相信，这一制度最大的功劳，恐怕不是汉武帝，总设计师，恐怕是董仲舒。



董仲舒这个人，是儒家文化的奠基人。



近两千年后，一个新的结论横空出世，认定儒家文化害了中国人两千年，所以要全盘否定，要砸烂。



就我个人的看法，对于儒家文化的评价，要二分法。



儒家文化对于汉以后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尤其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确实居功至伟。至于另一方面，董仲舒所倡导的儒家文化，毕竟是一套维护君主制度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必然有其腐蚀的东西，糟粕的东西。



自然汉代确立儒家文化为国家主流价值观，儒家文化便奉为经典，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更改和革新。



任何一种文化、制度，一旦被奉为经典，便不能有一丝迭代更新，从而使得鲜活的文化变成了死文化。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病根所在。



除了儒家文化，董仲舒对历史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完善的公办教育体系。这个体系，直到五四以后，才被更先进的现代教育体系取代。之所以如此，犯的是同样的病，没有与时俱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自古就有教育公办和私办之分，或者至少自黄帝或者五帝时期，便有这一区分。



教育的公办和私办，对于政治进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不过，这种意义，似乎从未被研究过。



在竹简书写成为最基本书写方式之前，教育的普及程度非常有限，无论是公办还是私办，规模恐怕都非常之小。尤其私办，因为没有教材，仅仅只是老师口传，学生凭个人资质记忆，再由考试策问以试学生的学习成果。



竹简书写的出现，使得教育有了教材。



孔子一生，并没有自己写书，只是编了几部书。孔子所编之书，应该就是教材。哪怕后来的太学，也是以孔子的教材为主。至于稷下学宫时期的公学，其教材是诸子百家的学术著作。



从后世的教育现状而言，公立学校，似乎更注重培养公权思想，从政者更多，而私立学校，似乎更注重培养私权思想，从商者更多。



不知我的这一看法，是否印证了一个社会现象。



就当时历史条件而言，将全社会的精英集中于官场，这一指导思想并没有错。毕竟，当时还不知有物理化学等科学，虽然已经涉及天文，并且创造过伟大的辉煌，如中国的历法，直到今天，对于月的计算、四季二十四节气的计算、年的计算，堪称完美。



可惜，中国教育为仕途开辟了一条道路，却没有为文化的发展开创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