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苹果日报》我该怎么处理？”

最近我在电话中跟一个香港朋友聊天时，她突然压低声音问道，她指的是2021年被政府强制关闭的那份亲民主报纸。

“我应该把它们扔掉还是寄给你？”

这些日子里，我与香港朋友的谈话里经常出现这种低语。上周，香港政府颁布了一项严厉的国安法，这是2020年以来政府通过立法对香港自由的第二次严重打击。这项所谓的“23条”立法把一些没有明确定义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比如“直接或间接向外部势力提供有用信息”。

香港曾是人们可以不在恐惧中生活的地方。它曾拥有法治、热闹的出版业、控制权力的半民主立法机构。这些让香港拥有了中国内地望尘莫及的自由活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内地长大的人，都会唱梅艳芳等香港明星的粤语流行歌曲，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问题：自由是如此迷人和令人向往。

英国1997年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时，北京承诺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并最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香港人民曾诚心诚意地相信了这些承诺。

他们现在不再信了。现在，香港人正在悄悄地采取预防措施，把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留下来的书籍、T恤衫、录像片段、电脑文件和其他文件处理掉。那时的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其居民曾以对自由的热情渴望而闻名。

我曾开玩笑说，我从来不需要看《使女的故事》或《饥饿游戏》等反乌托邦惊悚片。作为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生活、工作了多年的人，我知道一边怀念着曾经的自由生活，同时受到愈演愈烈的镇压是什么感觉。

由于中央政府多年来不断违背承诺，香港人曾几乎每年冒着酷暑走上街头捍卫他们的自由。

2003年，50万人的示威游行迫使香港政府搁置了一次进行“23条”立法的尝试。2014年，数十万人曾和平地占领了香港中环长达79天，抗议中央政府确保只有被中共接受的候选人才能成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人选的做法。

但令香港人没有做好准备面对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上台，他从遥远的北京策划了又一场可怕的镇压。

2017年，我开始收到有关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语系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消失在中国西北部新疆“政治教育”营的报告。设法逃出来的人告诉我，政府突然关闭了新疆边境，让逃跑变得不可能，同时，曾经被接受的言论或行为——比如在邻居家祈祷——可能会导致入狱。干部进到维族人家中检查书籍和摆设。由于担心对中共不够忠诚而被失踪或被投入监狱，维族人处理了《古兰经》或阿拉伯文的书籍。一名男子告诉我，他烧了一件印有哈萨克斯坦地图的T恤衫，因为任何与外国的联系已变得危险。许多新疆居民是哈萨克族，他们在国外有亲戚。

随着这些镇压和恐惧故事从新疆传出来，香港人马上意识到了它们的意义。

2019年，香港政府提出了一项允许将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内地的法案。恐惧和愤怒——以及香港人民要尽自己所能进行最后一搏的感觉——引发了长达数月的抗议活动。

2019年抗议活动的口号之一是“今日新疆，明天香港”，我当时觉得它有点夸张。五年过去了，那个口号现在给人的感觉是先见之明。现在，香港人正在处理危险的书籍和T恤衫。我认识的一些人已悄悄离开了一个网上聊天群，因为该群里有外国的组织和个人；与境外机构或个人联络可能会给群里的香港人带来风险。还有人正在退出社交媒体；数万人已离开了香港。

中央政府2020年对香港实行国家安全法后，政府用该法监禁了香港民主运动领导人，摧毁了香港民主运动。现在仍有1000多人被关在狱中。由于担心被捕，独立的工会和媒体纷纷解散。图书馆从书架上撤下了数百本书。电影和戏剧受到审查。公务员不再能保持中立，而是被迫宣誓效忠政府。

《香港国安法》和上周通过的“23条”立法使用的语言都宽泛模糊，它们是旨在将公民自由置于死地、将保护人民自由的机构变成镇压工具的钝器。按照“23条”立法，任何被判犯有参加“被禁止组织”的会议、或“非法”泄露定义模糊的“国家机密”罪的人，都可能面临十年有期徒刑。

中国政府将这些镇压表述为“法治”，来香港旅游的人往往看不到这座城市经久不衰的繁华外表下正在发生的变化。这让世界其他国家认识不到香港的现实，不能对受中国政府迫害的人产生同情，也感受不到他们在日益沉重的压力下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一名香港熟人告诉我，他认识的人已对自由的突然消失司空见惯，对这座城市及其代表的意义被摧毁冷眼旁观。但也有一些经过多年的磨练而坚强起来的人，仍表示了希望和反抗。在近20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形成的团结不会轻易消亡。皮尤研究中心本月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0%的香港人仍想要民主，尽管民主的可能性在今天看来是多么遥远。

中国政府想让世界忘记香港，忘记这座城市曾经的样子，忘记北京违背了承诺。但香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不要把目光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