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1978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20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 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 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20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 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

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 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 吃冰淇淋，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笑话不断。 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


生活不适应还好说，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 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 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

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产40万吨。 而国内，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 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人。 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20年。 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

代表团6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11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1984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 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 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 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

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 「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 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 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 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 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 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你这个中国土包子！」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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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