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 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 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 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

旧大学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治校理念根深蒂固。 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自觉，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教育独立」，此观念一经引入，便深入人心，博得共识，成为近代中国教育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


清末，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已提出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旨在 摆脱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 民国后，这一理念得以伸张。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即声称：「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 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编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 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 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在《论学潮》一文中道：「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 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


为了这一理念能成为现实，教育界人士曾作过不懈的努力。 1928年，北伐胜利，南北统一，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1930年1月，阎锡山与中央政府决裂，5月，中原大战开始，国民党力量也自北平退出，华北属阎锡山掌辖，由国民政府任命的清华校长罗家伦遭到阎势力的驱逐。 一个月后，阎锡山派乔万选接管清华大学。 乔本为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资历无大碍。 因清华师生对于地方军阀接管学校一事反感，恨屋及乌，乔万选上任之日即被学生拒之门外，连校园也未踏去。 当晚，校务会议致电阎锡山，反对其干预清华大学。 乔被阻后，学校在校务会议主持下，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长期拒绝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的企图也多次受阻。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也拒绝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拒绝开设政治课。

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张东荪，对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恭读总理遗嘱颇为反感，忍不住道：「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1920年，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 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第一条便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陈炯明一口答应，陈独秀遂放下党务赴粤，学校中绝口不谈主义。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兴起。 1928年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 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无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党义科」。 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牴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此课三年后即取消。


即使在抗战之非常期间，教育界仍与战时体制发生着牴触。 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独立」意见：「其涵义有三：

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

二、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 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

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1941年，接替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上任伊始便宣明：「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1946年，北大一旦复校，校长胡适便又重申：「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 他在《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一文中直言：「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在今日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潮流之中，以传教为目的学校更不 容易站得住。」

对于校务的干涉程度，有文化的政客，较之文盲的军阀为什。 曹锟任直隶督军期间，于1921年9月创办了河北大学。 他钻进教授休息室，见到教授即点头哈腰。 教授薪水很高，发薪时，曹锟还要来到学校，将薪水以红纸包裹，承在托盘上，敬呈教授。 当他看到有教授聚精会神于显微镜前做试验时，竟歉疚：「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儿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啊！」


张作霖，出身绿林，大字不识几个，但却特别重视教育，他曾下令将政府经费的40%投入教育，世界罕有。 1923年4月创办东北大学后，每逢过年，他都要身穿长袍马褂给老师拜年，打躬作揖后坦言：「本人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致谢 。」因为不懂行，所以将学校交由教授，自己则绝少干预校务，学校反办出了样子。

韩复榘主鲁七年，教育放手让何思源来做，且未在教育界安插过一个亲信，山东教育此间有了很大进步。

1949年后，中共领导一切，包揽一切，民间社会、士绅阶层遂消亡。 中共夺取了天下，也夺取了整个社会。 一个三人门市部，须有一名党员，十人门市部，须有一个党小组，再大一点就须有党支部了。 而在学校，党组织层层设立，政治课年年开讲。 在校中学生，虽说尚未步入社会，世界观尚未形成，竟有加入党组织者。 而政治课的开设，其目的在于灌输爱党爱国理念，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其效果到底如何？ 邓小平的一句话可概括之：「我们最大的失败是教育。」此「教育」，当指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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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何在？ 冯骥才认为：「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他还直言：「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 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学生们特反感还得学，计入 学分。」

章诒和也看到了这一点：「我常常觉得，什么都不要信，越是宣传的东西你越不要信，孩子们，我们不能太单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言词虽有些 激烈，但道理不错，皆真话。

资中筠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原因是已不认同当下的清华。 「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 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资中筠看到的不仅是结果，还有原因。


政治家以谋取现世幸福为目的，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追求，二者之别可谓大矣。 若以政治干预教育，以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可表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自认为教育经费由政府拨付，所以政治家干预起学校事务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仍以广东 人的一句口头禅指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经费乃纳税人的钱，岂是不力田不做工、高高在上的党派所能提供。

1932年张元济在写给胡适的信道：「近人将以党、国并称，弟窃恐二字不能并存，且恐并亡。」党与国，两码事。

讽刺的是，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周恩来畅谈军队国家化的文章：「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 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人民的军队。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那就会就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这里 只需将「军队」一词换做「教育」，也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