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轰动。在这一决定的领导下，“从重从快，一网打尽”八个字成了那个年代公、检、法部门的工作信条。

一时之间，一大批犯罪团伙被查获，社会治安问题得到了较大改善。而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决绝要开展“八三”严打，还得从三件大案说起，他们分别对应着三座城市——沈阳、呼伦贝尔、唐山。


沈阳
首先就是因为“二王”案而引起社会关注的沈阳。这“二王”指的是姓王的两兄弟，哥哥叫王宗𤤁，弟弟叫王宗玮。这两人出身还是相当不错的，父母都是体面人在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教书，不说含着金汤勺，起码也是衣食无忧。

可偏偏这种家庭里却教出了这样一对败类，自小就小偷小摸不断，哥哥王宗𤤁十六七岁时甚至还被几次收监。

说来好笑，弟弟王宗玮还参军入伍过。周围人都道这小娃儿长大转性了，殊不知这人是盯上了部队的枪械。王宗玮钻了空子，在部队里弄到了一百发子弹。而与此同时，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王宗𤤁也搞到了三支枪。

这下两兄弟是更狂妄了，偷窃的频率是越来越高。1983年春节，两人盯上了解放军某部医院的小卖部。这军医院到底不是好闯的，偷溜进去的二人很快被人发现了。为了脱身，两人开枪连杀四人。


这是恶性杀人事件，当地警方自然不会放过。可这两兄弟滑溜得像条泥鳅，几个月间辗转多省、犯案多起，就是没被抓着。公安部为尽快捉拿他们归案，第一次发出了通缉令“悬赏”。最终兄弟两人被围进了南昌城南外的广昌山，被当场击毙。

这次行动，公安部是下了“本钱”的，二万名解放军和武警战士配合武装直升机搜山，只求万无一失。而也正是因为“两王”案，中央才下定决心要开展“严打”。


呼伦贝尔
至于呼伦贝尔，则是1983年6月16日发生在呼伦贝尔红旗沟农场的一起特大奸杀案。这场案件中有27人死亡，犯案人员从16岁到19岁不等。而事件的起因，只是因为19岁的于洪杰不满自己被分配到了农场工作。心中不忿的于洪杰纠集了一帮同样对农场生活心怀不满的少年立誓要干一票大的——制造血案。

他们先是趁着夜色杀掉了农场里为数不多的男工，后来又杀了指导员王化忠夺枪。这是农场里唯一一把枪，于洪杰等人仗着它开启了自己罪恶的“狂欢”。枪声、哭喊声乱作一团，等一切停止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三点多了。


不知怎么的，于洪杰竟然放走了幸存下来的几个女工。下午四点左右，公安机关从这几个死里逃生的女工口中得知红旗沟农场惨案后迅速组织人力到处，但一切已经于事无补了——红旗沟农场成了一片废墟。

原来是放走那几人后，于洪杰突然意识到自己一旦被抓要面临什么了，就干脆用汽油引火自杀。汽油引燃了炸药，于洪杰当场中场昏迷。除几个在爆炸中丧生的，其余犯罪嫌疑人均被逮捕归案。


唐山
最后是唐山的“菜刀队”。相比起上面两个，唐山“菜刀队”就可以称之为黑恶团伙了。他们的领头人是个叫李连生的矿工，因为不满因行为不端被矿上开除而拉起了一支到处抢钱、勒索的“菜刀队”。这伙人在唐山仗着人多，连警察都不放在眼里，叫嚣着“咱菜刀队能把唐山踏平！”

直到1983年6月，嚣张惯了的“菜刀队”当街拦下了一辆电车抢劫，才遭了殃。当时被拦的车上坐着一个解放军战士，名叫刘福云。刘福云那时身着军装，他出声震慑了这一帮小混混，叫人不敢轻举妄动。车相安无事往前开了几站，而后刘福云到站下车，只当已经没事了的他背对着小混混就走了。


哪知这时候一个叫刘洪明的举着菜刀就冲了上来，毫无防备的刘福云被砍倒在地。解放军战士被当街砍死，直接引爆了严打第一枪。当时，邓小平直接向公安部部长刘复之下命令：“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

这三件大案是“八三” 严打前社会混乱的缩影。那时我们刚刚打开国门，一切都是摸索着做，原先一套规则难免有不适合的地方，于是爱偷奸耍滑的就生出了一些“坏心思”。有坏心思的人多了，社会就乱了，所以当时背景下“严打”势在必行。


“严打”之后，社会不良风气被肃清，刑事案件发案总数明显减少。而正是良好的治安环境给祖国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才有了中国今日的腾飞。

参考文献：
[1]张培.“八三”严打浅析[D].河北师范大学:2013.

[2]胡杨.震惊全国的“二王”事件[J].文史精华,2012(05):47-57.

[3]《刘复之与1983年“严打”》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3.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