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这一点上，即便是身为领导人之子也概莫能外。

1968年，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被摧残两年之后，终于选择了纵身一跃，打算以死明志。而这样的举动，也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事实上，在当时对于他众人可谓是“避之不及”，即便是救治上也没有医生愿意出手……

但有一个师傅却在这样的一个敏感节点，毅然决然的占了出来，这也给了邓朴方极大的安慰。


1944年，邓朴方出生。

而关于他的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这个名字并不是父亲邓小平所起，而是邓公的老搭档——刘伯承元帅所起。

年幼时，邓小平对邓朴方总是唤“胖子”，不过这个名字小名尚可，大名自然是不妥帖的。

而刘伯承元帅素有才华，便以“胖”字 的声母发音取了“朴”，
又根据“胖”的韵母发音取了“方”字。

其中所蕴含的希冀也不言而明，邓公也觉得名字很好，遂用之。

随着年龄的长大，邓朴方也尽显优秀。1962年，18岁的邓朴方考取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习的专业是原子核物理专业。

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就这样被这个满怀抱负的年轻人系于自身之上。

彼时的中国需要核物理，而他身为领导人之子、身为热血青年自然不会甘居人后。

不过反过来同样个人的命运却也难逃时代的洪流，而我们把这个洪流习惯把它称之为时势。

1966年之后，特殊时期到来。随着父亲的被批斗，邓朴方也难以幸免。

因为他们是父子，他是邓小平的大儿子，那些人希冀能以他为突破。

如此之下，他遭受了批判和管制，先是给他戴上了“高帽子”，然后取消了他预备党员的资格，接着就是日复一日的盘问。

他的姐姐邓林、妹妹邓楠也都如此。

而在无休止的批斗中，年轻的他终于不堪忍受，从三楼一跃而下。

不过他也是幸运的，跳落过程中有一根铁丝拦截卸力并未让他殒命，但也让他的脊柱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下肢失去了知觉，当场昏了过去。


很快周围的人就发现了这一情况，但大家都知道他是邓小平的儿子，彼时的风波，为了避嫌都选择远离他。

有好心人打了电话，救护车把他拉到了北大校医院门口，但医院领导听说后，医生也并不愿意给他手术，于是他就在医院门口躺了整整一夜。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最后关头，北京外文印刷厂的工人师傅王凤梧来了。

当时王师傅也被选入了“思想宣传队”，跟着队长进驻北大，被委派到他所在的班级中担任班长。

当时班上有一位同学曾经借过他的钱，邓小平出事后，这位同学不敢当面找他还钱，于是委托王师傅代为转交。

王师傅立刻去找他，这才看到他的情况，当时他躺在一间空病房，没有医生敢给他看病，几乎是等死状态。

王师傅觉得这样非常不妥，于是出去到处找医生，终于有医生顶住了上面的压力，给他做了基本的治疗，保住了性命。


但由于没有提供药，这终究不是办法，两天后，校医院的领导要求王师傅带着他离开医院，因为医院害怕这事情传开了，到时候医院领导可能惹上麻烦。

王师傅只好拉着他在京城里到处跑，看哪里有医生愿意给他诊病开药，结果问了一圈，几乎所有的大医院都拒绝了。无奈之下，王师傅只好动笔写信，幸运的是王师傅的上级领导是一位好人，把信件送到了国务院，然后周总理又转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问了情况后，也觉得不妥，要求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关注这件事。

很快工作人员赶来了，他终于住进了当时北京最好的积水潭医院，然后转到301医院继续治疗。


在王师傅的努力奔走和医生们的照顾下，他终于摆脱了危险，但因为严重摔伤，终身残疾已成定局。但大家都明白，他这样的情况，能保住一条命已经是万幸。

事后，王师傅因为这件事挨了批评，被队长“请出了”宣传队，回到工厂里继续干活。期间他还多次前往福利院探望邓朴方，多有照顾。

特殊时期结束后，邓小平还曾经表示想专门去见了王师傅，当面表达感谢，但王师傅却表示心意领了，千万不要麻烦，不用来。

邓朴方后来长期担任残联领导职务，一生致力于为残疾人谋福利。

而王师傅则继续过着平凡的生活，他的儿女也成为了工人。命运、时势、选择，就是这样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