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不是简单的排外
原创 九万天兵 九万天兵 2023-05-21 21:19 发表于上海

前段时间闲来无事，把《走向共和》又找出来看了看，这部剧每隔几年我就会重温一遍。这次我留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当义和团的拳民在慈禧太后面前表演“请神下凡、刀枪不入”的法术时，慈禧面露不屑。

慈禧面露不屑
事实上，不仅慈禧，当时清朝的绝大部分官员根本都不相信“刀枪不入”这套鬼话，但很奇怪的是，慈禧依然下令义和团进北京，开展“扶清灭洋”运动，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关于义和团，书本上对它的定位一直是自发的、反对基督教和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运动，那么为什么这场运动不是爆发在洋人最多的沿海地区，而是在山东西部的内陆农业区呢？按道理，洋人越多的地方，受到的压迫也越多，才更应该爆发运动嘛。

不仅如此，我还有疑问：义和团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杀传教士，要知道基督教在中国一直非常“小众”，教民从来没有超过人口的3%，按道理不会引起如此大规模的起义，那么真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我们得先从清朝末年的局势说起。

我是九万天兵，一个反潮流、爱写长文的博主，爱写深度长文的独立自媒体越来越少了，既然相遇，不如点个关注吧。
（一）大清超市
清朝从道光皇帝开始基本就是一部“丧权辱国”史，在很多人的眼中，这是一个必将崩溃的腐朽政权。但实际上，清朝国运真正转衰是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才开始的，在甲午战争之前，由于清国体量巨大、而且洋务运动装点了门面，看着还挺唬人的。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西方国家经常会弄个“国家实力排行榜”，每个国家排出来的名次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排，清国都位居前列。而同处东亚的日本，则根本被西方看不起，在他们看来，日本只是一个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一个小小的岛国而已。

但是甲午战争改变了这一切，西方惊奇地发现，貌似强大的大清帝国甚至连日本也打不过，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忌惮他呢？

大清超市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赶快来抢吧。虽然是公开抢劫，但总得有一个借口吧，在当时最好的借口就是：教案，也就是发生在中国人和基督教传教士以及教民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教案是很好的借口呢？一来传教这个行为和打砸抢烧不同，看着是很“无害”的，二来基督教本身就有传教、救赎的使命，在不明就里的西方百姓看来，我去拯救你，你不感激就算了，还杀我的传教士，那就必须要收拾你了，正当性就有了。

最先发难的是德国人，也就是著名的“巨野教案”。教案的过程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一个常年欺压百姓、为祸一方的德国传教士、“洋大人”薛田资，德语名字叫Stenz，被一伙儿自称为大刀会的人给偷袭了，但好巧不巧，他们错杀了另外两名传教士，却让薛田资跑了出来，于是事情败露。

案情被教会上报给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他兴奋地从椅背上跳了起来，这真是个天赐良机啊。事实上，这位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是个大野心家，他一直在为德国海军在东亚寻找一个补给基地，经过探查，他把目标锁定了山东胶州湾。

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

多次向清朝索要胶州湾无果后，德国人终于等到了巨野教案这个机会，很快他们以保护传教士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逼迫清廷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并把触角伸向了山东内陆的矿区。

更糟糕的是，区区两个传教士就能让清朝作出如此让步，这让其它列强看到了机会，于是，俄国连哄带骗地强租了旅顺和大连，英国租借了威海卫，法国租借了广东湾仔涌，大清王朝风雨飘摇。

（二）不良教民
事实上，清朝的各级官员最害怕的就是处理教案，一旦处理不当，不仅身败名裂还会身首异处，曾国藩不就是个鲜活的例子嘛，天津教案后，曾文正公在举国的骂声中离世。

教案一般都是发生在基督教传教士或者教民和当地百姓之间的矛盾，之所以难处理，底层逻辑是：清朝放弃了涉及洋人的法治管理权。也就是说，只要有案子牵扯到了洋人或者基督教教民，那么就不受大清法律管制，由洋人说了算。

那些深入清朝乡村的传教士们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国中之国”，这种特权的吸引力太大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犯了事儿，官府要抓你，你只要大喊一声“我是教民”，官府便拿你没有办法了。

事实的情况也正是如此，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原本社会秩序下被排斥和边缘化的人来说，他们更需要教士的保护，比如流民、土匪，甚至是“非法组织”白莲教徒。洋人是他们获得更多利益的保护伞。

我说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当时山东有个土匪集团，刚干完杀人越货的买卖，探听到官府即将上门捉拿他们，于是这帮人转身加入了基督教，官府就不能抓他们了。再比如一些村子里发生了田产的纠纷，弱势的一方就可以选择加入基督教，让洋大人帮自己撑腰。

这些人甚至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他们贪图的就是世俗的利益。

传教士不加区分的吸收教民，助长了清朝人的排外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吸收了太多这样的人，基督教教民和中国传统社会之间的对抗也越来越激烈，这是埋在社会底层的一颗定时炸弹，只需要等一个能点燃它的时机。

你可能要问了，传教士为啥愿意接收这么一群土匪恶霸呢？答案是，传教士也有发展教民的KPI，特别是在清朝打开国门之后。

由于把基督教义传播到中华大地一直都是欧洲主教们的梦想，他们认为只有全盘接受基督信仰才能让清朝人过上幸福生活，但这个过程在历史上进行的非常不顺利，我们不妨看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

（三）不止是信仰问题
基督教第一次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唐朝，当时称为“景教”，后来被唐武宗灭佛的时候给误伤了。第二次大规模传入是在元朝，我们知道蒙古统治者一直都信仰多神教，所以他们并不排斥外来的“神”，但元朝灭亡之后，明朝采取了闭关政策，排斥一切外来宗教，于是基督教又一次沉寂了，直到明末清初，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了。

利玛窦用“天主”称呼基督教的“上帝”，其实就是把“天”这个中国传统概念和基督教做了融合

利玛窦极大地推广了基督教，他的做法也很简单，就是他把基督教和中国本土文化进行了结合，比如他允许基督教徒在拜上帝的时候也可以“祭天祭祖”，甚至还能“拜孔子”。

你可别小看这一点改动，要知道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如果你不祭天、不祭拜祖宗、不去孔庙，就意味着你和整个社会和家族的决裂，但问题是，基督教的“一神教”特性只允许存在“上帝”这么一个神，无论是“天”、“祖宗”还是“孔子”，在基督教看来都属于“异端”，这也就是双方文化的冲突本质。

所以利玛窦的本土化调整，虽然违背了基督教义，但是却解决了冲突，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当时明朝官员里也有很多信仰基督教的，最著名的就是徐光启。多说一句徐光启，他当时计划招募在澳门的葡萄牙火炮队到东北抗击清军，但最终被崇祯以“洋人图谋不轨”的理由给否决了。如果崇祯听了徐光启的话，历史很可能会改写。

清朝建立初年，基督教和清朝之间是一段蜜月期，比如汤若望就是顺治的“智囊”。在康熙时期，中国的基督教徒达到了空前的30万人。

好景不长，在康熙后期时，罗马教廷觉得教义怎么能随意篡改呢，“祭天拜祖”这些都是异端行为，于是他们禁止中国教民参与儒家祭祀活动，这就是著名的“礼仪之争”。这就相当于对儒家文化宣战了，也是对儒家文化背后的清廷宣战，我们要知道，清朝能把汉、满、蒙、回、藏都纳入版图，是有很多统治技巧的，比如“尊儒重孝”就是统治中原汉人的手段，这是统治基础，不容触碰。

于是康熙开始限制传教士的活动，而到了雍正时期，干脆就把传教活动全面禁止了。直到鸦片战争后，大清被洋人一脚踹开了国门。

如果只是基督教带来的冲突，最多只会引发“教案”，还不足以引发义和团这么大规模的排外运动。清朝老百姓但凡还能活下去，一般是不会搞事情的。

可问题是，大清帝国的经济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四）英-印-中贸易大三角I
受到教科书的影响，我们一直认为清朝“闭关锁国”，跟世界体系没有一点交流，其实这是不对的，清朝的一举一动早已和世界脱不开关系了。

从清朝建国开始，它就已经被英国强行纳入到了世界贸易体系中了，当时英国人把从南美洲开采的银元运到舟山、厦门和广州，从那里换取茶叶，再运回欧洲销售，赚取利润。后来这个对外业务就被著名的广州十三行给垄断了，业务规模也是非常大，仅在18世纪，就有1亿5千万银元流入大清。

广州十三行垄断了清朝中期对外贸易

你可别小看了区区茶叶，这在当时的英国也是暴利行业，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到了嘉庆年间，东印度公司每年仅靠茶叶贸易这一项就能净赚超过100万英镑，英国政府从中抽取的进口税更是高达300万英镑，占到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0%。

相信你也看出茶叶贸易的关键点了，就是英国需要有廉价的白银，一旦美洲的白银断供，这个贸易模式就没法继续了。事实上，随着美洲白银资源的枯竭，再加上独立革命闹的凶，白银的供应越来越困难。

为了继续保障茶叶的采购，英国人努力寻找能够替代白银的商品，还真让他们找到了，这就是：印度棉花。

于是一个新的贸易模式形成了，英国人殖民印度种棉花，再把采集的棉花运到广州卖给清朝，再从清朝购买茶叶运回国内。不过这个模式还有问题，就是棉花的价值远远抵不过茶叶，有一组记录在东印度公司账单上的数据你感受一下：

1827年，东印度公司出口了价值47万英镑的印度棉花和35万英镑的其它货物给清朝，但是却从清朝购买了170万英镑的茶叶，这就造成了88万英镑的贸易逆差，这部分逆差要怎么补呢？

英国人很快就找到了弥补逆差的商品，这就是：鸦片。

（五）英-印-中贸易大三角II
在被英国殖民之前，印度就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了，原因是这里的水土条件最适合生长。但当时的用法主要是吞服，所以成瘾性不大，也就没有掀起什么波浪。但到了清朝中期，吞服被“改良”成了吸食，成瘾性倍增。

英国人一开始是把鸦片销往东南亚，但那时候东南亚的人口还不像今天这么多，销量远不及人口已经接近4亿的大清。从乾隆末年开始，英国人就开始往广州运鸦片了，由于鸦片输入会造成白银外流，所以在嘉庆元年，也就是1796年，乾隆皇帝（太上皇）颁布了禁烟令，禁止鸦片进口。

但这种禁令对腐败的清朝官员来说就是一张白纸，在此后的20多年，鸦片输入逐年递增，终于把清朝从贸易顺差打成了逆差，白银开始大量外流，从嘉庆开始，清朝就陷入了“银荒”，政府没钱了。

为了控制白银外流，于是有了后来的禁烟运动，但大多数都是只打雷、不下雨，终于在道光年间，林则徐搞了把大的，一次性销毁了1万多箱鸦片，这接近印度孟加拉地区一年的鸦片产量了。一时间，鸦片贸易终于停止了。

但仅仅过了一年时间，鸦片贸易又恢复如常，原因就是鸦片走私贸易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超大网络，从沿海地区输入的鸦片可以通过销售网络进入中国的内陆地区，甚至这个网络已经触达了遥远的西藏，只是销毁鸦片，不断绝源头和摧毁网络是没用的。

终于，因为鸦片贸易禁令，清朝和英国开战了，之后中英签署《南京条约》，中国市场正式对国际开放了。《南京条约》里最核心的条款其实并不是割地赔款，而是废除广州十三行的贸易垄断，增加了5个通商口岸，而且清朝关税必须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制定，于是英国货物就可以零关税的进中国了，而清朝商品想要出口到英国就要加征100%的关税，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白银外流。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看似远离清朝海岸线的山东腹地也受到了很大地影响：一是英国商品大量向中国倾销，比如洋布，这让土布和棉花失去了市场，而山东西南正是棉花产地，依靠棉花手工业生活的农民失去了收入来源。

二是白银外流，政府没钱了，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比如裁撤维持地方治安的军队，这就造成了山东西北部盗匪横行。

好了，现在我们把视线转移到义和团爆发地山东吧。

（六）拳民vs教民
义和团爆发的山东西北地区一直都不太平，是一个容易出“拳”“教”“匪”的地方，比如黄巢、水泊梁山、王伦起义等等，一直不消停。原因也不复杂，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容易出“乱民”的地方一般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容易藏，二是有一定的人口基数。

山东西北部非常完美的契合这两点，说它容易藏，是因为这里是山东、安徽、直隶和河南四省交界处，而且由于历史原因，各省之间都有很多“飞地”，盗匪很容易跑到邻省，清朝的官员都是“各扫门前雪”，只要别在我的地盘犯事儿就行，所以剿灭的难度很大。

有一定的人口基数也很重要，因为队伍要发展，必须要吸收新鲜血液，另外盗匪们也需要吃饭，需要有人提供军需物资，当地人口太少了可不行。

正是因为这里一直不消停，所以民间很尚武，于是各种武术团体层出不穷，在义和团之前就有比如“金钟罩”、“大刀会”、“梅花拳”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保卫家园。

注意，既然是保卫家园，那么至少要有产业吧，所以最早参与这些武术团体的拳民并不是穷人和流民，而是当地的地主和农民，有些地主也会安排家里的佃户和家丁参加，这些人往往聚集在村子里武功高强的领袖身边形成一个个小团体，村子里一旦出现了盗匪或者纠纷，就是他们出马的时候了。

在基督教传教士渗透到山东腹地之后，吸收了很多土匪恶霸和“不安分子”入教，这些教民就和拳民起了冲突，而冲突的调节因为涉及到教民，所以洋人就会干预。一边是教民和洋人，一边是百姓和清朝官府，这个结果可想而知了，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小规模的冲突不时发生。

如果没有其它的变量，那么这些冲突也只会停留在“巨野教案”这种规模，根本没有后面的杀伤力。

这个变量就是天灾，1898年黄河决口，数千个村庄一夜之间被淹没，百姓流离失所，大水之后又是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这些流民摇身一变就成了拳民，“杀洋人，天降雨”就成了这些拳民的信仰，他们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把矛头对准了教民和背后的传教士。

（六）端王集团
说了一这么一大堆，我们可以看出来义和团爆发的原因不仅仅是“排外”这么简单，它需要很多因素，不过义和团刚起势的时候，朝廷可没有人去认真分析它，甚至慈禧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儿，这种流民造反她见得多了，派兵镇压一下，过段时间就会消失了。

但义和团打出的“扶清灭洋”的旗帜却引起了另一群人的兴趣，不知不觉间，拳民们成为了朝廷里派系斗争的一颗棋子。

当时朝廷里大概分了这么几派：一个是汉人文官集团，领衔的就是李鸿章，还有张之洞、袁世凯实际上都是这个大集团的，他们并不排外，相反他们和洋人走的很近；第二个集团是端王载漪为首的端王集团，这帮人满清贵族实权派的诉求是让慈禧立端王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再逼迫慈禧废掉光绪，再还政给溥俊，这样端王就成了太上皇了，但是他的主张遭到了洋人的反对。第三个集团就是忠于慈禧的官员，既有满族也有汉族官员。在这个局面下，慈禧微妙地维持着各个派系的势力均衡。

义和团正是端王集团引入北京的，实际的执行者是山东巡抚毓贤，他也是端王的人。引入北京的目的是进攻使馆，向洋人开战。端王不是疯了，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教训洋人，让他们不再反对废除光绪；二是用义和团逼宫慈禧，让她对洋人宣战。

义和团拳民被朝廷保守派偷偷放进了北京

义和团就这样浩浩荡荡的进入北京了，所有的教堂、洋行、洋货都成他们的攻击目标，比如他们拔出了途径的全部电线杆和火车铁轨，之后他们又把目标对准了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这就惹怒了洋人，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个绝佳的入侵北京的借口。

在整个过程里，慈禧都一直避免和洋人的直接冲突，所以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几万清国士兵和义和团拳民围着东交民巷打了几十天都没攻下来，原因很好解释，慈禧根本没想把它打下来。

但慈禧不知道的是，洋人根本没打算和谈，因为八国联军也不是铁板一块。

（七）悲剧注定
早在数月之前，英国和它的小弟日本就已经得到了情报，俄国人加大了牛肉和罐头的采购，并运送士兵到了旅顺和大连，这个架势太明显不过了，已经在东北渗透很深的俄国人会把触角伸向华北，目标很可能就是北京。

俄国人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帝国主义扩张在东欧、地中海和中亚方向都受到了英国的强烈阻击，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可以读一读我的《沙皇俄国史》，所以俄国把目标瞄准了英国兵力薄弱的远东地区。

另一方面，英国人在清朝有很多的经济利益，并拥有雄厚的资本，这让俄国人根本无法渗透，比如俄国刚准备借款680万两银子给山西修建正太铁路，就被英国人以1000万两给截胡了。

既然经济和资本玩不过，那么就来点硬的吧，俄国打算直接出兵。

英国决不能让俄国得逞，但尴尬的是，英国虽然在清朝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但却没有与之对等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比如我们都知道英国人赫德掌握了大清的海关衙门几十年之久，但是他的身份也只是清朝雇员而已。另外，英国在清朝也没有太多驻军，如果真让俄国人进来了，还真没什么办法。

英国人一方面鼓动日本参战，实际上日本就是英国在远东扶持的代理人，专门用来压制俄国在东方的扩张。另一方面积极斡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起出兵北京，大家雨露均沾，这才有了八国联军，大家一起去，就不至于让俄国独吞了胜利果实。

八国联军进北京，靠着汉奸带路，从广渠门下水道爬进北京城

所以你看出来了吧，无论慈禧怎么表示友好，八国联军进北京都是一个定局，义和团围攻使馆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八国联军进了北京，烧杀抢掠，慈禧带着光绪仓皇逃到了西安，并把责任推到了义和团身上，下令逮捕拳民，剿灭义和团，不过也借机处理掉了义和团背后的端王集团。



义和团从来不是简单的排外，也不是简单的农民运动，如果非要总结一下义和团爆发的原因，大概可以这么写：

天灾+农民颗粒无收+外贸导致的手工业者失业+山东西北部“拳”文化+传教士和教民的常年冲突+清政府财政问题+四省交汇地区的管理失位=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揭下了帝国最后的遮羞布，帝国的崩溃似乎无可避免，不过他也成就了一个人，那就是临危受命、镇压义和团“有功”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