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美国。
 
那时候出国特别难，估计很多人都是不能提，一提一把泪。我的出国经历也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历时了好几年，英语成绩快作废了才出来。当我坐上北京到旧金山的飞机离开时，心里有各种感受，唯独没有留恋。关于出国的过程我打算另起一文，这里想说的是我到美国的第一位老板。
我老板名叫Jim，时年60多岁，是个系主任。曾是二战老兵，服役于海军，在军舰上做厨子。战后念书直到博士。Jim在飞机场手里举着我的名字接到我时，第一句话是，“你要不要上厕所”，而不是我准备好的“How do you do”之类的正式英语。这个将近两米高的人，两手各提一个我的沉得要死的箱子，穿过机场停车坪，大步走到一个红色的卡车边上，安慰我说，“咱有卡车，不怕东西多”。一路上对Jim有关学校和专业的各种介绍我基本听不懂，但是当路过一片墓地时，我看到茵茵草地上的一束束鲜花很漂亮，就说，“这真是一个野餐的好地方阿！”
 
放下行李洗漱完毕，Jim就来接了我去系里一个教授的party。那是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在教授家开满鲜花的后院。介绍我的时候，关于墓地野餐就成了我的一个梗。三年后他退休时我又回来参加他的欢送会，彼时我的梗就增加了好几个。

 
一个是关于我搭顺风车的事儿。 刚到没几天他派我去开会，大概替我报名时没想到我的英语那么烂。去时搭谁的车记不得了，回来时我在会上认识一个记者，路经我们村就搭了他的车。他还绕路带我去了吉米卡特总统的故居，但是没见到卡特本人，见到了他开杂货铺的兄弟，长得特别像他。回到系里时Jim已经在很焦急地等我了，一见到我就长舒一口气。说系里的车回来没见我在车上，还以为我丢了呢。

 
还有一个是打乒乓球的事儿。系里有个乒乓球台我有时候去打球，赢了所有人。Jim就带着我附近到处找人打球，到处吹牛掐架，出差了还交代别人带我去赴约，回来啥也不问先问谁赢了。他说他就喜欢看我几板子把对方抽得满地找球，特别过瘾。我当年打过少年队，后来打过州冠军，当时对付那些业余的实在是不在话下。

 
老板因为是系主任经常出差，如果是附近开车就会带着我见世面，跑遍了州里的各个部分。他和人讨论时，我通常是一脸懵圈地左看看右看看不知所云。等问到我了我突然说，“麻烦能否别说法语说英语”。他们的南方英语我当时是一句都没听懂。

 
老板是做病毒的，手下一众人在实验室忙。他每天下午两点钟必带着咖啡和甜点过来喊大家休息。我之后三十年的喝咖啡历史就是那时候开始的。休息的半小时他就说话特别慢，很耐心地问我各方面的进展。这期间我好朋友在中国被谋杀了，临死之前寄给我一封信，我收到信时信封很诡异地没封。也就是说，我在知道她死后收到了她忘了封口的信。可想当时我的心情。Jim交待我身边的每一个人，“be nice to her”。

 
体会到Jim的好，是离开之后。当时做病毒研究有一个大的实验，需要一长天。我前一天必须把所有的材料准备好，第二天早早开始。那天我刚到学校把车停好，就看见蒙蒙的晨光中，走过来高高个子的Jim，手里端着永远不离手的咖啡杯。他居然是来帮我研磨材料的。研磨需要相当的体力，关键是赶时间，第一个样品和最后一个之间不能间隔时间过长，否则结果会不准确。有了老板的帮忙，我可以很轻松地完成。离开时，他端着已经凉了的咖啡杯边喝边走。这时天已大亮，阳光透过宽大的窗户洒进来，照在一排排研磨过的样品上，我不由地心升温暖。
此后每次我做这个大实验，他都过来帮忙，还说他天天坐办公室，需要伸展锻炼，申请这个机会，弄得好像是我在帮他，都不好意思拒绝。后来到了新的老板手下，一样研磨样品，我没了帮手，手忙脚乱时才意识到，并不是每个老板都有义务帮你。

 
Jim是个极严肃的人，很少见他开玩笑。有个课题需要联络系里另一位教授，他就带我过去见面。那位年轻教授一见我们就喊，Jim，放过我吧，我是个结了婚的男人。我在一边嘿嘿笑，Jim一脸正经装没听见。每次我和Jim一起走到门口，我总是习惯为他拉门，他总是抢先一步为我拉门。罕见地开玩笑说，我虽然不太年轻，仍是个男人。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地要给老板和太太做馄炖吃。看似简单的活儿，我忙了一下午，弄得满身满脸的面粉，煮出来一锅片儿汤。Jim和太太肯定饿坏了，每人已经各吃了一包土豆片。Jim慈祥地笑着说，我其实今天特别想吃炸鸡。然后带我们出去吃了炸鸡。之后每次提起此事，他太太都在一边捂着嘴笑，Jim就会递过去一个眼神制止她，然后走过来安抚我。他太太领教了我的做饭技术后，就很贴心地经常让Jim带吃的给我。我那时每周做一次饭，一锅米饭加一锅乱炖。别人做的任何饭都比我的剩饭好吃。
因为老板要退休，他手下的一干人马都各寻出路。我找到一个车程四小时之外的位置要面试。老板不放心，就派了系里的秘书开着系里的车带我去。还交待秘书，同时看看我的新房东靠不靠谱。估计如果他不是系主任就亲自出马了。

 
Jim有两个女儿，一个大我两岁，已结婚生子，一个小我两岁也独立生活了，但是都住在附近。我很快也和她们很熟悉了，然后就跟着她们混。这样我的英语突飞猛进地进步，但是学了一口南方腔。她们俩最喜欢听我读书，有时候抓起一本圣经要我念一段，然后笑得前仰后合，我在一边也跟着傻乐。那年头儿出国的人比较少，可能看着一张东方脸说着一口南方腔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组合。有一次跟小女儿去看独立日焰火，路上停车吃饭。她问我吃鱼还是吃肉，我选了鱼，又不明白tuna是什么样的鱼。她要来餐巾纸，歪歪扭扭画了条鱼。我怎么看都像猫，于是服务员端出做好的鱼给我看了看。另一次我点了炸鸡肝，她不知道怎么画了，估计没见过。Jim全家个子都高于一米八，小女儿是个典型的金发碧眼美女，长睫毛忽闪忽闪地，笑起来美极了。她对付超速罚款的警察就是笑，通常都管用。有一次看见路边有卖西瓜的，明码标价三块钱，她教我怎么用一块钱加温柔的声音和笑容买到。我把笑容先堆在脸上，然后摇下车窗，用刚学会的嗲声嗲气开练，她在一边拼命忍住笑。聚会见到她们家亲戚，小女儿就介绍我，说是她父母刚领养的女儿，争了她们的宠，她们变成被领养的了。

 
Jim很早就开始投资股票，每次走进Walmart他都说他是股东之一。退休后继续经营原来的圣诞树农场。太太是个小学老师，他们生活应该不错。惭愧的是，离开以后二十几年忙着为五斗米折腰，再没有回去看望过他们。开始的几年互寄一张圣诞卡，汇报一年的变化。几次搬家换工作之后就失去了联络。两年前终于成行，老人家刚刚去世几个月。

 
他八十三岁的时候因心脏过缓生活不能自理住进了养老院。太太和孩子们轮流每天去看他。他拒绝见任何人除了家人。系里的秘书曾经去看过他，坐在轮椅上的他浑身不自在。在认真思考了六个月之后，他决定停药。他以为心脏病的药一停很快就没命了，但是又过了三个月。然后他就拒绝进食，一周后辞世。交待不要任何仪式，把骨灰埋在他的圣诞树农场。

 
我去后唯一能做的就是，请了他们全家人以及后代去当地最好的饭店吃了顿饭。他太太已经有点认知困难，但是绝对一眼认出来我，她一直坐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so good to see you girl， so good to see you girl”。后来我翻看以前的照片，发现所有的聚会，我都是坐在她身边。我隔着桌子跟他女儿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能做的最多的就是：改变这个人的命运。Jim，就是改变我命运的人”。

 
回到他们家我要求单独和老板呆一会儿。还是原来的房子原来的客厅，他锻炼身体的走路机还在角落里。骨灰盒上有他望着我微笑的照片。双手抚着老人家的骨灰盒，我任自己哭得撕心裂肺。和Jim在一起的片段像电影一样从脑海里闪过。回想起他弯下腰拥抱我的感觉，非常想念这位像父亲一样呵护过我的人。
走出房间，Jim太太走过来拥我入怀，一边擦我脸上沾着的纸巾屑，一边说，“宝贝儿，不哭，没事儿。”

 
由于Jim曾经服役于海军，海军会按军队礼仪惯例安排下葬。我答应Jim太太 ，到时候无论我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会飞过去参加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