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期间，他发现一位从石家庄来的女诗人很像他老婆，也吸烟并涂指甲，政治面貌也是党员，只是比老婆矮小。他不由自主地常看她的脸色。在半夜去走廊的公厕撒尿时，他看见女诗人从门口探头叫他。他记得灯是亮的，进屋之后她就关灯抱住了他。女诗人浪漫的表现使他很快不发抖了。

两年以后他还在回忆里从众多女人中寻到她那股发酸的、带有煤烟和炖老母鸡般的气味，那味道从她头发和花内裤发出。他知道了自己也可以干那勾当了，而且女人愿意将躯体给男人，事情原来如此。

第二天他俩照样坐在会议室议论中宣部关于整顿文艺队伍的讲话。他坐在那里觉得自己渐渐升高变大，焕然一新，真实地沉浸在共产主义苹果的那股惬意之中。他的发言也变得潇洒流畅，尽管在发言中她一丝不挂的圆屁股仍不断闪进脑际——他又亲自给她提上花内裤——那又白又大的圆腚!——“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无法用语言表达，简直不可思议!”他概括地说。

回到他的城市以后，甲肝发现了另一个自己；胆大包天并能占有女人。

在夏季结束前，他就成功地约了给编辑部画过些小插图的纺织女工。他俩来到红领巾公园后面的树林里。她开始画眼前映入一片湖水中的金色晚霞。湖水是平静的，因此，不断有些飞虫嗡嗡响。年近五十的主编心惊肉跳地从后面看着少女细嫩的耳朵和她不断用手往后捋着头发的小手。他知道，少女的理想就是想到他的编辑部工作。而且，还把他当成事业上最成功的男人般崇拜着，在约她出来的时候，她受宠若惊。一切条件都具体。

他先把手搭在姑娘的肩上说着画上的树枝，女孩子开始脸红，他看到她手里的画笔在画布上挣扎，便用另一只手抱紧了她。然后，这一老一小拖泥带水地歪倒在草地上。她自始至终闭着眼，只是在疼痛的一刹那才瞪着天空，那时的晚霞刚刚变成暗红色。

以后，他还在下班约她来办公室干那种事。她随叫随到，成了他第一个情人。占有女人或者说占有处女的快感使他充满了欲望。

“在你之前，我除了老婆之外还是个处男。”他当时对姑娘说。

“我也是处女。”女工幸福地说：“你给了我新生。”

主编抚慰着身下的小姑娘：“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个中年人，我比你只大二十七岁。”

纺织女工爱上了主编。

甲肝从女工身上得到了自信。这自信一旦与职务融为一体，女人便像稿件般飘到桌上。只要他给她们发稿，她们就会躺到他这个头发都花白了的主编身下。他所要做的只是暗示和挑选罢了。他的白日梦比从前减少了很多，继而投入大量时间去品味与自己有了隐私的女人。这些不可告人的欢乐使他的表情变得成熟了。他在主持政治学习或者在家里刷洗餐具时，脑中还是不断闪现着那些惊心动魄的事——她们的腿举起，他随心所欲地趴上去又站起来，征服了。

他对女人在最关键的那个时刻特别注意。由此，纺织女工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她在那种时刻只会像咳嗽似地呼吸，从不哼哼呀呀，也不像成熟的女人那么灵活。他最难忘怀的是那个从四川来的女诗人，以搞过舞蹈的双腿盘在他老腰上的情景。可惜那女人诗发了以后再也没有理他。她是甲肝已干过的二十一个女人中最难忘怀的。在他珍藏的“群芳谱”中，清楚地记着她的生日和那些特点。

甲肝在家里变得圆滑了，他更仔细地照顾着已功成名就进了作家大辞典的老婆。(专业作家想到女作家的成名作品里的那个“马克思”和“燕妮”就感到一阵反胃。她的小说里常常有一种在自身经历中反复咀嚼自己的酸腐味。)他还染黑了头发，穿了从深圳买来的金利来衬衫和时髦的肥裤子，像个刚从开放城市回来的“总经理”。他的西服里装了印有主编和作协理事职称的名片，不时彬彬有礼地递给人们，脸上的表情又严肃又随和，矮小敦实的个子给人以稳重可信和勤恳耐劳的印象。他也终于追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

由于主编签发了本地一位叫陈华的青年人的小说(后来被评论家们认为是中国的前卫作品)，而得到了文学青年的尊敬。他被他们当成了扶植青年新秀的伯乐。为了能和他们谈话，他费尽心思记住了一些老婆常用的词句和腔调。他可以不费力地把“潜意识”、“黄昏感”、“荒谬”、“伪文化”等句子用到嘴上。

他的家里一时又填补了由于女作家遭冷落而萧条的局面。老婆也不像从前般威风了。面对二十年前她就是那个样子的文学女青年们，燕妮的外表已暗淡无光了。这一代的女人只继承了她的红指甲和披肩发，她们的口红确变成紫的或荧光色了。而她曾为穿紧身裤而写过检讨的勇气已成了下一代的笑柄。现代女性的裤子以肥为美，以嘲笑穿高跟鞋为时尚，她们清一色穿上了进口的白色运动鞋，更前卫的女性已去深圳烫回了像尼龙丝般的头发。当她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时，文学青年们却谈海德格尔和罗伯·葛利叶。她最动人的话题里包括插队和文化革命，而青年人都不知所云了。他们像对待前辈般应付着她而已。

 

(彻底完蛋了。她对专业作家说，这一代人根本没有痛苦，他们是麻木的一代，从来就没有失落感。

你用失落又换来了什么?专业作家问。

他们还玩世不恭。我们吸烟找深沉，他们吸毒找灵感。她说。

你也是那么过来的，从反叛小资到反叛大众，想超时代。

写作是一种全身心的付出，每个字都是经历，都是代价。女作家说。

如果你从社会这个大背景上剥落下来，你还能否写作?专业作家嘲讽她。

我知道作家就是时代的产物，这真是个没有道德的时代了。我可真怀念插队的岁月。女作家说。

你不从知青小说里跳出来，那就过时了。专业作家又说：他们更比你吻合这个八十年代。也许，纯粹的文学会从这些麻木的青年中悟出，因为他们没有人生倾向，也更不懂政治恐惧……专业作家说。)



甲肝和纺织女工纠缠在一起的偷情生活像秋季的杨树，每阵风都会吹掉一片落叶。这阵阵风当然是主编不断增加的情人引起的。女工默默忍受冷落的降临，却毫无退缩的迹象。她相信自己的爱会占有这个人。她紧跟不舍。而他，只是在找不到新猎物的空当才约会她。占有女工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潜力还一无所知，时代开化了的浪头碰巧把他卷了一阵而已。现在，他是从本质上确认了——追回失去的年华，重返生活。职务正好赐给了他良机。他看见了生活舞台是可以扩大的。纺织女工的温存给了他自信，那个石家庄女诗人给了他勇敢(别忘了，他听到女诗人那些“给我解胸罩’、“爱你的小秃头”之类还吓得心惊肉跳。)。他必须将这些经验再用到实践中去。

纺织女工从小在极严格的管教中长大，母亲是个严守节律的机关职员。文化革命中她的父亲死于病床。她由于是独生女上完高中就参加了工作。因为如果要上大学就意味着离开这座城市，这是母亲决不批准的。她的理想也就在这个城市展开了规划：在纺织厂好好表现，有机会调到科室；更高的理想就是调到群众艺术馆工作。她渴望自己离开纺车，坐在一个办公桌前工作。这样，主编就成了她生命里的惟一救星。他曾给她讲过的自己如何自学成才写出了电影剧本和调到了群众艺术馆的经历，便成了她的榜样。他矮小的个子在她眼里就成了拿破仑，不动人的脸成了贝多芬，没有父亲的她还把他当成了“父亲”。她只有一个念头：永远跟着他。

可惜的是从她有了他以后，心情和胃口出奇地好，渐渐生出的肥肉先是遮住了腰和小腿，继而蔓延到脸上，盖住了半只眼之后又往两腮发展。在交往了两年多的主编眼里，她丑得不能再丑了，她完全脱掉了少女的“外衣”，换了一个有着庸俗身躯的女人。    再与他不断弄到的女人相比，她只会证明他的无能。她成了他的累赘。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当你在一个威严矜持的人面前，你也许唯唯诺诺，温顺善良。当你面对一个惟命是从、任你蹂躏而不反抗的人，你也许就成了暴君。扮演哪种角色就看你的对立物了。人的本质都有这种双向成份。主编在老婆面前成了仆从。因为她的霸道是从父亲那儿传来的。他扮演的角色也融合了自己的生活经历。纺织女工出现之后，她给他展开了另一番天地，任他驰骋。他又把从老婆那里心领神会的经验，无意识地表现出来。纺织女工没有见过父亲，她眼里没有对男人的具体概念，所以主编表现的一切她都认可。无论是主编摹仿了老婆还是受老婆压抑演变的乖戾。甲肝在女工这里完全换了角色。这角色对别的情人是行不通的。如果这篇小说写下去的话，将来的纺织女工也许比女作家更霸道。人就在这种种不同的角色中跳来跳去。专业作家手敲着桌子想到。)

当她出现在那个红领巾公园的湖边时，甲肝涌出阵阵无名火，那感觉是自己在家里从未领会过的。在躲来躲去又只好赴约的路上他就预感到自己体内会有什么变化了。她肥胖的身体被裹在床单里似的，松松垮垮颠簸着跑到他面前。由于他闻到她急促呼吸中阵阵比他还重的口臭，他一阵恶心，觉得自己被一堆棉花堵在眼前。

她忏悔晚来了，双眼由于悔恨很快发红。

当时，纺织女工应该迅速像以往那样扑入他怀中，用异性的软身体分解他集中起来的“火”。可惜由于头一次自己犯迟到的错误，她不敢那样做。另外，从她情人的脸上也没看到往日的慈祥，也就使她呆住了。这几秒钟的关键时刻也许是上帝赐给甲肝的机会，他得以将那股火一直燃着并有了爆发的契机。无论是女工的脸上的可怜还是她站立的位置(丑女人千万不要面对着男人表示什么，要先把男人的注意力引开。说些分散注意力的话，让他们看别处或令他们想些美好事物，再利用女人的天性，比如把五官不佳用优雅的表情蒙住。一些成熟的女人还会在男方刚联想到猪似的眼或者猴子般的下巴的片刻，便把男人引入女人特有的温存中。虽然这样做起来很累，但这是必须的。每个人的脸都代表他存在的全部特征——合法的标记，脸是你的法定代言人。你少了一条腿或摘掉一个胃没人过问你，但脸就不同了，你必须一动不动挂着它使用到死，必须给脸附加上一些人文色彩。就算是一张漂亮的脸，也要装上些气质，像宋庆龄那样。)，都引起甲肝的怒火。这火也许积累了十多年，所以他神使鬼差地抬手给了她一掌，骂道：

“臭母狗!为什么来晚。”

这语气和姿势当然师承于女作家。在他俩还没有孩子的婚姻生活里，她也这么教训过甲肝，当时他也站在一个极不利的位置，表情又沮丧又想争辩。女作家骂他故意把毛衣挂在凉台被风吹走，他就辩解毛衣洗完水多，不得不挂出去时挨了那么一下子。当时，他觉得自己体内某个器官移了位，他冲进厨房，抓起水勺往肚里灌凉水，一直喝到头脑发昏。这历史性的一掌今天又回来了，他只是觉得喉管先堵了一下令他的骂声像铲锅似的难听，然后就通了。手明明打在女人脸上，他成功了。继而又是当胸一拳，女工摔倒在曾失去贞操的草地上。往后的几秒钟就决定了她的悲剧了。她挣扎着跪起来哀求原谅。

人类常常出现的龌龊感往往是自身造成的，如果我们不谅解女性天生懦弱的话。女工的这一举止就肯定了甲肝的正确，肯定了自己的地位，随之而来的只能令甲肝得寸进尺，完成他失去多年的自尊，这交易是肮脏的。

当黄昏换成夜晚时，甲肝的占有欲出奇地高亢，他从一个决无反抗能力的躯体中又搜寻出一些快感：一强一弱。仅管她咬着牙小声嘶喊，他还是把她的奶子咬得血淋淋，用脚踢她的下体，他还使这位比自己高的姑娘一次次站起，任他推倒。

还找不找我了!他问女工。

只要你高兴，我什么都干。女工望着这位慈父般的老头说。她垮了。

我要你不再找我!他跪着提上自己的裤子，又往地上啐了一口痰。

(这时屋里的灯突然亮了。精神生活到底是什么?由它引出的爱情又是什么?专业作家看着坐在屋角的布娃娃。它为什么在那个角落?有时他怀疑是个幻觉，因为这念头往往在喝了酒又想起某件事情时闪现出来，而白天又总是把这念头忘掉，也许椅子底下真有布娃娃，是某个女人送给他，或者是不时住在他屋里的朋友留下的。也许布娃娃是在主人的恼怒中扔在地上又一脚踢入那个角落的。从此，再也没人在扫地时弯腰掏出它来。它越脏人也就越不愿碰它。)

主编抽屉里塞满了来自各地的情书，由于这个城市靠近沿海又有深水港，很快成了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基地，沿海的农田和原来的化肥厂、造纸厂一带已重新开辟了半个新城市，引来了大量内地人来这里做买卖和寻找生路，这个城市在国内已尽人皆知，落着主编名字的杂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在编辑部的同事眼里是个可爱的小老头形象。在党员学习中，他也是个思想开放、发点小牢骚的党委书记。跟青年人聊天，他也忘不了用一些“性感”、“气质”、“品味”之类的开化字眼。如果纺织女工不再纠缠的话，他也许会在领导岗位上呆到退休。

他常苦思冥想摆脱她的办法，由于她自甘低贱，他从她那儿又吸榨了些虐待的快感，她能令他的闷闷不乐找到宣泄。为此，她把自己的奉献看得有了新的意义，她给他出了气。这个角色也许能抓住他。这两个互相契合的角色又潜入了两人的生活之中。

他知道，当初是自己引起这个小姑娘的注意的。他在她面前谈自己如何刻苦写作，青少年时代在学校又是怎样得过围棋冠军。他把自己描绘成了一个久经沧桑、需要人安慰的孤独者。女工初次抬头看他的时候决不会用爱来解释。她的生活经历很简单，这个老头也许是惟一跟她谈隐私的男人。她需要一个像父亲般的男人。她倒在他怀里也是带着这种心境。他俩都互相填充了生活中缺少的人情。女工没有做错什么。她的错是以后出现的，那就是她一如既往地爱上了他。这爱换来了暴力，换来对方的厌弃，她用真诚的爱摧毁了自己。当人们把一个若隐若现的爱过分强调并抓住不放就等于不珍惜它，因为爱并没有足够的硬度去充当人的精神支柱，如果你硬把它拿来冲刺，它还不如一把孩子迭的纸剑结实。在甲肝一再逼她分手时，她声言除非给她留个孩子，她要和甲肝的孩子继续生活。这使他像压上了重重的一块石头，他做白日梦的习惯又有增加了。

我们以前会从这位面色保养得红润、双眼又因做梦而红肿的主编离家上班的路上，发现他清晨还是充满希望的。在女工暂时不令他讨厌的日子里，他会在早晨挂上一副刚掉进人间的姿态，兴致勃勃地走向工作岗位，与回家的灰色表情正相反。在没有虐待女工以前，他的梦也很少。

现在，他常梦见自己在房间里搬动家具。有时被一只沉重的枣木椅子压得满头大汗。在厨房飘出的煮鸡肋的清香中，他竟在搬一只比自己大出几倍的组合柜。是的，他醒过来搅着鸡汤时，就真想把那个重物砸在客厅里正与老婆谈话的乡土作家头上。把他那本狗屁书撕个粉碎。

女工的存在确实给了他勇敢。他至少敢这么想了。继而行动也随之跟上来。他把啤酒兑了水才端上去，往米饭里扔几粒沙子，看着她或他们的牙齿被硌住的表情，又看着他们假装不经意地吞下去，他高兴得双腿直抖。他发誓，如果那家伙连续三天在他家混饭吃，他就把啤酒兑上尿。在找他的客人中他就束手无策，完全凭老婆的情绪处理了。那时，他会像个侍从，不得不看她眼色。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分化在两个相反的位置，用来相互平衡。女作家照样像母虎般统治着他。他也照旧像对待俘虏般令女工一点点舔着他被母虎咬过的伤口。在母虎身边，他惟命是从，干完了房事还要把精液从保险套里挤出擦在母虎的脸和大腿上(她曾看过一段法国最高级的美容霜是精液做成的报道，从此，甲肝便要一滴不剩地涂在她皮肤上)。在女工那边，他叫她张开口，一滴不剩地吃下去。

“脸!”母虎平躺着，任这只小动物在身上或两侧辗转。甲肝发现保险套里的精液太少，可能跟昨天的偷情有关。他非常节约地把剩余的那点粘东西抹在女作家前额上，心里在挑剔着：“老烂鸟，满脸都是大寨田。”

他直到把精液在母虎的皮上擦得像白粉一样才停下。“根本不用考虑，随手抓咬，比你又白又嫩。”他下床去洗手时就感觉到刚空荡荡的睾丸又开始热了。

在有情人的日子里，他的白日梦再也没出现开车填海的场面了。但是，女工誓死也要有个孩子才会跟他分手的那些天，他又把自己放在一辆巨大的铲车里，从驾驶室往外看着被土不断吞噬着的大海。在编辑部的午睡中，他也没头没脑地推着。编辑部的人看到他双目盯住墙上一张早该摘掉已过了时的挂历，表情一会儿轻松一会儿又沮丧。大家其实都知道了他有大部分时间是活在梦中。

这与大家的愿望不谋而合。人们会趁机溜掉或者干自己想干的事。同事们还注意到主编在不同表情的梦中的不同状态，如果他愁眉苦脸地做梦，他就会照常听电话和看稿件，甚至能站起来和来访的作者握手。不过，一醒过来他就忘记自己干了些什么。

他常常出神入化的梦是呈微笑状态下进行的，他顶多起来往保温瓶里加点开水，再返回坐位。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时的铲车往往开起来又快又顺手，快到离开了海面，把他带到了一片明净的空气里，他的脸上便呈现了一阵死人般的宁穆，还带着些笃诚。他的眼球也不左不右，都散射在墙壁上，而这散射被会气功的陈编辑认定是入定之后正在极目远眺。

“他进了虚空境界，”陈气功解释：“等于灵魂出窍，像你喝醉了脱裤子一样。”他对长着胡子的美编说。

但主编的梦一般二十分钟之内就结束。

他在家里做梦的开始那阵子，曾遭到女作家的严厉斥责。这个丈夫看起来不是个痴子了吗?当她叫了他一声，没有听到回答时，而他——目光懵然依旧对着水池里的一堆餐具在自来水哗哗流淌声中爬上了一颗树摘着小时候爱吃的棉花糖，说时迟，那时快，她抓起一只萝卜，用了“军人后代”的暴发力砸过去。他在那几秒钟步伐大乱，在树上或在地上的几个空间乱跑乱撞地返回厨房，面带浅灰色的窘色。他看见自己坐在一堆土豆上，手握锅铲抬头看着老婆。

从那以后，他常把自己的梦放在小脑，把大脑留下来照常工作，虽然有时不免在空间上出现穿插，他还是可以控制得住的。

纺织女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不断改变下班路线)终于走进他的家。由于甲肝不在，她本想马上离开。但是女作家出于职业上的敏感，知道她一定和甲肝有什么问题。女作家刚问到她和甲肝怎么认识的时候，女工就哭了。而且一个字也不说。女作家把她轰出去。等甲肝回来开始了审问。

“你跟她有没有性关系。”她问那个垂头丧气的丈夫。

保尔抬起头。他知道她的厉害，也知道她的背后更利害，那个军人岳父会打他个半死。他看见这个双腿叉开、在最高处安置了那个脑袋的形体如立交桥般稳健，他就招了。

纺织女工被立即停职检查，罚晚二年出徒，成了厂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车间领导趁机令她脱下了喇叭裤，已经烫弯的头发也要尽快恢复原貌，在没有变直之前，只许扎成辫子上班。她虽然被迫穿上了从前那条肥裤子，头发又扎成了最不时尚的辫子，但她并不气馁，离开工厂之后她就松开头发，悄悄涂上口红出现在编辑部楼下。

“我什么都不在乎了。”她像个保姆似的形体紧随在甲肝身后。

“再让我老婆看见，我就彻底完了。”甲肝对身后的女工怒吼。他也被市宣传部领导在电话里告诫，要注意生活作风。

“今天下午我要开会。”他撒谎。

“不，我要告诉你些话。”女工说。

他们一前一后在人群中混水摸鱼走着。

“你跟厂领导说了什么。”他问。

“我承认了和你早就发生了关系。”女工快了一步对着他后脑说。

他觉得脑袋一炸。步子突然又重又慢。

她紧跟不舍，又说：“我不怕他们。”

“你滚!”他从牙缝里说出来。

她慢了几步，他快了几步。

他听见她又跟上来，就低头说：“再让我看见我就宰了你!”他准备大步走掉，但突然脚停了，耳边分明传来：“我怀孕了。”

“你先走，”他没回头，一时悲恨交加：“去化工厂后面老地方。”然后，他渐渐扭回头看那个肥胖的躯体非常碍眼地在人群中往海边的路走去。

他呆了。从编辑部出来时他就预感到有些不妥。本来在市文化局组织的文学讲习班上，他看上了一个从外地来的大学生。她是个臀部很大脸像泥娃娃般常微笑的姑娘。他打电话约她，文化局的人说她不在。他说叫她下午把小说稿送来，文化局的女人一反常态地把电话使劲挂断了。当时，他心里暗暗骂了那个中年妇女。

现在，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风言风语已经传遍了他的周围。女工的厂领导寄来的揭发和检讨信虽然没有落到其它人手里，他们也都知道了。这些该死的。他有点无力地远远跟着那个像保姆般的纺织女工走着。

“要个狗!”他心里狠狠地骂着前面移动的女工。觉得自己的肚子又重又涨。她拐进路边的断墙里。他放慢步伐，故意走过几步再返回，然后也钻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