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者或被占有者

 

那期待如酒精般渐渐吞噬了他体内的肌理，使他在麻木——伴着局部一些器官的颤抖——中机械地、重复地品尝着。他恍然找到了置身于伊甸园之类的愉悦。

如果没有她的破坏，他的生活也许还会继续，至少还会在那张主编的桌前等候情书如美酒般在上午随邮递员的脚步传进编辑部放在桌上供他慢慢品味、吸吮。

这位文学双月刊的主编自从找到了这条出路，便在每个牛奶般的清晨以优雅的姿势冲一杯茶，捡掉桌面上的头发(是白灰色)。用矜持的动作把那些“主编收”的来信故意先往桌边推一推(注意，所有举止并没有观众，他做给自己看)，只用眼角扫扫信堆里某些熟悉或期待的笔迹。往下一些意义不大的动作也要完成：把手指伸到鼻孔往外抠鼻屎并挤出些皱纹，双目与晃动的脑袋不断撕扯(很像猫在吃耗子前故意看着别处)，还要把新潮皮鞋脱掉拉开最下面的抽屉踩上，再摆好一张《人民日报》，以防进来的人看到他赤脚。他还要在转椅里晃荡几下，使他矮小的身体发出足够的声音。然后，在不做白日梦的早晨，把脑袋朝椅背靠牢对着天花板。把不再结实的肩膀放松，把润肤露擦在因做饭洗碗而干皱的手上，这才开始拆信。

有时，主编从信的妙境里重返现实空间后还要挤眉弄眼。有文章介绍，这样可以使人恢复青春，至少令面部肌肉充满表现力。这对一个五十开外刚步入情场的人是极为重要的。他还常在上班的路上不断嗑齿，上下牙打得跟步伐一致，这节奏保证他不会走路做梦，还可以美容。

在剪开信件时，他基本能从字迹上分出哪些是来稿，哪些是情信。他有三个抽屉装满了女文学青年写给他的情书。有些是为了能发稿，有些是进入恋爱年龄的姑娘，把写风花雪月的老文人当成人生楷模时出现的异常恋情。而主编近两年常在杂志上发表些“生活的道路是曲折的”、“又是一个黄昏”、“那轻轻吹进心扉的秋叶”之类的诗，骗些多愁善感的少女。他明白骗姑娘只要大谈人生这个道理之后，便在杂志上开辟了“新人新诗”一栏。

寻觅女人要勾引写诗的，千万不能勾引写小说的，他的生活经历已经对女作家产生生理上的恐惧。他还注明来稿要附有照片和简历。这两年，主编已经出神入化了。他还甚至从字迹和照片上就能看出女人们能否掉进他的陷阱。经验大概是：丑女人有才华，在秀丽的笔迹中常透出敏锐的观察力；描写蓝天白云和花花草草的女人最容易上勾，但这种女人身边总有其它男人，不纯粹。他的重点放在一些跟晚霞没完没了的姑娘身上。她们同时喜欢的往往是冬日的小屋、秋天最后一片树叶、泪珠、吻我的那个深夜和咖啡没放糖之类，这种女人相貌平平，失过恋或家庭的纠纷影响她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便可以乘虚而入，给她们温暖的“爱”。反正这一类的姑娘足以经受多次被骗或被辱的情感了。只有那个死缠着他不放的纺织女工除外。

清晨，成了主编生命的重要内容，他每一分钟都是投入的。下午四点，他才会开始做梦，一些无关紧要的碎梦。(专业作家常常感觉那些梦和自己的胡思乱想有相同之处，当血客的谈话令他反感或者厌倦时，当领导和他谈话或者开会时，他就常常沉迷在白日梦中。)在这时刻来临之际，主编会假装看稿件，双目死死地或游移不定地落在某个方向。梦，就像个过客，会在抽了一支烟的时间里站起走掉了。

那天下午，他梦到自己行走在粪河里(专业作家在黑暗中苦笑了)，这也许是他桃花梦的岁月中必然反馈回来的情景。而在当时，他常把信件中对他恭维的字眼抓出来搬到梦中，品味着在情河里行走的成功感：“世界上惟一的男人”、“真正的高仓健式的男子汉”、“全部的生命里只有你”、“没有你我就不活了”、“才华横溢的天才”、“文坛舵手”、“爱情歌手”。他从充满青春气息的女人味中吸取着精神支撑，并融入自己久不存在的尊严里。

这尊严他曾用尽了平生努力试图从文学中攫回。可他的老婆——专业女作家把他牢牢地钉在了合格丈夫的岗位——在厨房和大堆室内生活日杂用品中间，他稳稳当当地步入了十四个年头。这位身高一点六米的家庭“主夫”在洗碗、扫头发的空隙里也曾不断与梦斗争，试图抓住点艺术的只字片句铺到纸上，可那些努力已过去了。他看清自己无能的笔只能从“情书精选”中挑些句子寄给姑娘们，才能再也不会降到女作家丈夫的头上了。

他是一位出生在有知识的家庭，父亲是位医生，母亲是地方剧团的演员的后裔。青年时代也曾冒过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三首诗。他描写当地学雷锋标兵赵先进的事迹，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报告文学使他和赵先进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成了名人，他被从工厂抽出来调到群众艺术馆专抓宣传工作。紧接着，他又迎来了自己一生的高潮，那幸福几乎是从天而降：他看了电影《樱》以后写了一篇叫“故乡情”的散文，把海外归国探亲的华侨“描写”到他们这个沿海城市，电影里的日本来客换成了台湾的。这篇散文立即被中央统战部看中，正是对外宣传的及时雨，随之引来了摄制组、演员、中央特派员，包括两位外国演员。

那些天他成了全市的红人，市领导见他都要用商量的语气。全市的热门话题都是他的剧本和随之而来的“天外来客”。他走在街上常常有不认识的人招呼他，和外地来的演员一样，身后跟着一排排观众。夜晚来临，他的家也和演员们住的旅馆一样围满了群众。记载着那节日般时光的证据依然在他的家里：他和一些演员(包括两个外国的)的合影。当时，那张彩色照片在全市是惟一的。可惜的是当时拍照的地点是医院，他在那个引人注目的季节得了肝炎，而外国人千真万确地去了医院看他。事后他成了讲解那两个外国人的权威。一些看过正面和看过背面，看过头发和看过裤子的人争论不休时，大家往往都说：不信，去问问“甲肝”。他的外号就这样传开了。当医院院长因说了句“黑头发的外国人，不是纯种”而被撤职时，甲肝的照片救了他：彩色照片上外国人的头发是黑的。院长给保留了党籍，调到手术室当了主任。

在那个黄金般的岁月里，她——主编后来的老婆——写了情书，称他为中国的“保尔”，也是她的太阳，她终身追求的伟岸。

甲肝头一次接到白纸黑字上写着“爱你”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话，他马上把信交给了前来看望他的市委宣传部长。经过组织调查，她原是当地军区政委的女儿，组织上在短短一星期就把同意恋爱的结果告诉了甲肝，信也给了他，只是组织上把那些下流字眼涂掉了。

她开始来看他了。如果不是因住院发烧的话，甲肝也许能记起，她穿的裙子也跟来到这个城市的女演员赵晓红的一样。

她坐在他对面，两条白腿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里的护士和来过的女人都穿这种裙子。”他当年说。

未来的老婆说：“街上还流行赵大山茄克。”

“赵大山是谁?”他问。

“男演员，那个魁梧的。”

“我没记住他的名字。”甲肝内疚地说。

“连我小弟都知道。”女方对甲肝的无知毫不原谅。

她离开病房总要留下些令他浮想联翩的东西，签了字的书、吃剩的梨核、花露水的香味、头发。他知道她是高干子女时，心里受宠若惊。地位的悬殊不得不令他反思自己的资历：

年方三十六岁，党员，工资四十七块九角，曾被评过车间的先进生产者。这些她大概并不在乎。事业上的成绩给他的安慰最大，他是电影《故乡情》的原作者，还在《中国青年报》和《光明日报》发表过作品近二万字，由于自学成才从工厂调到文化单位转成干部，坐过市领导的红旗轿车，代表车间去东北参观活铁人李国才。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她虽然家里有五间房两个厕所，但她的工资并不比他高，而且，她只是小时候去过一次北京而已。想到这些，甲肝心里平衡了，他闻着她留下的气息，对她的爱油然而生，躺在病床上就决定结婚了。

几月后，甲肝有了老婆，同时，群艺馆新创刊的文学双月刊的主编就落在了他头上。他的人生高峰达到了。

但是，好景不常，两年以后，他的老婆急起直追，有两篇小说发表在全国重点刊物上，一跃而成为该市的文学将才，还去北京和黄山开了两次笔会。当他俩双双加入新成立的作家协会并成为会员的那个月，她又当了全市第一个专业作家。每天在家不用上班，由国家发着工资写她的小说。这新事物给甲肝没带来任何好处。他的崇拜者再也不叫他保尔了，而是以大家常用的称呼“甲肝”在家里指挥他。她成了这个城市的青年人感知外面信息的主要人物，她知道北京作家刘国的情人的名字，知道作家史铁生的腿是残废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她勇往直前，先是戴上假胸罩，然后就烫了头发，弯弯曲曲像外国人。她看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北京寄来的《今天》诗刊，开始写起伤感和浪漫的诗。当甲肝把“爱情”落到纸上之时，她已经用“性冲动”了。她和北京的青年诗人通信，用了大量极缠绵的语句，换来了“我的小绵羊”、“遥远的宝贝”和“梦里飞来飞去的小天使”。她紧紧注视着形势发展。

记得那个夜晚，他手拿一本《西方现代派作品选》正昏昏欲睡时，她从舞会返回家，在不太亮的灯光中，他被一只涂了红指甲的手吓醒。那是个怵目惊心的场面，至少当时他认为那恐惧不是他弱不禁风的身体所能承担的。她平静地看着他又看看自己的手；这叫指甲油，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血手!”他的汗毛孔还张着。

“是指甲油!”她愠怒了：“画报上的外国演员都涂”。

他从血手的概念中清醒过来。在他的生命里是否看过或听过人的指甲可以涂为红色已不重要了。改革开放的飞速变化已把他丢在一边。他就尽量献媚地问：涂了有什么作用?声音变又单薄又孤单。

“好看!土老帽。”女作家火了。她无法忍受这个因她涂了口红又涂了指甲油而惊恐的男人。她再也不跟他谈这些现代化的新生事物了。

从此，她穿半高跟皮鞋，头发披肩，继而又是高跟鞋，吸外国烟，谈海明威，喝啤酒，撒香水，用生日蛋糕和蜡烛过生日——坐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直到今天看米兰·昆德拉的书，室内装热水器、门铃、电话，书柜的玻璃后面摆上些工艺品小玩艺，顺利地成为现代女人。而保尔仅仅在撤职的三年前才开始看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看黄色录像，找情人和穿西服。  

在这个步伐不一的家庭里，他始终是个被冷落的角色。女作家带他去过舞会，但是甲肝又矮又委琐，手脚像木偶，当音乐换成的斯科时，他心惊肉跳地躲到一边，面对张牙舞爪的男女们束手无措。很快，连他的杂志也成老婆指挥他的工具了，她来审稿和定稿，在上班时他只要装模作样地处理一下就完了。因此，家里的客人也都是来找女作家，他只是个传声筒。他从老婆和客人的谈话中常听到些不明白的新名词：“重量感”、“复式结构”、“散点式手法”等等。

在主编婚后三年便开始了的做梦生涯里，他还记得老婆上了“中国作家大辞典”他成了小丑的那个夜晚。当时，女作家招来的客人有的己酩酊大醉，他被一个留着长发的青年从厨房推到女作家面前要他讲点文学什么的。甲肝还记得被围在人的森林中抬头看到老婆气得发红的脸。慌乱中他说：她比我伟大！众人便轰笑。他听到老婆头一次用了柔软的声调：真不像个男人。

他就在众人的笑声中灰溜溜地进了厨房，低头给一盘快吃完的豆腐丝中加着白菜。他明白，如果当时自己进了厕所也许会高明些，老婆也不会在事后骂他个狗血喷头。

从那以后的日子里，他就彻底完蛋了。从此，他就常用梦境来搪塞老婆的斥责。也就在那几天，他眼看着老婆又长高了半个头。

随着进入了四十岁，女作家靠青春撑着的脸蛋便回归了父亲那种类似冬瓜的脸型，透过脂粉会发现皮己皱巴巴的，但她体格依然健壮，那是小时候在部队大院锻炼的好处，而且年龄的增长又使她多了一层女党员的威严，也是当政委的父亲很标准的摹本了，父女俩的肩膀几乎一样宽阔。她常常发火，找到甲肝的失误马上就把他的胳膊拧到一定的弧度，然后学着武打片里的动作给他那么一下子。

主编在文化上缺少聪慧成了她出气的原因(他至今也读不懂那些现代诗)。在餐桌上他听着老婆和文化界的青年谈什么结构主义，谈超低空飞行派，谈病房意识等，一些他在字典里无法查到的词句，他只好恭恭敬敬听着。在没有悟出情人可以在自己身上实践的年月，他就懵懵懂懂地守在那儿看老婆出神入化地对答着。那女人在啤酒和外国烟灌进胃和肺又分解到肾和血液里以后，语言和表情都比平时敏捷，他处在她的声音里也就越来越猥琐。

于是，他就开始走入梦境。

他先是会把梦像切香肠般一段段分开，中间穿插着去厨房或给客人倒水，如果老婆不对他喝斥的话，他的梦会一节节延续下去。他知道这间客房里自己的自尊越来越少，只有那个厨房才给他全部自由，给他发号施令权。瓶子任他碰响，菜板有肉没肉都任他剁，他会在这里杀死众多物体。可以说，把活的在菜板上变成死的，是他最喜欢做的事了。看到一只将被他杀死的鸡无力地在他的手中挣扎，他就完全忘记了外面的苦恼，活物们在变成死尸的刹那，都会听到他的痛骂。那条活鲤鱼在被“行刑”之前听到的是一声：“臭娘们!”然后手起刀落，鱼的头便掉到了水泥地上。

在还不懂得偷情之前，主编就一直用梦来逃避女作家的控制。当他给躺在床上的老婆按照《速成按摩美容法》做推拿时，他就常常拿搬动垃圾桶的梦稳住自己。那其实是个经常使用的梦，只是每次略有不同。为了找到它，他在梦中将走一百多米的时空之旅，再拐四个弯，又经过一堵不断掉白灰的墙，下面堆放的黑煤球使他还要拐来拐去，然后来到一个烟酒杂货店，再走过一个小人书出租棚，过个体户饭馆，一个寿衣店(他每次看到那张宣传死人将陶醉升天的广告都要紧张地抖一抖)和自行车看管处，就见到了那只紫色的垃圾桶。在梦里他的父亲常常从桶里站出来，鬼鬼祟祟摘下眼镜。他知道自己老了以后就是那个长相，只是不戴眼镜罢了。

在变幻的场景中，有一次垃圾桶坐上了飞机。那是个夜晚，他和纺织女工从海边废弃的建筑堆走出坐上公共汽车，随着颠簸，射完精液之后的松散但心脏却快速跳动的片刻，他把紫色垃圾桶从飞机上推下蓝色大海，垃圾就变成一片亮闪闪的信纸在脑中飞旋。

“垃圾像成群的飞鸽。”他醒来时说。纺织女工马上夸他太有诗意。

 

我喜欢跟活得不痛快的人交往。血客说。专业作家从他的声音中听出还是那个在插队的土屋里最会放屁的家伙，他曾一次放了三十六个屁。他还记得那时的血客用五分钱从几个孩子那里买了一把虱子，放进睡觉老打鼾的李挥军被窝里。

什么事他都能干。他想。在对待女人方面，血客天生是冷静的，他从来没有与女人去恋爱。当插队的三十多位男女几乎都配了对，有的还结婚生了孩子了，他还是一个人。

难道他不感到孤单吗?作家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个女作家，她和自己插队的村子只隔了八里，而且也常碰在一起。那时，她正爱着黄刚，一个挺英俊又喜欢谈论政治的青年，听说他父亲刚解放那几年还派出国当过大使。他俩是第一个大胆搬到一起同居的。当公社委派民兵去抓他们的时候，他俩主动到公社的院子里站着。谁敢抓我就自杀。    

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持菜刀的女作家那时就是共产党员，公社里再也没人敢过问了。她把黄刚当成当代的马克思，而她，就是燕妮，即是“马克思”的助手又是爱人。如果那个黄刚没有进精神病院的话，他们也许真能结婚，也就不存在她现在这个家庭了。她并不需要主编那种陪衬型的男人，她希望男人是顶天立地，像英雄或耶稣，而她是英雄旁边能撒野又能撒娇的母豹。当初恋的“马克思”倒下时燕妮就失宠了。

骨子里从小潜伏的骄横霸气成了她生活中的唯一激励。如果别人不惟命是从的话，她就活不痛快或者展现不了自己。但当主编满足了她的这一问题之后，她就又失落了——生活中没有了男人——没有能用鞭子打她又轻轻抚慰她的男人了。这种追求男性的动机把她从家庭里拖出来成了众多男人的情人。她在周围的男人中找寻着主编给不了她的满足感。专业作家知道，那天，她喝醉了来到他这里就带着那绝望的目光。她的悲剧是土生土长的，是无法左右的。她将永远在寻求折磨自己的刑具。

谁也救不了谁。专业作家自言自语。

我喜欢跟活得不痛快的人交往。血客又强调了一句。

没有人真正活得痛快。作家还在想着那个家庭。

 

在冬季来临之际，甲肝往往就开始做着钻进了苹果里的梦。他像个胖乎乎的白虫行进在苹果香甜多汁的肉里，尽情地吃，往四周吃，而且，嚼完的排泄物在身后被自己的尾巴像刷子般涂在四壁，变成深褐色的圆形小洞。甲肝只想吃了便平静地躺着一动不动。没有人干扰他，而苹果生来就是被吃的，所以也不管他。他在苹果里还吃了几个窗口。不知为什么，他认为核心一定是首都，是他不敢靠近的，也许中央首长和邓主席就住在那里。但是，整个又白又滑的苹果是他任意吃、也任意徘徊的。在苹果的浓汁世界里，和平和满足比比皆是。

这不就是共产主义了吗?他看着对他这个梦想一无所知的老婆常常神秘地暗自得意。

有一点想不通的，那就是每年的国庆节他都会梦到自己爬到一棵合欢树上，而树的下面铺满了金色面包，如果不及时控制的话他会往上爬，非常吃力地爬。一次，正当他挣扎得有点无力时，女作家大喝一声：

“妈了个臭屄!”

他醒来发现自己的手压在她头发之上。他慌忙给她把头发捋了捋，没敢再梦下去。

保尔的主编当了第十一个年头才悟到了自己地位的真实性。也就在那个夏末，他开始马马虎虎地传达中央的各种宣传文件，而集中精力去搜寻女人了。这是在他去北京参加文化部召开的会议之前并没有预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