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注视母亲的影子，那影子在墙上停了一下马上歪在灰色水泥地上溜到外面煤球炉子里。

上午平静地过去了。

下午，母亲精心梳理了头发以后，锁上门坐上儿子的摩托车，离开住了十七年的家，甚至离开了这座小城市。

(专业作者最后肯定那里后来住进去一位外省来的专门帮人书写各种信函的抄写员。)

她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陶醉者了，包括她身上披挂的以往陶醉者的服装首饰。一路上，人们都停下注视这个穿着死人丧服，包括元宝鞋的活人，有人甚至认出了她是陶醉者商店的老板娘。他俩在没有棉花雨的艳阳天里来到郊区。

这是平凡的时刻——在生活中人们就是不同角色的演员，有时由于不断经历别人经历过的角色，也变得身兼几种。在演出或排练过程中常常自己本身也是观众。如果他们越出这个氛围，会重新发现自己或自己熟悉的演员都可能是自己。

个体户就从母亲身上看到了两点，一是母亲不过是陶醉者之一，再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制约，二是自己的舞台上，面前的角色全变了，他俩之间似乎中断了以往的台词。如果这时他叫了面前这个女人一声妈的话，会吓得头皮发炸，——那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中年妇女。在平房的凉气中，他马上肯定了自己，而且适应了自己下一步的角色，他原来不是一成不变。这之前，他的演出是身不由己，或者只是个傀儡。他只有表演而无选择，更不能选择角色。确切地说，他永远是母亲的儿子、党的儿子或祖国的儿子，一个货真价实的儿子。他只是从母亲那里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的存在或者自己在排练或者在演出——一个配角。母亲的儿子终于从面前的陶醉者那里——确实自愿——找到完全自我的方式了。不过，这把他弄懵了。他知道自己并不是个严肃的游戏者，不是自足的“地下党委书记”，也不是谁都要踢两脚的右派儿子。

(专业作家在想：我们很难划出人与兽类的区别。饮食居住的不同不能说明。区别的准则是什么?一只狼为了救自己的孩子，可以拚命；一个人可以把母亲卖八百元给人当老婆。一只豹子为了争食，把弱的赶走；一个人可以自己饿肚子，令亲人吃饱。这里面几乎很难划出界线。)

他的参照系几乎离不开母亲或者他与母亲的生活。为了活下来他工作得认真严肃。因为他和她都要活在世上，并要应付房租、水电、卫生费和改革开放实行商品经济带来的大量国库券和天天上涨的物价。他从美术学院弄来电烤炉时，并不知道前途如何。他的美感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出自那张哼着“何日君再来”的老白菜脸，行动如猴子般的母亲。熟悉三十年代流行曲的母亲还把音乐细胞传给了儿子(当年的右派也是为了这个女人的嗓子娶了她，并带着美好记忆死在马路上)。儿子虽然不能从这个老女人身上看出昔日的风韵，但他知道面前这个非驴非马的女人，是世界上他惟一接触的活女人。而且是她养大了他。这想法在他听到母亲尿道发出的吱吱声，还伴有阵阵热尿味时最无法忍受。他根本就逃不出“儿子”这个终生监狱。在他差不多麻木了的时候，命运给他送来了曙光。

现在，她——沉甸甸的陶醉者，早晨吃了两根油炸糕和两碗豆浆的躯体，终于走入死者行列。剩下要做的工作，对他来说就太驾轻就熟了。不过，事情毕竟突如其来，使他有些茫然，“地下党委书记”心态已无影无踪。

他清楚这一切是真实的，甚至从她身上闻到了自己发臭的气味。可是，对面的演员——一个穿着殓装的老女人——令他产生奇妙的戏剧感。他的母亲对这一切没有表示惊讶。这里的一切与家或店铺一样，早在她掌握之中。也可以说，儿子在这里的活动包括解扣这种细节，她都能够遥控看见。

他注意到这只“蟑螂”在每个尸体旁穿来穿去，翻查他们的手和牙齿，对衣着评头论足。

“这个女人有手镯。”她站起来说。

儿子走过去接过那只女人手看了看，然后用力撸下来。

“他是和平街药店的。”母亲的元宝鞋站在另一个死者头顶，神情有点兴奋。

儿子在电炉旁试了试了电钮，发现没有停电，然后走过来。

“先烧他。”母亲内行地看了看店员的手和牙齿说：“他知道我爱吃鱼腥草。就是我泡好包饺子的那种。”

店员在悲壮的《国际歌》乐曲声中推入电烤炉(他是死后追认的候补党员)。母亲等儿子关上铁门时亲自按了电钮。这时，她眼里闪过少女时代幻想又好奇的色彩。那色彩每个女孩身上都会闪烁。她在嫁给美术老师之前，奶奶告诉她爷爷跳楼自杀的消息时换来她一阵笑声。爱幻想的她并没有看到奶奶的泪，而是想到了中央领导说的那段话：他们是跳伞部队。那种既幽默又准确的描述。

(陈毅在听到上海的资本家大批跳楼自杀的消息时，称这些死者为跳伞部队。  □读者)“死东西。”奶奶在她天真的脸上掴了一掌。“你爸爸摔得头都拼不成个，你还笑。”

这个久经锤炼的老女人眼里的异光只是一闪而过。当时，她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中没有继承奶奶的仇恨。她根本不知道恨什么。生活的一切原本如此，和右派结婚的当月她就明白了。剩下的生命是狡猾和技巧地不被挤出人世而已。昔日空泛回忆不再左右后来的她。只要给她一口食物，她就有能力在这个困难社会中苟且活下来，除非她自己认为该了结了。灾难本身就是生命，困苦是理所当然的。假如没有了它们，她的一切生存智能变得暗淡无光和毫无必要，剩下的事情就是死亡。而死亡如果是更新生命或者是为摆脱什么的话，就变得充满诱惑。

她等待那位候补党员出炉时惟一在做的事就是精心梳理自己乌黑发亮的头发。对那付金耳环是否烧掉，反复犹豫着。

儿子拖出了铁板。

药店的候补党员像洗了澡般白净，整齐的白骨散发阵阵清香。身上那些代表生活的肉完全消失掉了。母亲发现他那张肉红的臭嘴不见了。

“他脱胎换骨了。”她高兴地按了按那些又白又热根根松软的白骨。

“像刚出炉的面包。”儿子内行地说。

由于去了肉，候补党员的年龄也消失了。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陶醉之前的他，还会把他看成个孩子，或者类似上帝和神仙们那种境界的产物。

“什么东西!”母亲捶了捶胸，“我早该知道的。”

儿子以惯有的敏捷又从母亲的话里悟出些人生道理。可能是追悼会上常使用的“永恒”——他将永恒。

“他将永恒了。”儿子说：“无论是天堂或地狱，他都不可能再重返。何况他几乎没犯错误。”他走过去关上了《国际歌》之后补加了一段《天方夜谭》。

离开生活的幸福感使母亲和儿子之间变得友善。他俩的手都伸进热乎乎的候补党员那里，体会着消失之后美妙的圣洁。儿子从铁门上用铁片刮下一块还在冒烟的小肉，那是他工作时的失误。

“刚才是什么音乐?”母亲和蔼地问。

“莫索尔斯基的《天方夜谭》。”儿子说。“摸什么坛子?”母亲显然对现代音乐一窍不通。

“是一种比较现代的音乐。”儿子对外行的质疑懒得多讲。

“看来我也要用这首。”

“我有你以前唱的——黄色歌曲。”儿子说。

“最好用这一首开头。”

“哪一首都能烤得这么白。”儿子说。

“一丝不差?”母亲像在试探一个奸商。

“如果不停电的话，”儿子出于职业道德又说：“中年妇女颜色会黄些。不过，只黄一点，很像米黄色。我会努力把你烤得比店员白。”

他俩的目光由于信任和真诚终于相碰，达到前所未有的默契。就是在看到候补党员脱胎换骨时他们也没这么默契过。在儿子的记忆里，这个中年妇女和狼外婆形象是一致的。小时候他最怕看到她头巾系上之后露出的两只白耳朵。在她哼歌的一惊一炸中，他随时准备跳起逃走，他以为她一高兴就会露出灰色尾巴。那种目光也许是这两个动物在全部生命里没有出现过的，就连他曾被抓进公安局，使生存出现危机，也没今天的场景令他俩心心相印。

“只要不停电，”儿子真诚地告诉妈妈：“我一定把你烧好。”他有些激动，忙转身从旧桌子的夹缝里用铁丝挑出那盘正宗的香港邓丽君的原版带——某位领导亲自点名要深挖清查的那盘有“何日君再来”的黄色歌曲，抓到藏有这首歌的人少说判刑五年和吊销城市户口——里面有母亲曾唱过的下流话：快赶走爱的寂寞。

亲情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能使感受起变化，使亲密无间的感情分裂为更冷酷的关系。当他俩的距离越走越远又突然折回的刹那，它变得充满人情味。

儿子亢奋起来。他完全排除了隔阂和偏见，认真地为母亲服务了。他俩再也不像以往在半个门洞里那样互相答非所问和敌视对方，而是两个生命合成一个行为，类似双胞胎般默契。两人都松了口气。这种微妙的亲情像热乎乎的白骨般令人宽慰，天伦之乐融化到各自的信任之中几乎天衣无缝了。它完美得像巴哈的音乐。这种突如其来的谅解，得到了各自本愿的认同。她脸上流露出一些母亲与儿子之间的爱意。唱过黄色歌曲的她，原来就有一双迷倒画家的眼。这眼在老女人脸上(确切地说在这个已经死去的女人脸上)变得坚定而温柔。这表情在生活中其实已经绝种了。在街上你走上十年，也不会碰到这种表情。

(至少中国人没有。也许西方国家的人脸上有自信、坚定、温柔等等。但是在中国，这东西不但绝了种，连类似这表情的怜悯、同情、尊严也见不到了。  □读者)

我们只能从他俩的外表感受到那种巨大的力量产生的人性高峰。儿子的热情和母亲的温柔融为一体。他俩轻松地工作着。昨夜他那些猥琐的念头变成光明正大的行为了。他动作熟练地把店员的骨灰倒进贴着他照片的骨灰盒里，剩余的打开窗撒出去，然后扣上窗子(有一次他忘了关窗，野狗把十二个陶醉者吃掉了一半)，把滚烫的铁板用水擦了好几遍。同时，他已经把音乐放进录音机。一切井然有序，按部就班，只等母亲躺上去了。“好了。”他轻松地说。

她躺上去，学着候补党员的样子，双手自然垂两边，双目望天顶。儿子准备动手时，她抬起手命令道：“放音乐。”

“对。”他返回身按了录音机，等了会儿前奏曲，随着温柔的节奏，他推动了铁板。那双元宝鞋最后进去了，他看见鞋底粘了些骨灰和一只闪亮的圆钉。

“电费单就压在国库券底下。”在关铁门的刹那，他从音量很大的黄色歌曲里听到母亲从电炉内发出的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