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醉者或麻木者


之后，一切就平息了。

他关掉录音机站起来看了焚尸炉的温度计：一千七百度。还没烧到骨头。他边想边把鼻子凑上去。如果风向有问题的话，常有些人肉烤焦的香味飘出，令胃口有阵阵饥饿感。这香味在十分钟以后就开始难闻到足以掩盖了前者。这只巨大的旧电炉是他从美术学院买来的。那里的陶瓷系学生不用它做什么习作了，他们毕业后都给送到了陶瓷工厂。他把炉子外面的铁皮重新刷上耐热的银粉。里面的耐火砖重新换了，包括上面的电炉丝。他在领到个体户执照至今，用这只可爱的炉子把一百零九名灵魂出窍的躯体变成粉末。

他的死亡登记簿上已排出一排动人的名字和给公安局检查的照片。他们之中被车压死的占了四十九位，自杀的(包括上吊、喝农业药水、煤气中毒、割脉和吞了一公斤铁钉等等)占了二十位。他们有京剧演员，也有郊区农民。那个煤气中毒的是一高干子女，因为这个城市的普通人家里没有那种东西。在学历一栏中，还可以找到三个挺神气的大学生，包括正在烧的那位名牌大学的。还有三十个诗人(读者不要奇怪，这个城市诗人的比例超过妓女和拣破烂的)。年龄最小的死者是一位从楼上摔下来的二岁儿童。这个小尸体非常可爱，只用了普通人三分之一的电。

在烧到第五十三位的时候，电烤炉的耐高温玻璃坏了。从此，他再也没办法看到尸体烧化整个动人的过程了。他靠经验和丰富的想象力继续工作。对于一百三十斤以上的，只要多烧七分钟就可以了。他并不多收这七分钟的电钱。

个体焚尸场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它比公家的火化场多了好几条优点。你可以在变成灰烬的时候，听到你一生中最喜欢的音乐。包括不健康的、被上级禁止的。如果你青春时代是三十年代，陶醉者火化场会为你准备“何日君再来”和“桃花江上美人多”。

因为电费和其它税收原因，该场价格比国营要高一些。但是，死者保证在当天烧掉，而不用像国营那样排队。如果我们把停尸费和走后门送礼的钱算上，陶醉者火化场就不贵了。而公家的要排队一个多星期，碰上死人的春季，甚至等半个月以上。如果认识有门路的再送上礼品，也顶多提前三、四天。陶醉者火化场还有一个最大优点就是有车上门收货，死者家属们根本不用耽心找不到车。他们可以在家里举行追悼会，再派人去个体户在市中心建立的收购点办理所有手续，一切就结束了。人们完全可以在死者带来的氛围里又哭又悲地表现一番，然后恢复正常生活。不像公家火化场，拖得你们也跟死人差不多了，或者极其憎恶死者带来的麻烦，还迟迟烧不掉。

陶醉者火化场的收购点在市区一座古老建筑的门洞里。平时除了联络登记之外，还出售所有死人那个世界的用品。个体户和他母亲配合得非常默契，生意一直兴隆不衰。母亲虽然对电的知识等于零(个体户是电工出身)，但对死人方面的经验远胜于他。他俩的交流一般都是深夜。白天，母亲忙于店铺的生意，他去郊区的火化场忙活或者给来登记的人办理手续——上午九至十二点。

深夜，两位“同党”集中在那半个门洞拦起的长条房子里(注意：他们死后，那位抄写员住到了这里。也许是同时。因为他们的思维空间完全不同，住在一起也不会碍事。)，母亲边整理儿子从死人身上脱下来的衣物，边听坐在床对面箱子上的儿子说话。

“女人很好烧。”他说。“像你这么干瘦用不了八百度就能脱骨。”

“怎么脱骨。”母亲在涂了一半粉红色乳胶漆的长条房间里问儿子。

这漆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配方。

“像你炖排骨似的，肉和骨头一碰就掉了。”

“我的腿好象烂了，上面的肉早该脱下来。”母亲说着，她的背影投在粉红色墙上，像个外星怪客。

“你的骨架随我，肉随你爸爸。”她没看儿子。

“所以我长得不高。”儿子说。

“找不到女人怪你爸爸，他就长了个晦气相。”

“我经常烧女人。她们差不多都爱听钢琴。”个体户显然不满母亲小看了儿子。

“男人听哪一种?”母亲伸长脖子，从床角抓过几块麻布仔细迭好又放回去。

“交响乐。”儿子晃着瘦腿：“男人刚强有力嘛，没有强烈的音乐是陶醉不了的。”

“男人又臭又硬，还放个屁乐。”母亲低声吼了一句，这时她正提起一条深色毛料裤子。

“首先要陶醉。”个体户爱好音乐在这条街上是有名的。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他第一个提着录音机，大胆走上街。他从箱子上站到地上，双手比划着。桌上投下的两双手也在比划：“我的特色是先用音乐陶醉他们，因为每个人都曾有过梦想，要让死者先溶化在美妙的音乐中，进入他们的幸福时光。只有这样灵魂才会出窍，尸体也才省电好烧。陶醉令他们彻底化为乌有，这很重要。”

母亲背后是一节干净光洁的粉红色墙。她的影子很黑。“又多了一个洞。”母亲吼叫。儿子觉得眼前黑了一阵。屋子里一切都是旧的，包括桌子、床单和她身上里里外外的衣服。她坐在床上注视儿子活动时，等于把屋子一览无遗。这个宽两米长度近十米的房子顶部是个半圆形，一些残留在红砖上的白灰或者说类似白灰色的东西，在灯光照上去时就像些孩子画出来的鬼怪。这个长廊里还散发着类似澡塘里的臭味。这些气味多数发自他们积累的、不容易卖出去的死人用品，少数气味来自白天门洞那个炸臭豆腐的。如果白天这个长廊或洞口的门打开的话，气味就可以自由出入了。

从街上看这个商店时，会给人以节日般的气氛。除了叫嚣的音乐以外，我们可以看到色彩斑斓的纸花、供死人享受的寿衣、元宝鞋、相公帽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允许制作的西装和领带。除纸钱和花圈以及纸马这种消费品以外，所有的衣服都已经卖了好几遍。个体户从来不会烧这些东西，而他的母亲也会为他不小心划破或者碰掉个扣子而大声吼叫。当然每次转手之后，母亲——伟大的母性传统就会表现出来，使价格再次降低些。

半个门洞从远处或者从城里最高的钟楼看过去，像双睁开的眼般充满活力，那是用五十元请来了当地最有才华的青年画家——听说属于野兽派或者行动派——涂的。青年画家本来是不屑把艺术固定在墙上。他认为一切能动的、延续或重复的都是美的，包括撒尿、打嗝、吐痰、摸女人、摸酒瓶。他在这块墙上画了一幅听着音乐燃烧的美女(金头发)，铁板画成暖色调的席梦思床垫，周围有几道电波。少女动人的微笑和隐隐约约露出的酥胸(已经超出改革开放的尺度)确实令人觉得死而无憾。可惜挥毫刚停就来了警察，前面带路的是带着红袖章的街道妇女。他们令画家迅速涂掉胸部那块凹陷处(是一笔比普通皮肤深一些的咖啡色)当袒胸露臂有伤国风的酥胸，变得平坦而不性感的时候，画家开始涂大腿。两位站累的警察对于大腿之间比较满意，因为接缝几乎快到膝盖，而白纱裙也盖得比较厚实。广告的上方有白云，另外两块白云在腿下。一群往天堂升去的工、农、商、学、兵以及妇女和儿童代表都面带笑容。他们之中夹杂着两个改革开放以来允许表现的“四眼”(学名知识分子)。画家在一些空白处涂着类似女诗人或鬼怪的长发天使(区别在于头上有没有角了)。画家下面坐着一位与上帝的职务相反的土地老爷。从画面看，好象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这些下地狱的罪犯他都管。野兽派在下面涂了些受刑场面。其手法包容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里被油炸死、被车裂开、被鹰啄死等场面。不过，那些不吉利的画面被个体户的母亲摆了些元宝鞋、纸人纸马挡住。

这座被挡了一半门洞的建筑很像“八一”起义纪念馆，如果门洞和窗户不是圆形的话。改革步伐的快慢在这座楼上体现了出来。一些富的已经装修了铝框窗架和茶色玻璃。有一个局级干部还装了空调，那是一种可以把冷风吹入，热气排出的外国机器。没有发家的可以从窗户探出的竹杆上的衣服的款式新旧看出。建筑的底层大都改成了商店。“雷锋”理发店的大玻璃窗上还贴了一张外国明星的头像。

母亲于阵阵缭绕在臭气之中的香水味道中把死人的衣服修整好。其中有件睡衣已换了三个死者，香气还弥留不散，估计是法国香水。她像检查自己的身体般仔细勤奋工作到下半夜，那双灵巧的老手使它们在第二天，就以暂新的面貌重返陶醉门市部的货架上。

但是，有一身绣花衣被她留在床上。如果个体户记忆好的话，应该发现她在什么时间才穿的规律。(作家想到这里停了一会，他听到了夜晚的跳动。天空暗下的颜色总是诱人的，伴随着灯光里面和外面的各种声音。由于比繁忙的白天要安静了些，你可以听到人们走路踢到一块小石子滚动的声音，还有几个孩子在路灯下唱着发音含糊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偶然有自行车的铃声响起，很快融化到黑暗里不见了。这种时间使地球上的人类变得又可怜又神秘。好象在他们做饭、休息、闲适之中，生命的味道才涌出街道，散布每个家庭。如果没有女人吵架的话，人们还会注视天上的星星，或者去约会女孩和看电影、串门。他又想到那住在半个门洞的母子二人。)个体户从黄昏时分开始烧白天收来的尸体，一直干到半夜，然后满载而归。有时还会弄到几颗金牙和首饰。平时，他除了昏睡以外就忙于来回奔波。他骑一辆军用摩托车每天来到郊区——城市的最边沿——那片刚从农田变成一个新型城区的主要大道——他的“工厂”—— 一排，也是最后一排那个废弃的养鸡场的砖瓦结构的平房。

那个长条平房顶部矗起了一只铁皮桶焊接的烟囱。他的两个搭档会把“陶醉者”直接运进平房的水泥地或者那三个救生架上。陶醉者们像走进音乐厅般平静和蔼。感情这个问题人人心知肚明，如果一个死者三天以后还赖在家里不走，亲人们不但没了眼泪，还会把尸体视为仇人和祸害。所以，与死者的断开在它从家里运走就结束了。个体户知道这其中的秘密。他要赶在一星期以内把骨灰送过去，超过了这个时间，他就成了陶醉者的家属们最不欢迎的人。他们虽然不会马上把那个在记忆中应该忘记的死人盒子扔掉，至少，是不希望它拖延太久或重返人间。

家属们有时也凭个体户的发票去门市部领取骨灰。但这些盒里装的往往不是照片上的陶醉者。个体户常把一个尸体的骨灰分几份装盒。为保证死者家属早日收到死者骨灰，他不得不采取这种骗人的方法。再说，死人的灰也差不多。他的搭档开的是一辆二手货的日本小丰田车，上面画着醒目的广告：为他人着想。车尾是幅宣传画，上面画了很多人，而脚上的地球只有皮球般大小。还有一句醒目的标语写在下面：

   生产搞上去，人口降下来! 

“我爱他们。死人比活人可爱。”个体户常在泪流满面的死者家属面前说。

“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再不加速死亡的话，我们的国家就完了，何况他又不是老革命。”个体户对着照片下面政治栏目里注明“群众”的死者的姐姐安慰说。

个体户在推荐给死者播放的音乐方面，有出奇的灵性，几乎只根据那张死亡登记表上注明的职业、政治面貌、年龄性别和照片，就会从音乐目录里点出。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物价飞涨，音乐价格也在浮动：

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五元五角

肖邦：小夜曲，温柔的慢板——七元

(注：少女兼诗人用)

柴可夫斯基：悲怆——八元

(注：卡拉扬最新版本)

鲍迪埃：国际歌——一元六角

奥尔夫：爱情、春天、小酒店大合唱——二元

(注：优惠价。适应知识分子)

还有一些普通价格的音乐，每放一次只收五角。包括中国人常听的“江河水”、“二泉映月”和“小白菜”、“把一生献给党”以及“学习雷锋好榜样”。如果是加入过少先队的小孩子的话，还可以免费送一首“星期天里好事多”。

当死者家属对目录稍有迟钝，个体户马上伸出长脖子站起来小声说：“还有备用的。不过要收外汇券。”这些音乐主要是英国摇滚乐、美国乡村音乐、法国床上迪斯科和香港原版邓丽君的歌。

“你们也知道，最近上面正在清查邓丽君的歌，抓到要判五年。”他肯定地说。

经常有顾客接受他的建议。也有些家属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对死者的爱好一无所知。

“相信我”，他说：“我一眼就看得出她喜欢梁山伯与祝英台。”

“她还是处女。”家属小声说。

个体户对着已过四十岁的女人照片抬起头来。

“这要看你了，我有‘造爱迪斯科’和‘圣玛莉亚’，音乐风格迥然不同，可殊路同归，她可以由你的喜爱到达老天爷那里。”由于家属文化水平低，他就把上帝改成老天爷。

“保留或不保留全看你们了。”他做出一副在婚礼上媒人常表现的大度。

“她生前一直想入党。”家属做贼心虚地说。

“要求入党并不等于入党。”在政治方面，个体户早就成熟了。

“我可以给她放一首‘党给了我新生’和‘社会主义好’，她就死而无憾了。”

就这样，个体户的服务之好传遍了这个城市。活着与死亡之间变得极相似了。

个体户的平房里确实声音不断。录音机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日本货，有四个喇叭。他基本上都对号入座地给死者放规定的音乐，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不过真正的听众是外面闻着陶醉者气味赶来的野狗。它们晒太阳或者在扔掉的死人衣物中搜寻着。有时被平房里诱人的香味搞得团团转，互相追咬，很少像人类那样坐下开会研究。

个体户有时住在这里。我们不仅要注意他发财的来路，还要重视他的流氓行径。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竟没结婚，“内部”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原因。他对女尸的热衷如果追究下去的话，就会真相大白。他——这个内部统治者——如果我们修练了气功用“智能”眼就可以看到——在平房走来走去，不时停在“陶醉者”面前，以报杀父之仇的表情对待某位领导干部。他手拿死亡登记簿，对“陶醉者”进行不人道的询问，有时还会踢上一脚。躺在他这里的有警察，房管局副科长，有三十年党龄的第二梯队的退休干部，还有街道办事处的妇女主任。他们对他再也构不成威胁了，他们躺在这里和知识分子、医生、拉小提琴的一样任他贬薄。大家躺在这里变成一样的尸体了。如果生前就知道的话，他们也许先收拾了这个小子。这些鸦雀无声的陶醉者，全由他盖棺定论，做最后处理。他骂“瓶子盖”(就是警察)不遵守交通规则，还丧尽天良没收过他的摩托车执照。骂房管局从不帮助解决他的住房问题，“就连这半个门洞还要赶我们”。他痛斥，“送礼的钱都够买座别墅”。个体户走过去给了副科长一脚：“还说什么影响市容。齐奥塞斯库来访问的时候，你用三合板盖了十几座假大楼。”

个体户在秋后算账。

当年，齐奥塞斯库要来参观，政府拨款把一些主要街道重新用三合板挡起，上面画了十几里长的一系列建筑，反正汽车一晃而过。这些巨大的“楼房”挡得他家一丝风都没有。隔五米开的一个“窗户”正好又在隔壁一家。为此，那一户得了一块窗帘布——此布只要在汽车开过时挂几秒钟就可以留为己有了。平时，那一户的家庭出身和个体户一样，都是不能分配工作的黑五类。最倒霉的倒不是得不到那块布，他在拆除“三合板大楼”的混乱之际，偷了一张三合板和二根横撑。事后被揭发，抓到派出所审了一下午。那时，他十四岁。

这个火化房里的“市委书记”在夜晚变得很神气了。他从死者身上看见自己的成功。人生要享受的权力终于给了他。而那些死者只能睁眼看着自己在受气，像他离开那平房以后一样。

个体户看了“九品芝麻官”的戏剧之后，更坚定了自己的任务，对平民百姓不加剥削就送进焚尸炉，连牙齿都不检查(注：一个金牙的价值可以是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这是真正的均贫富，苦尽甜来。他对自己的行为这么评论。由于父亲的死使他记忆犹新，所以他对右派和被车撞死的，都会尽心尽力。这里是他人生的另一舞台。是平反还是镇反就看这位九品芝麻官的智能了。

他走在街上(确切地说是他被专业作家描写到街上也可以说是我走在街上)，看到人们排队和无聊时总会联想到焚尸炉里的情景：烧得浑身冒油的皮肤，渐渐收缩的骨架。他看到街上烧鸡的桔黄色表皮与少女白嫩(没烧过)的脸皮之间的差异，也注意了死人与活人那点能动能说和不能动不能辩解的区别。他热爱死人的程度每日剧增，如果母亲也成了死人——那张嘴永不张开——他会多幸福。死人令他成了万元户，令他成了“地下党委书记”。死人决不胡言乱语，不检查他的发票、账薄、不监视他的衣食住行。随着死人的增多，随着他们性格、年龄的千差万别，他的热爱每日剧增。虽然供电局经常停电令尸体积压(有一次从化工厂流出的污水淹了很多菜地，使七人同时死亡，当然他们同时被送到平房里)，他还是认为活人太多，死人太少。

渐渐地他不明白人为什么活那么久了。当母亲为一件原本是完整的毛料裤子被他脱破一个小口而骂他的时刻(其实还丢了三个扣子，而那种进口或类似进口的仿铜塑料扣，要去深圳那种鬼地方才能配到。)，他看到了她死后的宁静，他隔着那块两人之间睡觉便拉上的红色棉布看见了。“大千世界充满慈悲。”他听到自己在说话，便又张了张嘴，那个没说出来的念头终于站稳了。

“女人比男人好烧。”他又重复起这句话，不过意义不同了。

死人身上有阵阵肉香，他鬼鬼祟祟地说：要在刚烧时。接下来是内脏令人呕吐的热气。后一句是心里说的。

你应该去看看。那里有一把天鹅绒做的椅子，破四旧以前是达官贵人坐的。你坐在那里，就可以看见一个人怎么进去，又怎么在音乐中进入安乐世界。他真诚地对母亲说。

据说天上会下一阵棉花。母亲身后的影子仍然在粉红色墙上拉得又黑又长。等到我看见了就跟你走。

儿子吓了一跳。小时候，他每次撒谎都被她识破。如今，他已过而立之年，还是破绽百出。你就去看一次，我是说。

与其说母亲早已猜到了儿子的愿望，毋宁说她自己找到了确切打算。棉花雨可能要等很久。也许，这个说法本来在她心里占不了什么地位，她只是不得不使用它，那是过去某人偶然讲的一句话，或者她自己在某一天早上偶然记住的梦。那说法不可能决定她生命的时间，但可以用做一个尾声。对于一个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人，过去便成为完美而空泛的回忆。当它装满之后就可以轻松地推倒了，死亡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

天快亮的时候，母亲从门板缝往外看了看转过身，明亮的绿眼像闪烁的老猫。在儿子眼里，那种神态是一反寻常的。儿子虽然没看，却从直觉中意识到局面的重要性了。

他转身下床，想做点什么。两个人似乎都对今天的开始怀有不安。这便打破了他俩——两个雌雄动物的以往规律，比如儿子把红布提起的时候，母亲正在提住门的把手拉开门，雌的在门洞的煤炉子里加上煤球并冒了烟时，雄的穿过煤烟，提着牙刷上街刷牙；母亲把尿罐提到煤炉子的另一面，儿子放下牙刷正好提起它来奔公共厕所。那一切在这个早晨都对不上号，秩序完全颠三倒四。甚至当他挤牙膏的时候，母亲正蹲着撒尿，那声音本该在他似睡非睡的迷糊中听到这一切像一种生活的开始，令人摸不清头绪。他心里知道要做的事已来临，只是不知从何开始。为什么?他头脑转了转。这二年，他一步步找到了自己有意义的生存方式，工作发展早超出他的意料。购买电烤炉，他只因那东西神秘好玩，能烧死人也是他在公共厕所里听说的。然后，他的焚尸炉就像台水泵旋转起来，而他如同上面那根橡皮拉带，永远转下去，因为这个城市一年四季不管白天、晚上、下雨或星期日都死人。星期天不但不会休息，反而死得最多。尤其是夫妇，他们常在星期天自杀。学生们在星期一死，年龄在十六至二十一岁。星期二死中年的妇女——那是个体户最痛苦的一天，她们又肥又重，如果他再工作下去，一定会求救于外面的野狗。星期三、四死一些婴儿或个别产婴儿的女人。星期五死老干部——这是个严肃的日子。当天清晨，他就要看报纸，特别是头版。他要死死记住悼词和标题，从而判断“逝世”的属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以便做好陶醉准备。星期六夜晚是死青年的最佳时间，有的死在赴约路上，有的死在失恋醉酒，这是一星期里最有机会表演爱情的夜晚。爱情像鲜血般涌进焚尸炉边，那只破桌子上的录音机通宵响着奥尔夫的大合唱——爱情、春天、小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