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麾下的八大金刚

在令计划后来因为“法拉利车祸事件”在仕途上受挫后，很多人曾认为令计划多年经营的权利帝国会随着令计划失势而土崩，但这是不明事理的人的雾里看花，根本就不知山西帮帮主究竟拥有多大的能量。

令计划虽然在十八大上因为一连走出了两招“臭棋”而功亏一篑，在通向权力顶峰前折翼，但由于其人精于人事运作，尤其长期以来在权朋中以“能办实事、替人着想”著称，从而积淀了广博的人脉关系。虽然失势也一度引发周边党羽的叛离风潮，但还是有几个铁杆颇为义气，至今仍然与令保持了非同一般的来往。这些人也是令长期以来千辛万苦埋下的权利伏笔，未来或可继续依靠这些人延长政治及经济影响力。

其中第一位也是令计划最为依靠就非王三运莫属了。王三运。现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执掌一方的封疆大吏。

王三运也是团派出身，在担任省委组织部青干处副处长时，得遇胡锦涛执掌贵州省，很快得胡的赏识，被提拔为贵阳市云岩区委书记。胡在转任西藏后，为了进一步培养王三运，于一九九零年将王三运升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王也是此时开始与时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令计划开始交往，并迅速确立了友谊。

一九九二年，胡任中共常委后，年底王三运就又被调入地方增加资历，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起任六盘水市委书记，一九九五年九月任贵阳市委书记，一九九五年十月起任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一九九八年八月转任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此后近十年间，王三运仕途突然转暗，连续调任三个省，在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这个虚职上徘徊不前。原因当然是涉腐传闻缠身，虽然没有被立案调查，但告状信和中纪委可能随时启动的调查都如影随形地跟着他。

为了冲出困境，王三运通过关系搭上令计划，方式是在自己主管过的地方，亲自替令计划夫人谷丽萍的生意跑前忙后，最终取得令的充分信任，双方结为同盟。据知情人称，面临仕途危机，不进则退的王三运在搭上令计划之后，显得极为忠诚，双脚踏定一只船，一切以令计划马首为瞻。

二零零七年十七大后，令计划权势如日中天，通过中纪委何勇替王三运摆平了有关问题，当年十二月后，王三运调任安徽省任代省长 。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当选安徽省省长。在安徽期间，其经济工作能力虽然受到怀疑，但由于有令计划的支持，二零一一年十二月继续高升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终成一方封疆大吏。

除王三运外，令计划还特意提拔了一批六零后人马，着意长远。这些人主要包括：一、潘逸阳。现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潘逸阳一九八九年由广东省佛山市委书记秘书转任共青团广东省佛山市委副书记后，开始逐步向团派中心靠拢，并最终成为团派六零后的骨干力量。

潘与令计划结识，是在九零年代初担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期间，一九九五年，令计划进入中南海时，潘也成为共青团中央常委、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一九九五年，潘转任地方工作，在其后的五年期间，从广东到江西，一路逐级升迁，过程平稳，显示出明显的积累资历迹象，说明至少通过令计划，潘得到了胡锦涛的信任。

二零零三年十六大后，潘升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完成人生关键一部，进入省部级行列。在赣州市委书记任上，潘一干就是七年，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远离中央的好处之一，就是潘逸阳得以躲过最激烈的十七和十八大党内斗争，二零一零年十月，在胡锦涛首肯，令计划亲自操作下，潘转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为胡春华的工作担任重要副手。从他被安排配合胡春华工作的态势看，未来随着胡春华地位的提高，潘逸阳的前途不可限量，可能是一匹还没有完全显山露水的“黑马”。

二、陈川平。现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身为原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陈川平，一直以来是令计划的“钱袋子”，另也深受同为山西老乡的薄熙来的器重。陈川平是从太原钢铁一步步起来的，但自一九九六年升任公司副总经理后，一直没有得到实质升迁。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一年，突然完成总经理和董事长的连续任命，与令计划的强力支持有密切关系。据透露，令计划的夫人、弟弟及其山西子侄，都通过陈川平实际掌控着山西的煤炭和钢铁生产，利益巨大。二零零八年，在令计划运作下，陈川平开始由商入仕，转任山西省副省长，二零一零年升任山西省委常委兼太原市委书记，是令计划托付未来的主要依靠。

三、赵勇。现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赵勇得以结识令计划，是在赵担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时期，赵曾一度其间挂职任共青团中央青工部副部长。正是这一段时间，两人开始交往，并建立了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赵最终得以留在团中央，并任共青团中央青工部副部长、部长，与令计划在胡面前的大力保举分不开。二零零三年十六大后，赵勇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接着又担任全国青联主席，这一段时间，与令计划的夫人谷丽萍过从甚密，为谷的青年创业基金出力不少。二零零四年，在中国新闻界曾发生一次重大事件，《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一篇报道出现所谓方向性错误，本来是可以小范围处理的事件，但由于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赵勇担心中共高层问罪，对中青报记者和编辑痛下杀手，记者被辞退，主编下岗，一位副总编辞职。为此，知名记者卢跃发表公开信，点名道姓地批准赵勇。

文章中卢跃刚说赵勇“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在中国青年报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形象，一个小官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形象”；说赵勇的逻辑是“兵痞逻辑”；说赵勇“连起码的传统伦理都不懂”，没有儒家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思想，“薄情寡义，令人心寒”；说赵勇在会议上的讲话是“居高临下的呵斥”；认为赵勇“私心太重，官气太重”。一度此发海内外媒体强烈关注。中央高层也十分震惊，赵勇一度陷入被动。但在令计划斡旋下，事态平息。赵勇为感戴令计划的斡旋之恩，从此成了令计划的铁杆嫡系

二零零五年，在令计划运作下，赵勇离开团中央转任河北，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又兼唐山市委书记。二零一一年，进一步升任河北省委副书记。

四、陆昊。现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由北京市副市长一跃而成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正是令计划在胡锦涛面前大力举荐的结果。据称，陆昊所以能最终进入团中央，是令计划夫人谷丽萍的力荐。二零零三年令计划升任中办主任不久，其妻谷丽萍即在团中央搞了一个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该组织以鼓励青年创业为名，接受数十亿社会捐款。

为了消化转移这数十亿员中关村是当时中国青年创业的热点地区之一，谷丽萍找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发的陆昊。陆昊随即在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作等领域为这个组织大开绿灯，使谷一起手便做得风生水起。谷丽萍得实利，陆昊得政绩，合作十分愉快，并因此赢利令计划的信任。在周强转任地方时，陆昊进入团中央，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续为谷丽萍的中国青年创业计划保驾护航。陆昊也不负托付，将谷的事业进一步向全国的青少年教育领域推进，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五十余座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名义为推动青年创业，实则是以公益名义搞地皮和房地产，据内部人士透露，该组织仅在上海一地，就涉及三十亿元以上的房地产投资。

二零一零年，为了避免事业单位使用企业募集资金所带来的“灰色”问题，更方便地使用从各种管道弄来的巨额资金，由团中央出面，成立了一个“瀛公益基金会”，专门管理中国青年创业计划的资金，这是一个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成立基金主要是为了更方便地投资或逃税，当然更主要是掩盖权钱交易。这个基金会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北京、武汉、上海、鞍山等地，通过房地产投资大获其利，比如全国各地青少年的修建项目，一般都有该基金的影子。当然，这个基金会也是谷丽萍说了算。

本来，十八大后内定陆昊将转任四川省省长，但由于周永康和令计划的变故，李春诚被“双规”，陆昊因为与令计划的关系，该任命也被临时调整。但陆昊已处于待机而发的地位，时机一到便能挣上封疆大吏身份，再入中央高层，路线较为清晰。

五、胡伟。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胡伟是由令计划直接调入团中央的。胡伟任浙江省安吉县委书记期间，曾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这一时期，得以与时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共青团》主编的令计划结识，令很欣赏胡的才干。一九九四年令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即调胡伟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伟正式成为令的左膀右臂。

等令计划担任中办副主任时，胡已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前文说过，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令计划担任中办主任后不久，其妻即在团中央搞了个青年创业计划，该计划谷是副理事长，总干事，是实际操作人，而理事长正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伟。这个公益组织成立当天，即有全国各大企业，包括中国电信、格兰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华夏基金、诺基亚、惠普、埃森哲、山东福日集团、中国广厦等中外企业“孝敬”了数亿元。对于一个新成立的社会组织而言，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胡伟也因帮谷丽萍捞钱当挡箭牌，立下功劳，二零零五年通过令计划，升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更升任常务副主席兼宣传部长。

六、李群。现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进入团中央，开始是由周强看中并提拔起来的。一九九六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强到山东考察，与时任山东省寿光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李群相见甚欢，于是大力举荐李群进入共青团，先是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接着扶正。一九九六年，周强成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李群也成为团中央常委。

这期间，李群经周强结识令计划，并很快取得令计划的信任，据称，令计划老婆谷丽萍在山东青岛的房地产投资，李群亲力亲为，出力不少。十六大前，李群回到山东，担任临沂市委副书记、市长，十六大刚结束，即升任临沂市委书记。二零零七年十七大前，令计划进行权力布局，提拔李群任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二零一零年又调任共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也成为主政一个有望成为直辖市青岛的封疆大吏

七、邓凯。现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

邓凯在担任共青团吉林省委研究室主任期间，与主管团中央政策研究和宣传工作的令计划结识，并在令计划担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三组负责人后，大力配合令的工作，双方建立的初步信任。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前，邓凯升任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二零零四年，邓凯以中共吉林省委常委身份兼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书记，一干就是七年。为了升迁，邓凯充分利用曾与令计划建立的初步信任关系，积极向令靠拢，将吉林和延边的一些房地产项目千方百计地交给令的弟弟令完成等亲属。因此令计划将邓凯推荐给李源潮，终于在二零一一年初升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干了没半年，同年十月又转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有明显急于抢补被耽误那几年的痕迹。二零一二年十八大前再升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

上述七人和王三运一起，成为了令计划麾下的八大金刚，也是令计划掌控的最有发展前途的“潜力股”，令计划之所以野心不断膨胀，有取代薄熙来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所倚仗的就是掌控着这些最有发展前途的“潜力股”资本。

由上观之，令计划的“金刚”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有名的“团棍”。这些人有的是学生干部出身，有的是秘书出身，转而进入团派这个大染缸，整天做的就是讨好上司，结党钻营的功课，结果一个个练得八面玲珑，滚溜瓜圆。致富一方无能，巴结私营有术。即或到了地方，先往不太重要的地方担任市委书记，取得地方主持工作一把手的履历，再往上，大多往往向宣传、党务领域一钻，继续进行逢迎拍马，勾连结环的营生，一伺主子得势，便跑出来邀功卖好，一飞冲天。

中国未来如果执掌在此等人手中，那可真就中国百姓们最大的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