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境逢生—在北京街头自作自售的经历》
——庄晓斌诉谷歌侵权证据链之四

撕裂自己的伤疤给人看，有的时候会很疼很疼的。然而那已经结了痂的伤疤一旦被戳破了 ，有鲜红的血汩汩地涌冒出来了，即使再楚痛，也只好任人观瞻了。

我不惜自揭隐私，把自己的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也用笔记录下来，意在就是告诉读者们，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为了夺回自己的孩子，就是拼掉了这条老命也无所谓了。自从2022年五月份我从国内的孔子旧书网上获悉了我倾毕生心血撰著的苦难之作《赤裸人生》被不良之徒剽窃以来，我的心就一直在流血，多少年前不堪回首的往事都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想不去回忆都不可能了。这一幅幅历历在目的往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是这样地清晰，甚至连一些细微的情节也是如此地刻骨铭心。我落了泪，一个已经年逾古稀的老人竟然也会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起来了……

我不知道上帝的眼睛此刻是否大睁着，但我知道一个伤心的母亲在亲眼见到自己的苦难胎儿被人掠走该是什么样的心情。现在就来说说这撕心裂肺的楚痛吧！

1998年的春节，是我这些年间过得最惬意的一个春节。因为书的出版，我成了家乡的风云人物，不仅当地的党政机关领导对我高看了，而且一些老同学们也纷纷来家祝贺，一时间我家里宾客盈门，这是我出监以后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的。我当然也心情很好了，但是随着冯静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一下子就将我似乎推进冰窖里了。

1998年的元宵节刚过，我收到了冯静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在电话里冯静对我说：“《赤裸人生》一书的发行情况不是很理想，现在有的书店已经退货了。她回收成本也就算不错了。因此她原先承诺我的书出版发行后3个月内一次支付 5万元现金的承诺恐怕是兑现不了了。她已经通过邮局又给我邮寄来5000册图书，这就折抵欠我的五万元稿费和垫付款了。”

接到这样的电话，我怒不可抑，当即就在电话里向冯静吼道：“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守承诺？你这不是要把逼上绝路么？我们家乡总共还不到3万人口，况且我已经销售1000册书了。你再邮来5000册书，我卖给谁？”但是任凭我在电话里怎么发火。冯静说这事已经不能改了，因为这5000册书就是那个姓廖的书商的退货，冯静已经让姓廖的书商把书直接寄给我了。我当时是恨不得把电话机都砸烂的。但是生气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改变不了冯静已经决定了事实。果然几天以后，我就又收到了用快件寄到我家乡的5000册图书。望着堆成小山一样的5000册图书，我一筹莫展，眼见偿还高利贷的日期也日益迫近，这是要把我逼进了绝境的。无计可施之时。我只能给北京的吴振录打去电话，说明了冯静违约的情况。因为冯静毕竟也是吴振录介绍给我的嘛，电话那端吴振录沉默良久才说：“小庄，这样吧，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年的五一节前，都有个特价书市，你把5000册图书运到北京来吧，我帮你再联系一个书商，你可在他的摊位上签字售书，北京有1000多万人口，文化层次也高。你来北京把书卖掉，好偿还高利贷吧！”

这条路已经是我当时唯一可行的一条路了。我别无选择，只好按照吴振录的指点，把5000册图书再用快件全部发往北京，我也第六次踏上了进京的旅途。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年举办的特价书市，在4月20日开始，五一节前结束，共计10天，一切有吴振录为我运筹，我还真的如愿就在一个书摊上签字售书了，当时和我在一个书摊前一起签字售书的，还有《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

说来都寒酸啊，当是我和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并排坐在一个摊位处签字售书，可是到了中午。我却连15块一盒的盒饭也舍不得吃，而要找个借口悄悄地溜到公园外面的街道上去买2元一份的煎饼果子充饥。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搞得老鬼也纳闷了，老鬼竟然这样问我：你们北方人是不是不习惯吃米饭啊？我心中的苦楚焉是可向老鬼说破的。书市一共开了10天，在这四天里，我的书销量还算是不错的一共卖出近500本，摊主是按每册20元售价销出，而最后和我结算时，却是按每册8元结算的 ，不到500本，也是按500本结算的，摊主给了我4000元人民币。

书市结束之后，我是连将余下的图书再发回东北的运费都承付不起的，无奈之下，才混迹在街头的小商小贩之列，在 街头自作自售的。有言道：“兵置死地而后生，”这也许是上帝之手在运作的。冯静背信弃义违背承诺，，却逼出了一个“囚犯作家”来。我在北京混迹在街头的小商小贩之列，长达半年多的自作自售自己呕心沥血撰著的这本《赤裸人生》的经历，除了不可言喻的悲凉和心酸之外，也有着无限的感慨和感动。正是无数善良的北京市民，是成千上万的热情读者们，给予了我无限的关爱和支持，没有这些关爱和支持，我是撑不过这道难关的。这其间，有肩扛金星的老将军。有学者、教授和企业家、商人，也有富有正义感的警察、城管、大学生和普通市民，甚至包括偷窃的小贼 ……

列举几例，某日我在公主坟的一繁华街道处摆摊卖书，一辆军车在身边驶过竟在前面的不远处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了的竟是一位头发花白一星少将，他来到我的摊位前，一声不响地注释了许久，盯着我摆放在摊位显目处的身份证也仔细辨认了几次，然后从衣袋摸出一张50元钞票，放在摊位上后， 拿走一本书 ，我本来是想给书上签名和找钱，但是这位将军却挥手说：“不必了”就头也不回返回车上开车走了。这位将军虽然没有对我多说一句话，但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心里得到的这一份感动，也焉能是万语千言可以表达的。

还有一次，我特地到北大 校园里的三角地去摆摊卖书，但是所有的大学生只是瞩目围观，并未有人买书，此景观当然很快就惊动了校园内的保安人员，一位保安 来制止我在此地摆摊，他刚刚大声呵斥了几句，就有一个学生站出来，大声对保安吼道：“你说话客气点！他不是小贩，他是个作家！”学生的话显然是把这位保安人员震慑住了，他只好对我说；“那也不能在这里摆摊卖书啊。”这位保安把我带到了北大保卫部去处理。因为当日是周末，保卫没有人值班，哪位保安便扣下了我的图书，让我周一保卫部上班时再来取，听后处理。我故意到北大这样敏感的地界去摆摊售书本来就是无恐的，因此在周一还真的就去了北大保卫部交涉此事，当然我的用意也绝不是在意几十本图书，我也是想看看这中国的最高学府对一个囚犯作家会持有什么态度。星期一的上午，我来到了北大保卫部去交涉这件事，是一位姓范的女士接待的我，她耐心地对我解释道:“按照北大校园管理规定，在北大三角地摆摊售货，是要被罚款处理的，但你的情况是特例，我们研究决定，对你就不罚款了，你的书都全部推还给你，为了补偿你今天耽误时间又来一次，我们保卫部的四个人决定，每个人都按书的原价购买一本你的的书，这是120元钱，多余的几元钱就算是补偿你的公交车费了。另外你如果想在售书，我们可以批准你在 固定的日子来售书的，这就是在三角地搞固定活动的时候，那时你可以来申请的。但需要缴纳一些费用。”摊在”就这样，我取回了几十本，还按原价售给了北大保卫部的四位工作人员四本书。这样的待遇又焉能是普通的小商小贩能够得到的。这一点一滴，我亦能感念到北大人对一个有文化的作家的关爱之情。

而我的行为感动了一个偷窃的小贼的事就更该复述给读者们了。那时在1998年6月发生的事了。有一天我到北京天桥去摆摊卖书，一去就被众人围住了，就在我忙着给购书者签名的时候，我放在身边的一个提包却被人给顺手提走了，这包里装着几十书和几百份我为推销此书做的广告单——致读者的一封信。提包被窃贼拎走了，我当然沮丧，但也无可奈何。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当我在此来天桥摆摊售书时，这个提包又神奇地回到我的身边。包里少了一本书，却多了20元钱和一封短信，短信上写到；“庄老师，把您的包还给您，我只留下一本书 ，给您放了20元钱，这钱不脏，是我打工赚的，看了您的事迹，我很后悔，我今后不会再偷拿别人的东西了。”

上述几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好多好多，诸如执勤的民警和城管查抄了我的书摊后，民警把我带到派出所询问。临近中午，还会自己掏钱买来盒饭给我享用，一个十来岁的孩童走到我的摊位前，向我行了个礼，然后说道：“作家叔叔真棒！将来我长大了也要当作家。”

正是这些善良给予了我关爱的北京市民们呵护了我这位“囚犯作家”的。倘若当年没有这些善良给予了我关爱的北京市民们，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能不能有我这样一位“囚犯作家”了、

当年在北京街头卖书时写的对联：当作家太艰难，身着赭衣 肩抗桎梏，毁家负债为出书：做赤子不轻松，心系中华。情萦神州，语不惊人死不休！道出的就是我那时的心境。

个中的苦辣酸甜，我就不再复述了，当年中国大陆的上百家的媒体炒作“囚犯作家逃生京城”的新闻，早已经对此报道得淋漓尽致了。我今天之所以再次提及此事，意在说明，我和这本苦难之作是血脉相通的。他几乎就是我的全部生命啊！我绝不能容忍任何人以不法手段抢去我的苦难胎儿的！这就是我要告诉读者们的一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