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裸官风暴

“裸官”一词出现于二零零八年，首创者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的原话为：“裸体做官”。

中共官场腐败现象盛行，到了最高领导层都意识到的不反腐可能亡党亡国的时刻。中共腐败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各界俗称的“裸官”问题。

中共官场“裸官”现象严重已是不争事实，但是究竟有多少“裸官”外界不得而知。不过，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数字还是让外界感到惊讶。据报道，最早公开提出中国“裸官”数字的是中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她曾表示，从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五年，中国共出现了一百一十八万“裸官”。

但据专家分折，裸官人数远远不止这些。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是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专家。他说，中国公务员的人数大约六百多万，如果“官”的定义是公务员或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一百多万的裸官人数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如果以“吃财政饭”的人为基数，中国的“官”有七千多万，裸官的人数会更庞大。

胡星斗说：“如果所有的吃财政饭的人，或者是事业单位的人，或者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都算‘官’，一百多万估计是打不住。”

中国“裸官”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呢？中国社科院在二零零八年的《法治蓝皮书》中指出，百分之四十六点七的公务人员认为他们的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县处级别以上的干部超过百分之五十。看来，专家们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一致的。

当然“裸官”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韩国在七-八十年代也曾出现过很多裸官。但裸官贪腐之害，足亡国却是全世界统治者的共识。

“裸官”，由于其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客观上很容易产生腐败的动机和腐败空间。一方面，官员的配偶和子女在国外的消费需要提供资金而腐败，另一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会更肆无忌惮地腐败。而且，“裸官”通过其家属更容易地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在东窗事发时，或“金盆洗手”后，逃亡海外“投奔”那里的亲属。

 有观察人士把这种情况总结为 “三部曲”：人走了（家属出国），庙走了（财产转移），和尚也走了（贪官外逃）。

  纵观中国的历史，任何王朝的没落往往是在社会急剧腐败之后。问题是，历来的王朝，腐败官员的财产除了被他们挥霍掉的部分外，一旦被捉被惩罚剩余的财产就会被重新剥夺和分配，况且即便他们挥霍掉的财富也依然在中国境内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那么一点拉动作用。现在不一样了，腐败官员将妻子和孩子移民海外，然后留下自己在国内做官并疯狂敛财，并将贪污腐败的资产转移到海外，一旦有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然后一家人在海外团聚，从此过上奢华幸福和自由的生活。这就是旷古绝今举世闻名的中国“裸官”！这样一来，贪官们的挥霍拉动的不再是中国而是外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贪官们的非法所得根本就很难追的回来。

近年来，一些“裸官”外逃不时地见诸报端。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在二零零八年因受贿等罪被判十二年徒刑时，他妻儿早已借助其势力捞了大笔的钱，移民加拿大。原福建工商局长周金伙二零零六年在得知纪检部门要调查他时，取道第三国飞往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团聚。

 尽管有些贪官“裸官”外逃后，在中共当局的努力交涉下，有些人被引渡回中国，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但中国社科院二零一一年的一份调研资料显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包括 “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有一万八千人外逃，携带款项八千亿元人民币。其所带来的伤害不亚于中国同时与六个美国这样的国家对抗。天啊，中国不是在自寻死路吗？

正因为如此，中纪委掌门人王岐山宣布，正部长级以上职务的留学海外的子女在完成学业后，一年内必须回国，如果不回国，其父亲、母亲的职务将被调整。二零一四年将把此政策扩大到副部级官员，在二零一五年此政策会继续扩大范围到正厅级官员。此举旨在杜绝裸官现象。

不久，网上爆出习近平把其在美国哈佛留学的女儿习明泽召回国读书，此举显然是要起到一个表率作用。但习近平这个只是开始的举动，随着一个个因为裸官而落马的高官很快就会有了后续。

在这些落马裸官中最有特色的还属山东原副省长黄胜了。他为了变成裸官不惜与妻子假离婚。

黄胜贪钱，有人送给他一个“黄三亿”的外号，意指其敛财之巨，还有报道说他贪污了九十亿美元。按现行汇率计算，九十亿美元约合五百六十七亿元人民币，而德州市二零一零年全年的财政收入才只有七十二点九亿元，即便全市人民不吃不喝，把钱全都给黄胜，他也要将近八年才能“贪满”这么多钱，这显然不合情理。不过，据一位接近山东省政法系统的知情人士透露，黄胜虽未必能贪到三亿元，但大体的涉案金额可能上亿。

据称，在黄胜主政德州期间，官位的交易渐渐由暗箱操作变为明码标价，县委书记五十万元，县里某个局的局长二十万元，最低价码是副镇长五万元。黄胜被“双规”后，不少人还将其敛财的矛头指向他的妻子严茜子。有网友爆料，严茜子在德州开发房地产，凡是看好的地段，她会不由分说地强拆。另有山东省委系统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黄胜被查，与他的一名祖籍上海的女性亲属大有关系：“她找人成立空壳公司，几乎承揽了黄胜在德州能插手到的所有工程。”

黄胜案还有一个吸引眼球的地方便是他好色。据说他有四十六名情妇，且与情妇不雅照片纷纷流出。当然十个贪官九个色，还有一个是太监。好色似乎是贪官们的一大特点。

 二零零五年，黄胜在德州经济开发区修建了一座豪华办公楼，因其远观像极了黄胜的“黄”字，被德州百姓戏称为“黄楼”。 据说，“黄楼”修建前，黄胜专门找人算过风水。不过，直到二零零七年赴济南任职，黄胜都没能搬进“黄楼”里办过一天公。

坊间还有传闻说，黄胜每到一个地方视察工作，最后一项议程通常是找个陌生的姑娘去宾馆开房。德州某县一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对此说法表示怀疑，认为“连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都不到”。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黄胜每到一个地方视察，派头非常大，不仅有警车开道，还会出动武警戒严，他想随便去宾馆开房，也不太方便。此传闻孰真孰假，不予评析，但黄胜好色却是不争的事实。

位于德州市老城区的广川宾馆，是一些媒体笔下黄胜的“行宫”。据当地人介绍，广川宾馆是私营宾馆，大约兴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共有五层，一出四楼电梯，迎面正对着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多个宽大的浴室供客人淋浴。除了浴室，还有吧台、舞厅、台球室、舞蹈室、射箭室等。黄胜等官员当年曾多次在里面洗鸳鸯浴。

其实，黄胜在副省长位子上坐得并不消停。从二零零九年开始，黄胜在德州的“四大金刚”就接连落马：二零零九年十月，德州原副市长张如廷被“双规”；二零一零年四月，德州市财政局原副局长王德才被“双规”；二零一一年五月，德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白寒冰被“双规”；二零一一年九月，曾任德州市常务副市长的苗仲华被“双规”。这些都让黄胜如坐针毡。

于是，黄胜开始在贪腐路上做了一些“应变”准备。一方面，黄胜深知中共对官员妻子或子女经商的一些严格规定，所以和妻子严茜子早就搞了假离婚，但他们离婚不离家，即使严茜子包揽的工程出了事，也可以找一个“与黄胜无关的理由”。

另一方面，黄胜和严茜子的儿子黄严，娶了德州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的女儿，二人一同去了加拿大，而严茜子也办了移民手续。于是黄胜再没有后顾之忧，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裸官”。

黄胜与妻子严茜子假离婚这一招实在是高。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习近平、王岐山的清理裸官大风暴里，他率先落马。但很明显他不是最后一个。

紧接着，中纪委巡视组曾通报广东“裸官”问题突出，在王岐山亲自关注下，胡春华表明全面核查和处理，珠江三角洲也有大批“裸官”被清理。

 

神秘自杀潮

习近平、王岐山魔鬼式的反腐运动，使中共政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高压锅，将中共官员们罩在里面，真可谓官不聊生。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落马的会是谁，但谁也逃不掉。

有言道，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在如此高压下，许多官员受不了，自己选择了灭亡之路。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山西晋城段岩后隧道“三·一”特大交通事故现场目击者、高速公路执勤交警侯昱“坠桥身亡”。

 同年四月四日，重庆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被发现在渝中区一宾馆死亡，经现场勘查系自杀；周渝在薄熙来领导的打黑运动当中是一个主要人物。

四月九日，奉化塌楼街道（景屏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何高波非正常死亡，警方认定系自杀，而在他自杀五天前该市一栋公寓大楼崩塌。

四月八日，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上午被发现吊死在办公室。徐业安主管部门处理普通老百姓针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上访和申诉。虽然公开来看徐业安还没有跟任何腐败调查有关，但是他的一名高级同事却因为“严重违纪”，被撤职和被调查。

也许最耸人听闻动自杀死亡事件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李伍峰。《华盛顿邮报》称他为中国顶级互联网警察。据报导他参与维护网络审查系统，即所谓的中国长城防火墙。据说他在持续“心情不好”之后，从办公室六楼跳下。

李伍峰自杀后，中共中宣部快速发布了一份指示，命令地方媒体不要擅自报导李伍峰的“意外死亡”并删除网上所有“猜测和批判言论”。

然而，二十天内多名不同层级、不同行业的公职人员自杀，一下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引发了公众的惊诧，甚至还有人声称，“官员自杀潮已经来临。”

根据媒体不完全统计，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四月十日期间，共有五十四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中共官方认定自杀身亡有二十三人，占总人数百分之四十二点六。 其中有八人为跳楼自杀，其他的自杀方式有自缢、烧炭、喝农药等。

中共官方对外宣称，官员们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是自杀潮来临的一大诱因，因为抑郁症或疑似因抑郁症而自杀的官员至少有八人，其中级别最高的是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白中仁——二零一四年一月四日，白中仁在家中发生意外，死因至今尚未公开，家属称其患有抑郁症。

网民们却纷纷嘲笑官方对这些死亡的解释。

一个微博用户说：“官员自杀的新规则：每一个人必须抑郁，每个人必须不健康。”

“也许在他的位置上，他看到太多黑暗面，所以他的希望破灭了。”另外一名网民说。

调侃归调侃，但官员们自杀潮还是暴露了中共官场诸多的弊病。

古人有云，“学而优则仕”；而在当下，官者即为“精英”。如今令人甚感奇怪的是，这些“优者”、“精英”缘何都成了“抑郁”的病症患者？缘何又都在“抑郁”中走向了生命自残的自我屠戮？也有人说，“抑郁”乃是心病所致，自杀的官员都是有病的。真是怪哉，官员自杀案例密集频发，貌似正在形成潮流，岂是一个“病”字就能敷衍了之的？

美国网络时政杂志Slate Magazine 发表一篇博文说，中国官员接连自杀可能只是时间上的巧合，毕竟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自杀率是相当高的。

如果真是巧合，那么随着习近平、王岐山再次重拳反腐，在 “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中共反腐风暴压力”、“群众路线作风转变压力”等等方面的压力之下，中共官员会不会真的“抑郁”成风、“自杀”如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