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监狱的仁途生涯

                                                    

                                                             ●庄晓斌●

    身为囚犯，连人身自由亦被剥夺，哪里还有什么仁途生涯？人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坐牢还能坐出品级来。

    然而，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高低贵贱之分，“人有三、六、九等，肉分五花三层”，这是俗语，也是真理。只要是人类生存的地域，总是需要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就把人等标识出品级。当然，监狱里的品级不能类同清廷里的花瓴顶带和黄马褂一样地尊贵。但在窘困的环境里，能熬到带着个什么“长”之类的位置，当然就可能比别的囚犯活得滋润。

    我十三年褚衣在身，由一名“刚下火车”的小犯人熬到个可以称唤为牢头狱霸的犯人，也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把这一段削尖了脑袋钻营的伎俩披露出来。当然是可大开眼界的了。

胸牌能标识出犯人的品级

    我是一九七八年的冬天，由看守所押解到黑龙江省革志监狱服刑的。按照监狱的习惯说法，新入监的犯人叫“刚下火车”的。

到革志监狱之前，我们这一群刚下火车的犯人曾在毗邻革志监狱三十公里远的新肇监狱入监队集训了三个月。

    初进高墙电网之中，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犯人也是有品级的。

刚一入监，监狱除了发给每名犯人一身囚服之外，还发给了每名犯人一个用薄铁片做成的胸签。虽然只是一个二寸长、一寸宽的小铁牌，但这个小牌却区划出了犯人的品级。

    牌上的颜色和字色不同。白底黑字的是属于刚下火车的。是正集训的入监队新犯人的标识。白底红字的，是集训完毕已分配到各大队、各车间参加劳动的一般犯人。高一等犯人的胸签，是红底黑字的，这便是监狱内可称唤为什么“长”的犯人了。有红底胸牌的犯人，不但可以在监狱内各大队之间走动，还可以自由地出入监狱内的二门。而戴着白底黑字胸牌的犯人则只能呆在监狱入监队的一个小院里，不能自由活动，连上厕所也得由戴着一个印着大杂工字样的袖标的犯人监押着。戴这种袖标的犯人，不须用干部监管，则可以自由地出入大门、二门。

    监狱中，犯人的组织是严密的。最基础的组织叫三人小组，犯人每三人一个小组，狱规严格规定，这三人小组要做到行影不离，这是防止犯人脱逃的最有效的措施。三人小组，同吃、同住、同行动，既便是上厕所，也必须三个人同来同去，一人有便溺，那两个人既是没有屎尿，也得陪着蹲坑。脱离三人小组，就要受到惩治。

    三人小组之上是按劳动组织划分的小组，小组里又有业务组长和学习组长两名高级犯人管着。业务组长管劳动分配、学习组长管生活纪律。别瞧不起这两们管十多个人犯的小头目，他们的权力可是不容小觑。

    因为每餐开饭，每组都由这两位组长掌勺分饭菜，两把小小的饭勺，紧紧地控制着犯人们饥肠打结的肚皮。

    眼大手小，组长的勺头有准，谁能填饱肚子，这可就得仰仗组长的旨意了。在组长之上，中队里还有大杂役犯人，那更是身着褚衣的贵族。

    革志监狱的大杂役犯人叫施工，宣鼓，站道子的。施工是管生产的，全中队所有犯人劳力由他统配；宣鼓是管宣传鼓动的，他的权力比施工还有震慑力，他管纪律、管学习、管生活、管脱离车间后回到监舍的一切事宜；站道子的，则是夜间值班巡视的犯人，这批人也是宣鼓手下的嫡系打手。以毒攻毒，是政府的策略。正因为如此，犯人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事情也就屡见不鲜，不足为奇了。

    人真是可怜，真是卑鄙，为了自身的利益在窘困的空间里，竟然为掐得到一点点有限自由或者是有效的生存方式而煞费心机。

    我初到监狱，在此种氛围的压迫之下，头脑中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原来自由亦是可以伸缩和争取的。我何不奋力一搏，如果自己也能捞到一块红色胸牌或者是条白袖标，不是            也可以有效地改变自己的境遇吗？最起码不会被无端的凌侮和欺负。

心念如此，我便有意识地争取，但不久就失望了，因为新来乍到的，要想捞到一个可自由出入的

出入的胸牌，并不是件容易事。

    要想在监狱中获此殊荣，不但要得到政府干部的信任，而且在犯人中亦要有点根基，所以说“熬”并不过分，没有三年五年的牢狱生涯，想在监狱里犯人中捞个一官半职，是不可能的。刚下火车的只有老老实实、规规距距，从最底层一个阶梯一层层地熬上去。

入监不到一年，我就捞到个炉长的位置

    在新肇监狱集训三个月后，我被分配到革志监狱八大队。八大队是革志矿山机械厂的铸钢车间，主要的生产任务是炼钢。我被分到炉前组当了一名炼钢工。

    监狱中的劳动织织虽然是依工种之分，但在劳动中，却和工厂的工人大不相同。炉长指挥冶炼操作，其它人犯都是有智商的工具。冶炼中炉长说怎样操作，下边的人就怎样干，生产质量由炉长一肩担承。

    当时革志监狱八大队有电孤炉一座，能熔炼钢水2吨半，一炉钢生产成本上万元。配备有炉前化验室跟班检验，炉长是铸钢车间举足轻重的犯人。

    我刚入监时，炉长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历反，他有熟练的炼钢技术，但因为是特殊的环境，他的技术从不外传。操作时，他只是机械地指挥下面的犯人一会儿往炉里加料。一会儿用铁耙搅拌，往炉内加合金配比时，他从来不让别的人犯见识，当第一个试样化验结果出来后，炉内变化万千，以后还要一连取4个试样，但这位老炉长确实经验丰富、技术娴熟，无论第四个试样的化验结果如何，他都能像变魔术一样，七调八调，把炉内的钢水调配好，到第五个试样回来，保险是合格的一炉好钢。

    许多犯人都想偷学他的技术，可是他从来不认真教授，有的犯人已经跟他学了好几年，但钢炉离开他还是玩不转。有几次他生病了，也只好让他带病来坐镇指挥，政府干部也拿他没办法。他有技术又不传授。犯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保守”。这种情况在监狱中并不鲜见，我们车间里的很多设备都有特殊的奥妙，诸如配电室出了点毛病，厂里的电气工程师来了，一时也难于判断。但把在配电室干了十几年的操作犯人找来，不知他在那里弄一下，就能正常运转了，车间里的天车，别的犯人去替班，你都摸不准开关。开动不走的

    这是监狱工厂里的一种特殊景观，技术保密，在设备上做点小手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持住自己在监狱中的既得地位。犯人是被褫夺得一无所有的人了，有了这一招，离开他就玩不转，他才可以坐稳江山、不被替换。这也是犯人利用技术手段保护自己的一种惯常的行之有效的伎俩了。

    我得到这种启示，便把学技术当成了一种非常迫切的企盼，我暗地留心老保守的操作，也不时向这位性情古怪的老历反呈媚脸。但这位老历反并不买我的帐，有时一到关键时刻，他就把我支开去干别的伙计，等我回到炉前，他已经操作完了。他把我看成是他的威胁，因为当时炉前组的十名犯人中，数我文化程度高，人又聪明，他遏制我偷学他的技术，这是他保持自己生存空间的一种本能，此前在政府干部的指令下，他已经带几个徒弟了，有一名叫杨立新的犯人，跟他学徒已经有五年了，可是除了正常操作之外，遇上点特殊情况，他的徒弟还是不能应变。

    一九七九年未，中央有了政策，老历反一律赦免，“老保守”也要出监了，当时政府开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留他在革志监狱做就业工人，可这个老保守没有答应。

    他临出监的那一天，把一个小包裹塞给了我，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小庄，我知道你特聪明，以前我防着你，其实这是环境使然，这些书籍和资料留给你吧，你判的是无期徒刑，你能得着它。”

    我知道，这是“老保守”的真传，他留给我的是一柄保护伞，我把这份珍贵的馈赠，偷偷地保存下来，一有空就如饥似渴地学习。

    他走后，他的大徒弟当上了炉长，监狱为了保障生产又从监狱的就业工人中，调来了一位熟悉炼钢技术的“一哥”担任炉前技术顾问，这样才把车间的生产维持下来了。可是，“老保守”的徒弟和那位就业工人的技术可差多了，炉前经常发生质量事故，而且每炉钢的冶炼时间也大大超过从前，耗电量增长了，炉龄下降了，这给我创造大显身手的机缘。

    那是老保守走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当时车间承接了一批锰13钢种的冶炼，从材料库领来的又是一批劣质锰铁，含磷量过高，一加入锰铁，磷就超限。这个技术难题，把炉长杨立新搞得焦头烂额。

    八0年一月份的一天，一炉锰13钢，从夜间八点开炉冶炼，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六点，一炉钢还是不合格。正常炼一炉钢两个小时，可这一炉都快十个小时了还不合格，无法出炉，再这样炼下去，把炉壁炼穿了要出危险的。

    杨立新无奈，只好请示当班干部，要报废这炉钢，只能把炉内的钢水倒掉了。

    这一阵子，来当技术顾问的“二哥”看出了我的技术实力，虽然操作时我听从指挥，一切按炉长的指令办，但我对炉长的不屑常常写在脸上，个别探讨，我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所以，这位担任技术指导的“二哥”对我挺器重的。

    那天，值班干部是大队的杨教导员，杨教导员虽然不是技术干部，可他在铸钢中队多年，对炼钢并不陌生，也深知这一炉钢价值上万元，也不敢轻易地就作出报废的决断。

    杨教导员来到炉前，问炉长杨立新“怎么了，这炉钢要报废了？”

杨立新说：“没有办法了，再炼恐怕炉壁要炼穿。”杨教导员环顾所有犯人，那意思是，你们都是这个意见。

    这时刻，我意识到，我的机会来了，便大胆地对杨教导员说：“不是没办法，我认为可以继续冶炼。”

     杨教导员眼神一亮问：“你能把这炉钢炼技术顾问的就业工人也向干部建议让我试试。杨教导员果断地说：“我临时任命你担任此炉次炉长，现在一切操作听你指挥，你放心干吧。”

     得此明令，我心里暗喜，马上说：“好吧，你别走，你就在炉前坐镇，我指挥冶炼。”说罢，我一挥手，对炉前的所有犯人说：“现在吃饭，吃完饭听我的指挥重炼。”

    我说完，对着配电室的操作犯人说：“现在停电吃饭”，又指令一名犯人把炉门开启。其实，我是胸有成竹的，知道这炉钢是什么原因才炼成这样的。其实道理很简单，“高温脱硫，低温脱磷”。这是炼钢的基本常识，这炉钢磷高，不把温度降下来，是无法脱下磷的。杨炉长的失误就在这里，一炉钢已经炼了十个小时，炉内的温度高怎么能脱磷呢？我不明言，故作玄虚，正是“老保守”教给我的秘诀，我停电打开炉门是为了降温，说吃饭这是托词。

    也真该我大显身手，吃完饭，重新送电，只用了四十五分钟，取样送检，化验室即报出了完全合格的化验单。

    仅此一举，便使杨教导员对我刮目相看。第二天下午我们炉前组全体犯人正在监舍休息，杨教导员和刘大队长来到后院监舍，召集全大队犯人开会。宣布对犯有严重失职错误的炉长杨立新关禁闭反省的决定，并在会上宣布由我担任炉长的任命。

    这次会议开得突然，但我必须有所表示，因为杨炉长在犯人中是有根基的，我贸然赴任，是坐不稳这把椅子的。在会议上，我当着全大队犯人的面，对大队长宣布的决定表示了异议，我举手发言说：“政府对我的信任我表示感激，但叫我当炉长我还不胜任。我请求政府不要关杨炉长禁闭，我可以充当杨炉长的副手，保证今后在生产中做好他的参谋。

我的谦虚态度赢得了犯人的好评，但政府的处理决定是不会更改的，犯人出了质量事故要受到惩罚，况且事实证明，这是人为过错，如果不是我炼钢有功，我胆敢在众目睽睽的大会上提出异议，这应该是与杨炉长同罪的。可是杨教导员没有责罚我，开完会，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你为什么对政府的决定表示了不满？”

    到了办公室里，我才说出了心里话，我说：“其实当炉长我可以胜任，但是杨炉长是入监多年的老犯人了，炉前组的犯人都是他的嫡系，不如此表示一下，这些犯人会给我制造麻烦的。请政府放心，在杨炉长关押禁闭这三天，我敢保证炉炉钢合格，但过了三天，政府必须解除杨炉长禁闭，我资历尚浅，难以服众。炼钢是由多人操作的，下面的犯人不协作，我孤掌难鸣。因为，我熟知监狱的老规距，我不采取这样姿态。就“欲速则不达”会背后挨冷箭。杨教导员理解我的苦衷，答应了我的请求。

    在杨炉长被关禁闭这三天，我代理炉长，炉炉钢都炼得漂亮，政府干部对我信任增强了。可是三天以后杨炉长复出，炉前组又是他的天下了，我以退为进，担当他的副手。杨炉长其实心里对我是特别嫉恨的。他和中队的宣鼓犯人是老乡，中队里又有他们一些嫡系铁哥们，这一伙犯人串通一气给我使绊子，特别是当宣鼓的刘杰，他更懂得斗争策略。他向大队主管改造的干部举报我写反动日记，他深知，这是对付政治犯的最好口实。果真，我写的小说手稿被政府干部查抄，我也因此受到了关禁闭的惩罚。

    我遭到了暗算，杨炉长挤走了我的这颗钉子，可是他好景不长，又一连炼废了几炉钢，巨额的经济损失终于使政府干部清醒地认识到我的价值。

    主管生产的刘大队长不和其它干部打招呼，就到后监舍的反省室把我放出来，他为此郑重地在干部大会上宣布，今后，那个干部再惩罚炉长，必须由他这个大队长审批。否则，他就扣那个干部的工资。杨立新炉长被撤掉了，我担任了炉长要职，有这样一波三折的钻营，我的炉长位置才终于坐稳了。

毛遂自荐，我又当上了大队的成本会计

    我在车间生产中举足轻重的位置巩固之后，我便向政府干部建议，抽调些刑期长的，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青犯人到炉前组学习技术，以保证今后生产不再出现技术断档的情形。这一建议得到了刘大队长的支持。我的这个建议其实也是出于双重目的，“老保守”教给我的秘诀是必须奉行的，在我还身着褚衣时，看家的本领是绝不肯轻易示人的。但以此我可以排除异已，培养自己的嫡系。监狱内的勾心斗角，也和官场上大同小异，犯人之间，不玩弄伎俩，不消除异已，也将会如履薄冰，不能一劳永逸。

    杨炉长那一伙子人必须从炉前组调出去，那位执掌中队学习，纪律权力的大犯人就成了我再攀升的一块绊脚石。

    利用时机，炉前组的犯人换成了新犯人。那时，那个大犯人担任车间的统计，管犯人零花钱账目和犯人保健费账目，这是个权力很大的位置，因为监狱物资匮乏，谁管犯人的财物账目，谁就能捞取实惠获得利益。这位大犯人则正是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克扣犯人、中饱私囊、豪夺巧取。他为了收买我，不时地多发给我几瓶保健罐头。我的一箭之仇未报，岂肯与虎谋皮？我等候着时机，把锋芒隐蔽，表面上与他不计前嫌，甚至吃喝不分彼此，但我暗地间却把他的一条条劣迹详细地记录了案底。

    时机终于等来了，那是八一年的年底，我们大队在年终经济核算时，由于帐目不清，车间呈现出亏损四十余万元。当时担任车间成本会计的是一位犯贪污罪入监的农村会计，他对工业成本核算业务不熟悉，导致车间帐目混乱，使车间经济效益核算不清。为此政府干部很不满意。

    在一次全大队犯人大会上，我们大队干部一把手吴教导员公然向全大队犯人宣称：谁有能力把车间的成本会计工做做好，他就起用谁，并给予这位犯人记功减刑。

    我觉得，这又是我出人头地的时机，我便主动找政府干部，申明我可以胜任此职。当时炉长的位置也离不开我，于是我向政府提议，我可以暂时身兼两职，并在最短时间内培养出新炉长的人选。就这样我毛遂自荐成了车间的成本会计。我入监之前，也没有当过会计，但我的父母都是会计师，我有学历，计算还是很内行的，我是一边研读工业会计的书籍，一边做会计报表的。由于刻苦钻研，第一月的报表呈给财务科，就得到了财务科汪科长的赞许。我在车间的地位又提高了。

    当上了成本会计，政府干部对我的信任增强了，我也可以自由地出入政府干部的办公室。这时候我才有了拼力一搏的机遇，因为那位大犯人是车间统计，我与他之间有业务联系，有了查帐的理由和口实，我把掌握的情况向政府干部做了详细的汇报，这位在八大队显赫一时的牢头狱霸的面目被拆穿了。

政府干部当然对此不会心慈手软。经过查证核实，这位大犯人克扣犯人保健食品，敲诈勒索犯人的大量事实揭露出来了，他受到了政府的加刑惩处，并被调到其它监狱，大旗一倒，他的手下也土崩瓦解，有反叛的，有投靠的，从此我在革志监狱八大队的犯人中的地位再无人挑衅了。

一九八二年，革志监狱也实行了劳改积极分子的制度，每个大队都建立了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犯人的头目叫积委会主任，这是一项充分显示监狱内也讲点民主的举措，积委会主任虽然虽然最后由政府干部拍板确认，但在犯人中要举行的是投票选举产生。

    从八二年成立第一届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起，我是八大队历届的积委会主任，在监狱改造十余年，我受到数十次记功奖励，我在革志监狱八大队身兼积委会主任，施工、宣鼓、成本合计四职，成了众人仰视的名符其实的大犯人了。不仅得到许多特权，出入自由，而且可以外宿，出入大门、二门都不须干部带领了。这一时期，我也真的为我所在的大队和监狱做出了贡献，我担任成本会计之后，我们大队由年亏损额四十万转变为盈利单位。到我平反出监的八九年，我车间已达到年盈利额五百四十万元。

    我为革志监狱也挣得了许多荣誉。八七年，我在黑龙江省犯人法律知识竞赛获第一名，全省犯人“路在脚下”讲演比赛，获得第一名，我创作的文艺节目，在历届犯人汇演中都有获奖纪录，我作词创作的歌曲“祖国没有抛弃我们”至今还被黑龙江的全部监狱当成狱歌传唱着。

    十余年的劳改生涯，磨炼了我的意志，也使我认清了人世间做人的许多道理。苦难是一笔财富，逆境中更激励人奋起。

    人，其实是很顽强的，适应环境的本能是与生俱在的。监狱是个浓缩的社会，人世间的各种角斗伎俩，在那种窘迫的空间里，更是显得尖锐、赤裸、狡诈和毫无掩饰。

    只要不丧失良知，心存正义，在那块悲凉的土地上，用苦涩的泪水也能浇灌出沉甸甸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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