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内质
   作家的内质
   
   余辔扶桑
   
    中学时读巴金的《激流》总序，始知人生是痛苦的，作家似乎更痛苦。因为他们要把痛苦写出来，如曹雪芹。后来，我的感知不大一样了，觉得痛苦不属于作家。作家所有的际遇——有幸的和不幸的，都具有可嚼味可把塑的命定的积极意义。


   
    作家是一帮奇异的“食毒”动物，能茹纳生活里所有有毒的和无毒的东西，更喜欢吞嚥那些能损害人毒害人的“痛苦”——这一灵魂的重要情愫。于是，痛苦成了财富。
    我这样说作家，并无半点戏弄人生之意。我是说一个作家要想写出真正的哪怕一星半点儿让读者惬意如躬行亲临的作品，除了悟性便是“体验”。由此说，作家的痛苦还算得一种“苦”吗？它已经如粮食变成酒一样，把本属于独有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变成了作品——献给读者，交付岁月，使其公有化。于是乎也就商品化价值化了。当这最终成了财富的痛苦一旦被送到书商书贩书店那里品头论足的时候，这苦——还好意思在人前称“苦”吗？尼采说：人认识自己到什么程度，他认识世界就到什么程度。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北京西单结识了一位黑龙江作家——庄晓斌。当时他正跟脸晒得黑黑的妻子在街头叫卖他的狱中之作《赤裸人生》。我在他们身边流连了好一阵儿，心挺酸。当他的妻子向路人介绍“这就是囚犯作家”云云时，我差点落下泪来。
    我十分佩服他和他妻子的勇气。这是一种毫不伪饰的直面人生的勇气。这绝不单单是拿自己的作品向读者向社会换钱的诚笃，而是有如寒素的旗帜豁展出生命体的威势，或可说是文化生命体的威势。它向世人昭示：真正的灵魂是任何天火都毁灭不了的，能冲绝一切。而我们不幸又有幸的华夏民族，这样的灵魂并不少。
    记得那一天，西单街头的人跟往日一样多。人们漾来荡去，像涡圈在海湾里的一股不知该涌向何处去的潮水。人们的目光、表情、语言也都似是而非、似有似无的。
    庄晓斌在“致读者信”中写到：“……我知道自己不是世上最优秀的作家，但我肯定是这世上最艰难的作家。我曾经用牙齿当铅笔刀，用手纸当稿纸来写作……”
   我暗自忖量，自己该算是什么样的作家呢？
    是的，作家都该给自已画画像、定定位，管谁的名声有多噪，地位有多玄。作家既不能稀里糊涂的创作，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受苦，作家更不能稀里糊涂的沽名和赚钱。
    我原有一种“等待”的心态——如我的杂文集《等待情结》一样。这并不是说我有斯汤达那样卓异的文化远识。那曾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甚至连自己都感知不确的、烦闷无奈的心态；那是一种好似坐井待援的焦渴；那是一种极现实的生命体在干着极不现实的勾当，而外界和自家肚子里又时不时浮泛出一些否定和自责，以戕害自己心灵的——生命矛盾……静心梳理，这烦闷有二：一是对自己表达水平迟迟跃不上预想预感的高度而无奈；二是从我记事儿起总觉出的那种不顺畅的生命的呼吸，越来越觉憋闷难捺了。
    后来，我才确准了几个字眼儿——文化生态环境。
    当然，正是这“烦闷”，才构建出一种生命的进取、灵魂的撞击、思维的拓拔。正是这痛苦与烦闷——这似乎跟缪斯家族与生俱来的影子和伙伴，才造就了作家。
    我们热爱文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用一颗敏感又脆弱的心灵去跟强大的世俗社会碰撞。我们搞文学是在做什么呢？是一方面要细细梳理自己那静如深潭的情思（丝），努力编织出雨后彩虹样的倾诉；另一方面，又要遨游于众灵魂中间去寻寻觅觅那些幽微世界里的能延续人类长河的金子般的热情，同时还要汲取并激扬更可贵的——对主流文化的叛逆精神——缺失了此种精神，作家所有的作为将是一堆“沙型”。
    作家的人生状态，该是自由、温情、宽容的，但又须执著和桀骜不驯。
    作家既要坚守丰腴的自我天地，又须向社会向人生真诚地绽放心灵，遂求永恒。
    ——这，便是我体悟到的作家的“内质”。
   
此文于2011年01月16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