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内乐坛大腕张俊以欲告我诽谤的笔墨官司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九日上午八时，武汉水果湖知音大厦门前人群簇聚，青年学子安兴龙在三名新华社记者的陪同下，右手拿一只装有液体的农药瓶，在知音大厦门前激愤地控诉知音“无良记者”庄晓斌，别有用心地误导了他的单纯，撰写了“诋毁”一位富有爱心的企业家、诗人张俊以的“滔天罪恶”，声称“无良记者”庄晓斌和〈知音〉杂志如果不公开登文道歉，安兴龙就喝下这瓶农药，死在知音大厦门前。这一出“以死逼宫闹剧”，是由于一篇牵涉到乐坛怪才张俊以的文章引起的。
事情的起因是九三学社宣传部部长戴红，向知音杂志投稿，稿件内容是弘扬九三学社社员的乐坛怪才张俊以发扬爱心，助学救济并培养孤儿安兴龙（实名）的爱心故事。二零零二年五月下旬，《知音》杂志编辑庄晓斌应戴红之邀来北京核实这篇〈孤儿之父”一一张俊以〉颂扬稿件的真实性，并在戴红的协助下找到了文章中的主人公——正在北师大就读的学生安兴龙。这位质朴的学子见庄编辑是为核实文章的真实性所来，劈头就说：“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不是孤儿，我有父亲，我爸爸现在就生活在沧州。”
安兴龙的话让庄晓斌大吃一惊，做为一名记者，当然具有非常敏感的职业特点了，他马上就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桩颠覆性的新闻，职业操守也使庄晓斌意识到有责任披露真相，因此就不动声色地专门对安兴龙做了长达五个小时的细致采访。并做了采访录音。
安兴龙一番情真意挚的倾诉，让年过半百的记者庄晓斌也不禁动容，回到杂志杜后，庄晓斌没有编辑润色戴红交于的那篇题目为〈孤儿之父”一一张俊以〉的狗屁颂扬稿件。而是另根据采访资料，新撰写了《渗水的爱心，天才学子在乐坛大腕的策划下呻吟》一文。这篇文章见刊前，经《知音》杂志副总编雷一大润色修改，题目改为《孤儿讲述，乐坛大腕救孤情也如此糖腻》，在《知音》杂志二零零二年七月下半月刊物上发表。虽然此文经过副总编雷一大润色修改编辑，并谨慎地隐匿了张俊以的真名，一律以乐坛大腕代之，但此文一经刊出，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正是〈知音〉杂志社上班的时间，赶来上班的编辑们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而那个“无良记者”此刻却并没有在杂志社，他还远在云南昆明执行另一项采访任务。
在知音大厦对面的宾馆里，张俊以就站在三层楼房的窗口处，注视着眼前由他精心导演的一幕，而在知音大厦总编胡勋璧的办公室里，一位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威然地坐在沙发上，等待胡总编如何料理此事。这位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也是在今天清晨才接到了中央宣传部某位副部长打来的长途电话，才一上班就赶过来弹劾震慑的。这就是有词坛怪才之称的张俊以带领三位新华社记者到知音杂志兴师问罪的一幕。关于张俊以欲告我诽谤的这场墨官司笔的全过程，我撰写的政治禁书《母老虎宋祖英》一书中，我用一个章节作过详尽披露，在此就不再复述了。遭遇这场笔墨官司也给了我一个永生难忘的深刻教训，这个教训和前面一个教训不同，但也是让我刻骨铭心的。下面的表述又要联系到余杰的那句话：“虽然不违法，但多少有违良心”的谴责了。我在这里告诉余杰先生，良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在威权面前，它简直就不堪一击！我用切身之痛，来为余杰先生解析人为什么有时会“多少有违良心”，我自恃自己不是个毫无道德底线的无良之辈，我说过的，人可以没有信仰，但绝不可或缺良知。而良知和良心虽然只一字之差，但两者的差异也是蛮大的。解词释义：良知指人们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 ，而良心则是指人这种生物道德情感的基本形式，是个人自律的突出体现。良知或良心，虽然都是人类辨别是非对错的本能。但其间的取舍也是大相径庭的。由于良知的存在，既所谓天良未泯。当人所作的事与其价值观不合时，会感到自责、惭愧甚至无颜于世。但在利益考量之下，或在强权的威逼之下，人情非得己不得不“多少有违良心”这就该当善意去理解了。坦率地告诉余杰先生和读者们，在张俊以携权贵之威，以种种手段逼迫我妥协就范的那场笔墨官司里，我就做了“有违良心”的选择。虽然我没有接受张俊以携领的新华社记者张某某的金钱诱惑，把两盘录音磁带以五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卖给张俊以，也毅然决然地拒绝知音总编胡勋璧的提议，把那篇题目为〈孤儿之父”一一张俊以〉的狗屁颂扬稿件署上作者庄晓斌在知音杂志上发表以达成和解。但还是乖乖地把两盘复制的录音磁带交给老总送知音法务部存档，并承诺我撰写的《渗水的爱心，天才学子在乐坛大腕的策划下呻吟》一文，不得在其它报刊上发表，自己在录音磁带里获知的有关敏感内容，更不许在任何范围里传播扩散。接受这样的条件，算不算是“有违良心”了呢？当然是的。但我恪守的道德底线是和奸雄曹孟德截然不同的。我秉持良知决定：“宁可欺心受辱，绝不欺世盗名！”两盘原版录音磁带我一直保存了许多年也未敢丢弃。而在录音磁带里获知的有关敏感内容，也是离开了大陆以后，在和阿海语音聊天时，不经意间提及此事，被有商业市场目光的阿海捕捉到了，他策划出了《母老虎宋祖英》这个选题，让我去撰写的。
刘路先生曾对我说过他撰写的政治禁书《三一九政变始末》在大陆盗版发行了上百万册。我当时听他说这样话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但是当我看到了我撰写的《母老虎宋祖英》一书里披露出来的关于张俊以和原央视导演赵安相关细节，海内外的诸多报刊纷纷报道转载，被剪裁成多篇文字在网络上疯传，不仅美国、欧洲、澳洲及加拿大，令我更惊诧的是此书涉及张俊以内容竞在大陆网络上也被热炒。张俊以在大陆也算是明星之类的人物，相关他的新闻在国内当然有卖点了。当然在大陆宋祖英的绯闻是不可能公开炒作的，只能在小道里流传。2016年，知音老总胡勋璧被湖北省纪委双规，海外媒体用这样的题目《掩盖江泽民宋祖英丑事证据录像 他出事了》作了相关报道。知音老总在国内当然
也算是大人物了，相关他出事的新闻很快也在网络上疯传。据说还有的知音员工故意在办公楼下燃放鞭炮庆贺。那时，我还没有使用微信，和知音的旧同事们联系渠道和是用ＱＱ，胡勋璧总编出事后不久，有位知音旧同事悄悄地在ＱＱ上问我：“老庄，大陆上现在争相传阅一本《母老虎宋祖英》，具说是不法书商盗印香港出版的书籍，这本书大约就是你写的吧？”在ＱＱ里，我怎敢向旧同事泄露实情。只能矢口否认说：“这书不是我写的。”旧同事又说：“老庄，你是撒谎，我看过这本书的，书中关于张俊以的那一章里披露的内幕细节。不是你谁能知道？”面对旧同事的质疑，我无言置否，只好用话岔开说：“我有点事，不聊了”就下线了。这以后，我很长时间里都不敢与旧同事在网上聊天。大陆不法书商盗印港台出版的政治禁书在大陆秘密发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几乎就是大陆不法书商这一行当的潜规则了。在我还没有“带着镣铐闯入文坛”的１９９７年，到长沙去出版自己的那部《赤裸人生》时就知道了，敢出版发行我的书的女书商冯靖的父亲就是因为非法出版图书死在中共的监狱里的。我也曾经在北京的地下书市购买到诸如《红都女皇》《国母宋祖英》之类的盗版书。虽然我极度鄙夷马克思的理论，但他在其著述的《资本论》一书中引用的英国政论家托马斯约瑟夫登宁一段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余杰说桂民海和李波的巨流公司“印书如同印钞票”这是苛责了，大陆不法书商盗印港台出版的政治禁书才是“印书如同印钞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