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波所言“富贵险中求”是由衷之言
“富貴險中求”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句俗語，這句話被许多喜欢冒险的人奉為經典。常常以此言为自己超越常态的行为做辩解。我想李波先生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说出此话，为自己为什么参与制作发行政治禁书的行为做挡箭牌的。这该是李波先生的由衷之言。细细思量“富贵险中求”也绝对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为阿海撰写政治禁书是我自愿干的，没有什么人逼我去做这种担风险的事。要说遇迫还是有的，那就是生活的遇迫，利用自己的强项，码字赚点稿费以滋润生活，毕竟写稿码字比在餐馆里洗碗刷盘子轻松，而且利益颇丰，虽然担些风险，但作家卖文，农民卖菜，也算天经地义，我也是怀着“富贵险中求”的心态参与进来的。
我今天之所以撰写这部《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真相揭秘》书籍，意图也并非是为自己撰写这些政治八卦书籍的行为辩解。只是不想把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带进棺材。我是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一个隐形涉案人，现已年过古稀，且多病缠身，一旦撒手人寰，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细节就都带进坟墓里去了，那就有愧做人的良知了。一个人可以没有信仰，但不能或缺良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万能的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有瑕疵，因为上帝就是如此造就的。但扪心自问，我从来就没有过心安理得的自豪感，却常常暗自为自己丧失文人品格而脸红。说实话，我就是把这些八卦书籍当低俗小说来写作的。但由心于衷表白，写作这些书籍和自己创作文学作品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我不会像某位同仁一样聊些语焉不详的题外话来遮掩自己有辱文风和品格的劣迹。利益的诱惑使我也沦落成香港的狗仔队了。就象当初我去知音杂志工作时。我的朋友白天谴责我的话一样，这就是一种堕落，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倘若不是，为什么不敢堂堂正正地在这些书籍的出版时署上自己惯常的笔名呢？在这一点上，我还真的得夸赞余杰几句，他就没有我的这种忌讳。捋真老虎胡须或摸老虎屁股时敢暴露真身，这才是勇士的豪迈和胆气啊~
撰写政治禁书当然也是在考究作者的道德和良知。当然怀有政治目的写作者是可以超越自己的道德底线不做任何考量和顾忌的，诸如像撰写《金陵春梦》的唐人之类的御用文人们可以不择手段而无所不用其极。再如中共高官陈伯达之类的，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是不考虑用什么代价才能赎回的，只要能换得来现世的荣华富贵，死后即使下地狱又何妨？
但像我这类似如香港的狗仔队的写作者就不能不作利益和风险之间的权衡了。香港的狗仔队记者再猖狂，也要盘算如何避免摊上名誉权官司，或肩担上诽谤的罪名，他们热衷追逐明星绯闻和政要们的色情八卦，而刻意会避谈涉及政治类的军国大事，是因为这类绯闻，色情八卦故事不仅有卖点，而且风险几乎就没有。军国大事则几乎没什么卖点，如同鸡肋嚼之无味。香港法律不仅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而且也还保护言论自由权和民众知情权。因此在香港作狗仔队，几乎就毫无风险，但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大陆就不一样了，大陆的记者们当然也知道明星绯闻和政要们的色情八卦有卖点，能劲爆读者眼球而扩大刊物或报纸的发行量，但因为大陆严酷的社会环境所限，媒体也只能是那些过气了明星们炒作，刊登些某某歌手吸毒、离异、出轨等等绯闻轶事，而对当红的一线明星则不能触及，即使到了信息化时代，此类绯闻，在大陆的互联网上也是看不到的，能侥幸留存几贴也就是诸如成龙强吻宋祖英之类的。对宋祖英和江泽民之间的绯闻只能暗地在小道流传，网管部门对此类消息的管控也是极其严格的，基本上就是见帖必删，大众肯定是看不到的。
撰写政治禁书除了考究作者的道德和良知，当然更需要的是技巧，阿海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时常和我交流这方面的写作技巧。诸如拟定主题、书名、构思故事情节、结构、素材选用，资料审核等等一系列操作。都需要智慧的，这也绝不是轻率的。现身说法 讲两件我在国内当记者时遭遇的笔墨官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