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与余杰商榷什么是优质出版机构
余杰在鄙夷地谴责铜锣湾书店出版的大部分是垃圾书之后，笔锋一转写道：“另外，香港还有一些专门出版禁书的、小型的、独立出版机构。我先后在香港出版过二十多本著作，我合作过的有多家优质出版机构：姚文田经营的晨钟书局（因姚文田在深圳遭到诱捕并判刑十年，现已停业），出版过中国宪政学者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六四学生领袖封从德的《六四日记》、以及中共开明派元老李锐等人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等著作，也出版过我的《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等四卷本“余杰文集”以及《河蟹大帝胡锦涛》；鲍朴经营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过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萧健生的《中国文明的反思》、李江琳的《一九五九：拉萨》、蔡咏梅的《周恩来的祕密情感世界》等重要著作，也出版过我的《中国影帝温家宝》和《刘晓波传》；金钟经营的开放出版社，出版过张戎的《毛泽东传》、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罗瑞卿之子罗宇的《告别总参二部》等重要著作，也出版过我的《拒绝谎言》、《天安门之子》及《中国教父习近平》；还有既从事销售、发行，同时也做出版的田园书屋，出版过宋永毅、丁抒编的《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辩》、程映虹的《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东夫的《著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等重要著作，也出版过我的《致帝国的悼词》。”
余杰列出了这一长串的书单，我当然是再无缘去浏览余杰推荐的由优质出版机构出版的这些图书了。因为我的一只左眼已经完全失明，右眼也只有零点几的视力，看书已经相当吃力了，但余杰推荐的由优质出版机构出版的这些图书，有几本我还是有所耳闻的，诸如张戎的《毛泽东传》、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而封从德的《六四日记》、罗宇的《告别总参二部》，包括余杰先生所撰的《刘晓波传》，《走向帝制》等书，这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栏目有联播，我眼虽昏花，但耳朵却还灵敏。听着主播鲁南先生那富有磁性声音的选读亦能获得无限乐趣。因此对这几本书就有了评点一番的资格，诚如余杰所言，真的都不错。我也认同余杰的眼光和鉴赏能力的。张戎的《毛泽东传》和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虽未全文拜读过，但网络上早已是好评如潮，想当然必是上乘之品。然而，我今天和余杰先生探讨的不是图书的品位，而是要商榷究竟什么样的出版社才算是优质出版机构。
出版社发行图书，想必也都是为了赚钱的。出版社作为一个商业实体，当然要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出版社接受市场的检验，也就是接受读者的检验，出版的图书得到了广大读者青睐，争相踊跃购买，这样图书才能广泛地流传，出版社也因此获得丰厚的利润，以至于发展成行业里的翘楚。那么标准来了，怎样去考量一个出版机构是否优质，究竟是依据图书的质量，还是获利是否，可让自己这个商业实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被淹没，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壮大呢？我理解余杰的表意，余杰显然指的是前者。那么我再问余杰一个问题，以后者作标准来做检验的出版机构能不能也算是优质呢？商榷到这里，我想余杰先生一定会如下的理由来反驳我的，倘若你说的出版社只要是能赚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那么出版色情，胡编乱造垃圾书籍也算是优质？市场上出售假冒伪劣商品，卖假药的不法奸商，只要是能获得暴利这也能算优质的商业实体？请余杰先生先压压火，且听我娓娓道来。
照我说的标准来检验一个商业实体是否优质这个理论，这可并不是我别出心裁在这里胡诌出来的，这是华尔街的那些金融大鳄用鹰隼一样的目光捕捉到的。这些金融大鳄们在世界各地注入资本，几乎都是用我说的这个标准来考察他们认为该不该投资的。再说依靠色情，胡编乱造的八卦明星绯闻来劲爆读者眼球的出版商，世界上也不是没有的，起码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就算一家。而《瑞典女人》杂志也多是靠封面上刊登“丰乳肥臀”来吸引读者的。还有《纸浆杂志》和《黑面具》之类的地摊文学不也很有名气么？博闻广识的余杰先生对此能一无所知么？
话说回国内，我曾经任职的知音杂志，期期封面是美女照片，销量就是比封面雅致的纯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十月》、《收获》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女毕竟是令人赏心悦目得嘛!知音老总深谙此道，封面竞二十余年不改，麾下出版几个子刊也如此效仿，无论是《打工》还是《好日子》，封面一定都是美女，因为这几本刊物也是靠吸引读者眼球来开拓市场扩大发行量的。但纯文学期刊的总编们则固守着纯文学的理念，绝不允许纯洁的文学土壤里长出来点花花绿绿的杂草来，以至于发行量日渐萧条，最后甚至到了员工的工资都难能足额发放，一个个停刊关门。在文学期刊被通俗期刊碾压的以至于难能生存之际，当然也还有以张承志等代表的一类捍卫纯文学纯洁性，绝不媚俗的顽固派在坚守阵地，岂不知这时有商业市场眼光。深谙此生财之道的通俗期刊总编躲在办公室里偸着乐呢。
我在知音杂志做编辑记者时，也曾向河南省的著名作家张宇，（河南省作协主席）李佩浦（羊的门作者）等约过稿，可是张宇，李佩浦等都不为知音千字千元的高稿酬所动。认为知音杂志太俗，有伤大雅。”我当时愤愤而言：《人民文学》、《十月》《收获》不俗，可给付的稿酬尚不及知音的30分之一（当时国内文学期刊的稿费是每千字30元）请问二位大作家，莫言的《丰乳肥臀》，陈忠实的《白鹿原》就不俗么？贾平凹的《废都》这里略写了几百字，那里又删节一小段难道就大雅嘛？”我这样直言不讳呛大作家，二位竞无言以对。还有一个例子，我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时结识了一位朋友白连春，他在《人民文学》和《十月》上都发表过多篇颇受好评的小说。是位很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他结识我时，生活也极度艰辛，后来他在我家里给作协的陈建功写了封求职信，后由陈建功推荐到《北京文学》做了编制外的编辑，我到知音工作以后，想起了这位朋友，便乘去北京组稿的机会到北京文学编辑部找他，恰逢当时北京文学编辑部正在分发从某赞助商处弄来的几箱矿泉水。编制内的老员工都有份，可我的朋友因为是编制外的临时编辑，却无缘受领，目睹此情此景，我很气愤，便问朋友：“这样的屈辱，你也能忍？”白连春微笑着回答：“这有什办法，谁让咱是临时工呢？”我很悲哀，为了想让朋友的生活也能滋润些，便在采访汪国真时也把白连春一起约来，因为我知道知音杂志的名人稿件最好发表，我带白连春一起采访汪国真，意图是让白连春写这篇稿件的。但是我约白连春给知音写稿，他却拒绝了，理由也是那八个字：知音太俗、有伤大雅。
我弄不明白了。这些“学必高雅，食不厌精”的作家们怎么都是一根筋呢？难道俗的文化就不是文化，真的就是垃圾么？
我在此用这些例子来与余杰商榷，就是要表明通俗文学亦是文学，同样是养育人类的精神食粮。当然作家有恪守自己创作理念的自由，但不能苛责别的作家选择更实惠的写作道路了就是媚俗了。龚自珍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是应该被奉为经典的，我想余杰对此也并不反对吧！在我看来，雅俗之分就恰如北京五星级酒店高级厨师制作的佳肴和街头巷尾卖煎饼果子的小摊之间的区别。五星级酒店高级厨师烹饪出来的龙虾鲍鱼固然美味，但街头巷尾卖的煎饼果子却更得老百姓们的青睐。用营养学家的检测工具去分析一下龙虾鲍鱼是否比煎饼果子更有营养，都是毫无意义的不明智之举，又何必苛责媚俗的普通读者们更青睐煎饼果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