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帮特务”，是上个世纪50—80年代，我们云南边境地区对活动于缅北和金三角的台湾情报人员的称呼，他们有些是真正情报人员，而更多的是缅北华人和边民为赚钱而当情报贩子。以下是我的亲身经历。
缅甸掸邦景栋
他的邻居曾经是情报贩子

1993年夏，我拉点货到缅甸掸邦的景栋出售，住在张大哥家里，是干部学校的学员推荐给我的，说张老板是他哥，人很可靠。

这是景栋郊区的一个傣族大寨子，总体看生活状况不错，傣族有田地还可以做点买卖，而几家没有田地的汉族都是做生意的老板，房子明显比傣族的好。

张大哥发现我有事没事总爱和他家旁边的汉族邻居聊天，于是非常严肃地对我提出了警告。

“老师,我要老老实实和你说清楚,这地方是乱窜不得的,你是我弟弟的老师,我相信你不会做什么坏事才敢接待你,从另一方面说,你要是出个什么意外,我咋个和我兄弟说得清楚？”

一向随和的张大哥摆出谈心的架势定定地望着我，没有拉下冷脸是说明他涵养好，为人热情客气。这是缅甸掸邦做生意比较成功的汉族大小老板的普遍性格。
掸邦景栋
我猜出张大哥下面的意思：你不要给我乱接触陌生人，万一稀里糊涂进了贩毒组织或者危害中国的什么情报组织，那不是要连累我弟弟吗？

我马上解释：“大哥，我知道的，不会乱来。我这个人可能和所学专业有关，到哪里都爱做社会调查，喜欢接触各阶层的人物，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我坦然的语调让人觉得就是个下乡搞社会调查的教师。

他严肃地说：“来这里就要好好学做生意，搞什么社会调查？这里有什么文化？读书人都没有几个，老百姓能安心吃饱饭就不错啰。你刚才去他家闲聊的李老板，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吗？算啰,我也不好多说，他和我是好邻居。我只告诉你，十几年前他会拉着一驮一驮的传单去到中缅边界，丢在山沟里又回来找情报站的人领赏金。当然啰那也只是讨生活的一种手法，他也不是什么坏人。”

听到“情报站”这几个字，我心里还是嗝噔了一下，就像小时候在田埂下掏黄鳝洞却抓到蛇一样浑身不自在。

“情报站”我很快就联想到“蒋帮特务”，这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警惕的坏人。
掸邦景栋
记忆中有关“敌特”的故事也像电影似的一幕幕闪现出来。那时在缅北活动的蒋残军作为一支偏师经常骚扰我们云南边境一带，所以我们从小就受到“防匪防特”教育，随时都瞪着警惕的眼睛。

而这些敌特分子有时确实就在身边。

1969年曼牙寨一个青年去缅甸讨生活，被收买，带着土炸药就回来搞破坏，本来准备在半夜去炸他们寨子的小水电站，见有民兵站岗，不敢行动；又转到一个没人把守的供销社，把炸药安放好，用烂布条接上引线，搞出很土的“定时炸弹”，他把布条点着就往边境线跑。

幸亏他的“定时引线”烧得特别慢，被早上起来犁田的一个村民发现，用脚把引火线踩熄，飞跑去报告给民兵排长，附近几寨的武装民兵闻讯立刻行动，一边报告部队边防连，一边就分头去追。那时通讯落后，且我们盏西那带的中缅边境山高林密，如果他熟悉道路或体力好，应该是追不上的，但他已经沾上毒瘾，体力不支，只好去景颇族家讨吃要喝，被部队和民兵追上，抓回来游街示众，然后判了15年刑。

而曼冷寨经常跑缅甸做买卖的一个瘸子，曼炳寨的弟兄俩，也是十几年前才被抓的，都是出卖情报。

我的大姐夫是某边防连的副连长，被傣族朋友将签了他名的《云贵民兵》杂志偷出去卖给情报站，内线将这情报传回来，安全部门马上介入调查，虽然最终证明他是无辜的，但是因交友不慎或者说警惕性不高，上级原本提拔他的计划自然搁置，只好转业到地方。

我参加工作后，姐夫对我告诫最多的就是，头脑要清醒，特别注意不要和境外的人拉拉扯扯。

最近一次特务案件是80年代初，西双版纳一个傣族演员参加出访泰国演出团被收买，回来就拍了几张大桥和办公楼照片卖给对方，被抓获判刑，稀里糊涂当了特务。

想到这些，头脑马上冷静下来，自己现在虽然退职当个体户搞社会调查，来到境外居然就大大咧咧地忘了“警惕”两个字，确实不该，于是心里感激着张大哥的提醒，决心以后不再乱说乱动。

随后我对张大哥说：“我以后会注意的。不过现在两边已不再作对，国内台湾同胞去老家经商投资的很多，你们这边情报站应该没有多少事可干吧？”

“没有什么情报可以买卖啰，只不过你是读书人，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应该是明白的。这里是你们说的金三角地区，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什么怪人都会碰到的。”
1995年在泰北，后排左二是台湾来的老师，不是特务，是来支教
他是大陆情报组的人



1996年我已经在泰北大谷地教书，这天从缅甸来了个姓杨的老师，穿着得体，对人礼貌周全，一副很有教养的形象，和我这土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相处熟悉后，大家免不了互相聊过去的经历。

有次杨老师聊起过去工作时谈道：

“我们已经把木姐到湄缪的各种线都搭好了，人员都安排好，结果台湾那边来的人撤了，把我们丢下不管。”杨老师讲到他参与情报站的事，透着某种失落：“人员是分等级的，台湾来的根本不懂我们缅北的情况，什么都靠我们，但是拿很高的固定薪水，而我们只能靠实际工作成绩来领奖金。”

“工作成绩怎么核定？”我好奇地问。

“有很细的标准，比如拍到照片，拿到报纸杂志，内部情况，等等。”

“《云贵民兵》那种杂志能卖钱吗。”我忘不了姐夫被朋友所坑这个事。

“这个杂志那时比较值钱，从中可以看到边境线的民兵装备情况。如果我们工作出色，会被招去专门培训，那就有可能被任命为组长站长之类，就可以领固定薪水啦，现在什么都落空了，”

我“哦”了一声，感觉有点别扭，不好再深谈。
泰北学校老师野炊
庆幸泰北的国民党三，五两军早已经淡出政治，我们这些中国来的老师也不会被怀疑为“G谍”而受审查。那么这个在我眼中是“敌特分子”的杨老师，现在也只是一个来泰国讨生活，靠教书度日的普通老师而已。

1997年初我转到另外一个寨子教书，在一次家访时碰到一个学生的爷爷是国民党老兵，忍不住和他聊起来。老人姓王，临沧人，还保持着很纯的云南土音，他撸起袖子让我看纹在手臂上“反G抗俄”几个字。

“您和那边打过仗吗？”我问他，从他年龄来推算，五十年代初李弥进攻云南的那次他二十多岁，正当年。

“没有打过，我是后来跑出来生活没有着落才参加这支部队，主要负责保护在缅北的情报站，没有被派去进攻内地。”王大爹笑眯眯地讲故事：“听那些有经验的老兵悄悄告诉我们说，进攻内地，碰到G军不要紧，他们优待俘虏，打不赢赶紧投降就没有事，千万不要碰着民兵，被那些人抓着要往死里敲。”

我听着有趣，没有刻意去纠正王大爹的某些表述，那是他们的习惯，反正我们云南边境的老百姓也称他们为蒋残匪，嘴巴仗互不吃亏，何况我现在是在他们的地盘谋生。他所说的故事是指中国那边正规军优待俘虏，而民兵抓到他们会往死里打。
当过小特务的杨老师就在这照片里
这是因为，少量摸进我们云南边境村寨骚扰的残军人员，他们往往只敢偷烧那些没人把守的谷堆（一般傣族收割好稻谷会堆放在田里个把月，冬天干透了才脱粒），或砍死在山上放养的耕牛，然后报个“破坏匪区生产”的成绩，所以直接受损失的就是这些村寨的老百姓，民兵对他们恨之入骨，抓到“往死里敲”就不奇怪啦。

历史像水一样不停地往前流动，我到泰北的九十年代中，这里的残军已经归顺泰国，大部分人都有泰国公民证，坚持办中文学校保持中国传统，安居乐业。

曾经当过“蒋帮特务”的杨老师，当过“蒋残匪”的王大爹，他们过去所作所为无非是一种在异国的谋生手段。现在我们相处都很友好，没人去谈论政治话题，大家以中国同胞的身份很自然地和平相处。让人由衷感慨：“和平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