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布的邪恶输出
水井沃凸编辑 继善学堂 2023-07-07 23:27
外蒙古，首府为库伦，包括今日的蒙古国全境，还包括今俄罗斯联邦所属图瓦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阿尔泰边疆区的大部分领土（乌梁海地区）和被俄罗斯强占现属于哈萨克斯坦东北部的部分科布多地区以及俄罗斯哈卡斯共和国南部、克麦罗沃州南部部分地区，面积共
180多万平方公里。广义的外蒙古还包括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部分地区（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割让予俄罗斯）和贝加尔湖西边、南边的部分地区（在中俄布连斯奇条约中割让予俄罗斯），面积共计260多万平方公里。1921年，在苏联的捣鼓下，外蒙宣布脱离中华民国“独立”，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4年所辖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大部分被苏联吞并。1992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易名蒙古国，宣布放弃苏布社会主义，实行多党制。改国号为蒙古国。

大清洗波及整个苏联，包括那些加盟国。作为卫星国的蒙古，也未能幸免遇难。1933年大清洗之初，斯大林就向蒙古提出，“喇嘛还存在于你们国家，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敌人，要小心”。甚至还说：“你这么善待他们，那你的武装力量建设又什么意义呢”（强盗理论：武装是对付人民的）。授意当时的总理博勒吉德·根登效仿苏联，开展在党内清除“反党反革命分子”。他们很快炮制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反革命间谍集团”案。数据显示：此案合计有317人被捕，有251个是布里亚特人，260人被判3—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126人被流放古拉格群岛，56人被处决。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名叫敦格尔吉德的孕妇也被处以极刑。另外，前任总理吉格吉德扎布，也以“鲁浑贝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在家中被乱枪打死。


在苏联的策动下，蒙古1924年11月26日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苏联开始驻军，制定仿苏“宪法”，改库伦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1992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军队才彻底从蒙古国撤走。1945年斯大林曾大言不惭对蒋经国说过：“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他想象的“一个军事力量”指的就是中国。蒙古成了苏联的缓冲地带，不管怎么打，蒙古都是受害者。

1921年7月10日，苏联扶持八世哲布尊丹巴“即位”。1922年，苏联控制外蒙全境，并向蒙古各单位派驻政委和顾问，开始实行“同化政策”。外蒙古当局实际上成了苏俄操控下的木偶，所有一切均听从苏联的安排。一旦有反苏现象发生，立刻遭到报复和清洗。外蒙古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民国，本就支离破碎、饱受摧残。从此，再蒙古大草原上，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红色的腥风血雨。

1922年8月，时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民党创党元老鲍陀，因希望保持独立自主发展，改善“中蒙关系”，反对激进的“苏化”政策。结果，查格达尔扎布等40名干部一起被打成“反革团分子”并遭到了逮捕。其中，包括鲍陀和查格达尔扎布在内的13人被处决。1923年2月22日，伴随着年仅30岁的苏赫巴托的离奇死亡（苏策划的），紧接着，“斗争”使很多有声望的王公、喇嘛和学者们受到了冲击，甚至连领导人哲布尊丹巴都被软禁了起来。1924年5月，哲布尊丹巴离奇死去（也是被苏联谋害的）。同年11月，外蒙古正式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并将国名更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接替苏赫巴托担任人民军总司令的丹增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一度认为“这是武力胁迫”。8月26日，丹增被就地枪决。不久，以政府秘书长巴瓦桑为首的一些赞同丹增观点的干部，均以“反革命”为由被处决。从此，外蒙在内政、外交、经济等领域开始向苏联一边倒。正式开启了“苏化进程”。


苏联对于这些加盟国和外星国都是不信任的，斯大林执政后更是变本加厉。他一直认为外蒙很多党员心存二心，惦记中华民国，不忠实贯彻斯大林的意志。他认为需要从思想上改造党内人士。他想了一狠招，挑选一批年青力强的人，前往苏联学习，经过苏俄红色意思形态改造，再送回蒙古各机构任职。从此，这群娃娃成了蒙古的“契卡”，被输送到各领域，他们无处不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发现谁是“反苏”，“契卡”们可直接向苏联告密。

1928年底，元老丹巴道尔吉为首的“右倾集团”被肃清。为了让“改造工作”顺利实行，苏蒙再一次掀起了一场“整风”行动。在这次运动中，5306位党员被直接开除（当时外蒙党员总人数为1.8万人），很多党员不得不重新“审查登记”。


伴随着苏联的“全盘集体化”和快速“工业化进程”，外蒙古全盘苏化，开始“划分阶级成分”。按照苏联政策套用蒙古的牧民，牧民被分为：贫牧、中牧、中富牧、富牧、封建主。他们的财产不仅被尽数充公，身体遭受严重摧残，被抓、流放、入狱、判刑、直至枪决。1930年2月，苏联不顾蒙古经济是以分散的畜牧业为主，并且十分落后的特点，强迫命令的方法建立集体牧场，用收重税的办法禁止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运输业。强迫喇嘛还俗，没收其财产的政策。结果造成严重的商品荒，牧民大量屠宰牲畜，几年内损失牲畜近700万头。超过900个寺庙和修道院被破坏。为了抗拒集体化，不少牧民甚至故意宰杀牲畜（和乌克兰农民为了抗拒集体化，故意破坏农具的行为如出一辙）以示示威。数据显示，外蒙古损失约750万头牲畜，占到了存栏数的三分之一。因为“集体化”，外蒙古残存的一点手工业和商业几乎被全面摧毁，华商和其他国家商人和工匠被驱除殆尽。再加上粮食、物资的极度匮乏，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比如在1932年，大约有7000多个家庭（超过3万多人）因不堪忍受“集体化”政策，向边境四处逃亡，很多人在越境过程中被无情射杀。

有数据显示，到1932年年底，原本100万户左右的富农，只剩下不足6万户了。这些政策给外蒙古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大批牧民饥寒交迫。由于饥荒和各地民众愤怒到了极致，从1930年开始，在蒙古西部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抗暴行动，并迅速蔓延至中东部地区，甚至连大量的人民革命党和青年团的党团员也加入了进来。他们撕毁党证、团证，高呼驱除傀儡政府和反对“集体化”，捣毁了很多基层政权和集体牧场。据资料，这一次大暴动几乎摧毁了亲苏政权。面对苏军的飞机、坦克，暴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外蒙连续出现的各式抗暴运动。邪恶轮回，成千上万的牧民再次遭到杀戮。几十名喇嘛和原王公甚至联名写信，请求民国政府“驱除苏蒙政权”，事情败露后这些人全被处死。


1934年以后，根登和斯大林闹掰。1937年11月，根登在莫斯科遭处决，随根登一同被押解至莫斯科的蒙古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在途中离奇死亡，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1937年9月10日，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其中包括了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成员、部长会议成员以及军队高层全部将领。据资料显示：军队旅以上有187名将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人被枪决，超过1000名军人为了活命，主动“承认”自己“有罪”，但依然难逃厄运。这对于蒙古人民军无疑是灭顶之灾。1939年，曾任蒙古总理、最高元首阿玛尔又被苏联逮捕，他们犯的“罪”都和根登类似，都是对斯大林的清洗命令拒不执行。1941年，阿玛尔被安莫须有罪名，在莫斯科遭枪决。

1935年3月，斯大林推举乔巴山为副总理，并给他送去了20 辆汽车作为礼物。至此，乔巴山真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乔巴山是斯大林的粉丝，忠实效忠。1936 年，斯大林送来“4支步枪和3万发子弹”。甚至增派3万军队进驻外蒙古，旨在为大清洗“撑腰”。至1939年4月，外蒙古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最高军事法院）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中，就有20099人被处决，5739人被投入监狱。2.1万哈萨克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人，至于来自中华蒙汉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主流学者认为极难统计。不过有很多人认为，真实数字可能更为恐怖。苏联统治期间，凡是敢反抗的，都会被苏联无情处决，即便是蒙古的高层领导人也不能例外。这种压迫一直持续到1990年才结束。从1921到1941年间成千上万的遇难者死于红色风暴中，外蒙古为此超过14%的人口丧失生命。

由于乔巴山坚决执行了斯大林的宗教清洗政策，喇嘛教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到7月20日（1938年），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回忆道：“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蒙古寺庙仅固定建筑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这次大清洗，使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


在大清洗中，蒙古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较为著名的人物基本被杀戮，蒙古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彻底被苏布掌控。斯大林不仅要消灭肉体以外，还开始血腥的“同化运动”。苏布下令废除蒙文，改用俄文，插手教育，实行苏布教材。甚至改变风俗习惯、建筑等全都改成苏式（这里也有很多苏式建筑）。斯大林要在外蒙古消灭民族和历史认同，否认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甚至将民族英雄的成吉思汗，直接被打成民族败类和血腥屠夫。他要从根源上切断中国的历史渊源，从根本解决这些领地的历史和文化。从1930年代到1939年，外蒙古最黑暗的时期，这个时期，整个蒙古地区弥漫着血雨腥风。大量群体被消灭，如华人群体，喇嘛群体，王公，贵族，还有商人，还有成吉思汗的后裔，黄金家族等。在这场清洗中全部消失。

斯大林还隔代指定乔巴山的“继承人”泽登巴尔，可斯大林想不到的是，自己死后被赫鲁晓夫清算，连自己指定的泽登巴尔也在外蒙古发起了规模庞大的“反乔巴山运动”。

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回忆说，“尽管人民的物资匮乏，但3000多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