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散文：堵死资本主义的路
原创 梅桑榆 好文大家看 2023-06-22 07:51


《历史并未远去》节选——

写给我的同代人及有兴趣了解那段历史的青年们。

——作者

第十一章

4．“堵死资本主义的路”

农民被禁锢在他们所在的土地上，不准进城务工，不准外出乞讨，而在生产队苦累一年的收入，又难以维持温饱，于是他们只有靠在自留地或家庭副业上流汗水、下功夫，以其收入聊补生活的匮乏。

自留地是按照各户人口多寡分配的一点土地，供社员自主栽种。土地分给社员后，生不添，死不减。在我家乡，“四清”运动时曾规定每人一分五厘，但全县各生产队分给社员的自留地，多少不一，土地多的多分，土地少的少分。由于种粮食的经济收入不高，社员们便在自留地上种菜，以求多买些钱，补充生活以及治病和孩子上学所需，于是自留地便成了各家的菜园。

社员们的家庭副业名目可就多啦，除了饲养猪鸡羊鸭，有的人还发挥自己的技能，做豆芽、磨豆腐、编筐篮、编席子、搞屠宰；有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上山打石头，下河捕鱼虾，有的搞长途贩运，外出包工……社员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只要搞好副业，就可以衣食无忧，除了解决温饱，还可以有所盈余。

我所在的生产队，每人的自留地为一分三厘，社员们称其为“小菜园”。每家菜园的周围，用泥块垒起矮墙，上插棘条树枝，入口装有柴扉，以防猪鸡闯入瞎拱乱啄。那一溜溜篱笆墙，像一道道疆界，划出一片片领地。农民们就在上工之余，在自己的领地上挥洒汗水，辛勤劳作。中午放工后，妇女忙着做饭，男人便在菜园上忙活。吃过了午饭，碗一丢，男女都上了菜园。傍晚放工后，也是如此。到了栽种蔬菜的季节，社员们常常要在菜园上忙到半夜。菜园面积小，不适于用牛犁耙，翻土整畦，皆靠人力。等到蔬菜长出，还要天天浇水施肥，而越是酷暑，蔬菜越需要浇灌，一畦几厘地的黄瓜，每天要浇水数十挑。社员们为了向自留地要菜要钱，真是起早摸黑，披星戴月。

菜园里的菜，一小部分自吃，大部分用来卖钱。农村没有菜市场，卖菜要赶集。蔬菜大量上市之时，社员们除了赶本镇的集，还要到十里外的总铺、殷涧，甚至二十里外的红心公社赶集卖菜。赶集卖菜，多靠肩挑，他们天一亮便挑着菜担上路，一上午把菜卖完，然后再饿着肚子，挑着空筐回家。种菜卖菜，都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可谓挣的是血汗钱。

但是，这有限的血汗钱，也挣不安稳。

上面今天说社员不能摆正自留地与生产队大地的关系，把自留地当作“摇钱树”、“聚宝盆”，精力扑在自留地上，严重影响集体生产；明天说自留地使农业学大寨运动不能健康发展，甚至说社员蔬菜种得多长得好，是“资本主义倾向抬头”。社员蔬菜种得多了，干部就说他们是与集体争水、争肥、争时、争劳力。有个生产队，社员黄瓜栽得多，公社干部竟逼着社员把已经长成的黄瓜拔掉，改种粮食，并且作为“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典型，在全公社进行批判，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随后要求社员的自留地要七分种粮，三分种菜。县社干部，大多跟风赶浪，宁左勿或，文革期间，除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小运动不断，而且不断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自留地，被视为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展的障碍。1975年，县里竟下令收回社员的自留地，说是“集体经济办得好，社员生活安排得好，收回自留地，多数群众没意见。”这当然是掌握权力和话语霸权的干部自已编造的鬼话。

社员中有手艺、有技能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的家庭副业靠饲养猪鸡羊鸭。当年的社员不像今天的农民可以搞大规模养殖，不过是养一两头猪羊、喂几只鸡鸭。由于一些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只有一两角钱，社员穷得连盐都买不起，只有拿鸡蛋到代销店去换（供销社不接受鸡蛋换盐），孩子的学费，也要靠攒鸡蛋卖钱来缴。因此社员们把老母鸡称作家中的“小银行”，那鸡屁眼儿，也就是ATM的出钱口了。养猪养羊的作用更大。一头猪喂上一年，可以卖几十上百元钱，这些钱通常被社员用于盖房子、娶媳妇，或是买粮食度饥荒。

但是，有些干部左得出奇，养猪养鸡也被他们斥为“搞资本主义”，并且采取种种“毒招”，猛割“资本主义尾巴”。有的社队下令给鸡带“脚镣”，使其不能乱跑；有的社队规定养鸡者要扣工分、罚粮食。有的社队下令全面禁养家禽，说是养鸡损害生产队的庄稼，破坏集体经济。有的甚至在村子周围撒上农药，使家禽家畜不能出村。猪鸡都有腿，怎能不往村外跑？社员稍一疏忽，猪鸡就会被毒死。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结果，使得一些社员不敢饲养猪鸡，或是尽量少养，致使商业部门禽蛋、生猪的收购任务无法完成。于是上面又鼓励社员养猪养鸡，说是粮食超“纲要”，生猪也要超“纲要”，怎样才能超“纲要”，当然还要发动社员多养猪。一些社队为了完成上面交给的家禽、鲜蛋的任务，又采取按户平均分配的办法，逼各家各户完成交售任务。没养鸡的社员只好贴钱从市场高价上买回家禽，平价向国家交售。

至于做豆芽、磨豆腐、编筐篮、编席子、搞屠宰、打石头、捕鱼虾、外出包工，等等，更在禁止之列。县委（后来是革命委员会）认为社员搞副业，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反复下文称：“凡是集体能搞的副业坚决纳入集体，不准个人搞资本主义”、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并做出了《关于堵死资本主义道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决定》，简称“关于堵死资本主义道路的十条决定”，其中有“加强自由市场管理，严禁一、二类物资进入市场；外出劳力全部招回，不准在外面搞资本主义；不准副业单干，把砂石生产和‘五匠’（木匠、铁匠、瓦匠、皮匠和理发匠）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等等。并派出路线教育宣传队，进驻各公社，狠抓搞资本主义典型，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那些搞贩运家禽或粮食的人，不但被反复批斗，而且被戴上投机倒把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某公社书记因灾荒之年严重缺粮，提出“只要路线沾点边，战胜灾荒再改变”的口号，放手社员搞副业，被县里点名批判，说他不抓阶级斗争，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大搞修正主义。

私人经营的副业，改为大队或集体经营，说说容易，做起很难。我所在的生产队曾经搞过“水作业”，即豆腐坊。不但磨豆腐，而且打豆饼、压千张、做凉粉。我也被队长抽到水作业上工。我不会技术，便和一个年龄相当的伙伴负责干挑水、拐石磨等体力活。我们先把豆子磨成浆，以后的加工由年龄大有技术的人来干。起初水作业生意尚可，后来生意越来越差，不但干水作业的人之间有矛盾，队干部也对水作业是否开下去意见不同。一年下来，赚不了几个钱，后来便关门大吉。其它生产队搞的种种副业，也大多因亏本而短命。

“堵死资本主义的路”，其实是堵死社员的活路，使他们终年累死累活而不得温饱。